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一

1870 年 9 月 4 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 9 月 4 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 9 月 4 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 9 月 5 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

① 见本卷第 29 页。——编者注

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10 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 1871 年 1 月 28 日 30 ，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 31 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①。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 9 月 4 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

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 32 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①，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 1867 年 7 月 31 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 33

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 5 号）经理时盗用 30 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

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 1868 年 12 月 11 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

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34 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① 《复仇者报》1871 年 4 月 28 日第 30 号。——编者注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 1871 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茹尔·费里在 9 月 4 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饥馑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①；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 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

-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体的监狱产婆的角色。35 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36 1840 年 3 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37 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

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 年 1 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 38 ，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 48 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从议会的意义上说〉。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 48 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 39 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

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没有超过 48 小时而已。

① 恩格斯在 1871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英国，普通刑事犯服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发给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出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编者注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 40 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

成了秩序党 41 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活：“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 1840 年的伦敦公约 42 到 1871 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43 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 1840 年 3 月 1 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在波尔多的

时候①，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 1869 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

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从前 1830 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 9 月 4 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中的一项明确条文，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签订和约，就由它来签订。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 44 。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成为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 年 1 月 5 日在众议院的发言）来说，

“一向只靠三个招数：入侵别国、发动内战、制造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 45 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 1816 年的“无双议院 46 ”①。在 1848

—1851 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

① 在 1891 年德文版中是“1871 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容克的议院）”。——编者注

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47 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 50 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 50 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 5％的利息 48 。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 49 ，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 50 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 9 月 4 日取消了的戒严又

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 51 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 20 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 52 ，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

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