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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 2 倍、3 倍、5 倍或 10 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下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赎买出租住房⋯⋯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社会⋯⋯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通过这种交易来使用劳动力，让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辉煌的追求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 10 家、20 家、30 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 6 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 1/15 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 4 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 5 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 1/36，

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 11 个月，承担了上昂格尔小巷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 11/180 的所有权。以后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担了圣加伦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 7/360 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 23/180 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 347/56223 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 20 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

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 300 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 136 ，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动交换市场 137 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 100 年来所顺从的潮流

——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 100 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

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138

在 1872 年 3 月 16 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

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