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获取平衡第十四章 新的共同目标

当今这种组织形式的现代工业文明正猛烈冲击着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其汹汹来势令人震惊，而其可怕的后果正迅速显现出来，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确认、难以理解其全球影响，难以采取及时的、行之有效的对策。那些孤立无援的抵抗战士们已开始反击，他们亲身体验到这一摧毁一切的力量， 以一种让人振奋但总体看来却难以奏效的方式颇为令人同情地奋斗着。这并非由于他们缺乏勇气、想象力或技巧，而是因为他们所对抗的正是现今世界文明的逻辑系统。只要这一文明带着其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前进，鼓励人们为短期利益而去操纵自然界，榨取自然界， 那么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继续其摧毁地球的进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为而转移。

我已开始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大胆而又明确的行动了：我们必须把拯救环境作为我们这一文明的中心组织原则。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已投入到一场史诗般的战斗中，去扶正我们地球的天平，而这场战斗的胜负将仅仅取决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充分觉醒，共同意识到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从而投入到一场全球努力之中。现在已到了认真考虑如何实现这一点的时候了。在以前的章节中我曾试图从各个学科所提供的视角去理解这一危机、其中有地球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信息理论、心理学、哲学以及宗教， 而现在我想从我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有利条件这一点去考察，面对这一危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政治，从广义上说，是我们进行集体选择和决策的手段。我们现在正面临一系列艰难的选择，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政治艺术必须包含在确定这些选择的性质之中，包含在唤起公众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紧迫危险之中，包含在促成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决策之中，而这类集体行动有较大的成功希望。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目标取得足够的共识，就能够获得我们所追求的成功。尽管这需要艰难地改变那些既有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但重建地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这一使命既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关注社会公正、民主政体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 承担医治环境创伤这一使命意味着再次献身于杰弗逊所信奉的事业，即实现那种不仅是美国人的，而且是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使命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将是保证得到全面的、并非一蹴而就的变革所需的共识。但幸运的是，所需的这种广泛的机制变革和共同努力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虽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过这种共识，但在现代历史上，把确立一个单一的共同目标作为每一个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循的中心组织原则却在自由国家之间有过多次先例。最近的一例便是保证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所实现的联盟。这一联盟在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共同防止共产主义制度的蔓延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那种非凡的毅力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令许多人惊奇的是，这一联盟在这一世界观之战中为自由思想赢得了不断的胜利。这一战争从俄国革命时起一直延续到东欧的监狱看守们释放了那些“人民的敌人”时才告结束。而这些“人民的敌人”接着就被自由选举为

民选、民治、民享的民主领袖。这一政治地震从尼加拉瓜震到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直到前苏联垮台才停止。

能够取得这样颇具戏剧性的胜利应归于“自由世界”的人们所作出的自觉的、共同的选择。他们把战胜共产主义这一任务不仅限于其政府政策范围内，也把它当成全社会的核心行动目标。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占据了所有清醒的头脑或主导着每一个政策决定，而是说反对共产主义是一条基本原则， 隐含在几乎所有二战后西方所制定的社会政策与地缘政治战略之中。比如说，马歇尔计划就主要是为了加强西欧的能力，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蔓延。与此相似，麦克阿瑟重组日本社会和经济的蓝图以及杜鲁门在 1947 年对希腊和土耳其实行大规模援助的计划都主要出于相同的目的。在美国领导下组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它一些军事联盟也同样是这一核心原则的产物。美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对外援助不发达国家，部分出于无私的动机，但主要出于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需要。当然，有些决策的实施是痛苦的，代价高昂并颇有争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核军备竞赛，卖武器给那些独裁者，除开反对共产主义苏联以外，他们在各方各面都与美国人的价值原则格格不入。几乎对外政策和有关国家安全的决策都是为了实行同一个原则。尽管其中有一些这样那样反映出判断错误，但这一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并继续引导着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民主观念正慢慢赢得这场战争。

反共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有时其形式出人意料。当我们在美国修建州际公路系统时，授权使用资金的国防州际公路法以多数票通过，部分原因就是这一举措有助于实现我们那压倒一切的目标，即战胜共产主义系统。苏联人于 1957 年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人轨道，显示出他们的技术优势，这时，美国实行了第一个联邦教育资助政策。这并不是由于总统和国会大多数人终于认识到了改善教育状况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培养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可以服务于和共产主义系统作斗争的需要。我们同时也启动了美国的空间计划，这也不是由于国会大多数人突然心血来潮要探索宇宙空间，而是因为这一计划与我们要战胜共产主义思想系统这一目标紧密相连。

许多这类计划其本身也有一定价值，很多支持这些计划的人主要为此而促进其实施。但他们从社会各界获得的大力支持却主要因为它们服务于我们为之献身的那一核心目标。献身精神有时会导致可怕的过火行为：麦卡锡主义诬陷浪潮和用人体做核辐射实验不过是两个例子，说明过火的热情是怎样导致灾难性结局的。但问题在于几乎每一项政策和计划都主要根据是否有利于我们的核心目标而进行分析，或拥护或反对。甚至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决策也被炮制出来，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大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欧洲鼓励工会运动，原因就是这些决策在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时是十分有效的。

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由社会怎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对骇人的障碍而坚持共同立场，献身于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但并非仅此一例。冷战之前，在美国和其它自由国家的决策中包含着一个更为艰巨的核心目标：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工业、商业、农业和交通都力战争而动员起来。在二战中，我们广泛推行了回收再生计划，这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因为它有助于赢得战争。众所周知，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甚至还有我们的花园都在拯救

文明世界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值得记取的是，我们毕竟等待了许久才最终开始正视希特勒和纳粹独裁统治的挑战。许多人不愿承认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作出后来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规模的贡献，大多数人宁愿相信这种威胁可以仅凭愿望或微不足道的一点牺牲就自行消失。在这一可怕的事实被接受之前许多年，一位西方领导人雄辩有力地大声提醒人们这正在酝酿之中的、即将到来的风暴。丘吉尔毫不妥协地坚持要求，一切都必须立即服从确保战胜希特勒这一使命的需要。张伯伦签署了 1938 年慕尼黑协议，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了希特勒以换取他保证不再攫取更多的别国领土，大多数英国人兴高采烈并支持这一后来被谴责为绥靖主义的政策。然而，丘吉尔却抓住了这一事件的实质以及所面临的那一不可避免的冲突，他说道：“我并非不愿意看到我们忠诚勇敢的人民在听到目前已不再要求他们去经历痛苦磨难的消息时所爆发出那种自然的、情不自禁的欢乐与轻松的情绪；但他们应该了解真相⋯⋯这仅仅是偿付代价的开端。这仅仅是从那苦涩的杯中所尝到的第一口苦酒，它将年复一年地送到我们的唇边，除非我们的道德机体最终康复，我们的斗志重又高昂， 我们再次觉醒，站到为自由而战的前列。”

同样，我们顺从地听任世界上的雨林消失，其中的生物物种灭绝；听任佛罗里达大沼泽、咸海、太平洋西北部古老的大森林、中东的地表士、喜马拉雅山的土壤和植被、贝加尔湖、萨赫勒等等消失；我们顺从地接受了并非注定的每日 37000 名儿童的死亡，平流层日见稀薄的臭氧层，以及对自人类的黎明时期就己熟悉的气候平衡的干扰破坏这样一些事实。一杯杯苦酒，只是“偿付代价的开端”，只是那渐进的、日益严重的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前奏。我们将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这些事实，它们将或迟或早激发我们去采取行动，并使我们确信必须进行反击。把努力拯救全球环境作为我们文明的中心组织原则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个意义上说，它意味着确保大家普遍认同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组织原则，而且形成这种共识的方式尤其重要，因为这将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设定目标和优先事项。历史上，取得这种共识往往仅在社会本身的存在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之时；而这一次，一旦危机的后果到了足以使公众瞠目结舌，更别说到了惊惶大乱的地步，那么这一危机恐怕就不可逆转了。这一次的危机有一条长长的导火线：自然的进程并不立即把我们所造成的破坏全部显示出来。而一旦开始启动，在我们的作用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将很难逆转。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待着出现明显的灾难逼近的迹象，而应立即着手就这一新的组织原则达成共识。

自觉自愿地接受一个新的中心组织原则意味着全力投入，意味着利用每一项政策和规划，每一项法律和法规，每一个条约和盟约，每一种战术和战略，以及每一次计划和行动；简而言之，利用一切手段去制止毁灭环境的行为并保存和养育我们的生态系统。政策的微小转换，对正在实施的规划修修补补，法律和法规的温和变动，漂亮的言辞而非实际变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绥靖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用来满足大众的愿望，他们宁愿相信奋争、牺牲以及社会的剧烈变革并非必需。这次危机中的张伯伦们所带的不是雨伞，而是戴着“软檐帽和太阳镜”——据说采取这一补救措施是根据一位前内政部长的建议，他认为要应付因臭氧层损耗而造成的强烈紫外线辐射， 这不失为一项恰当的措施。

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适应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一

切。适应当然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但那些提出把适应性作为主要对策的人实际上正在支持另一种形式的绥靖政策。当然，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令人宽慰的消息：一切正常，无需画蛇添足， 对那些认为自己有理由洋洋自得的人，这种消息几乎总是受到欢迎，甚至是一种奉承。

但目前这种拖延政策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道德影响，就像当年我们试图推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一样。当时也和现在相似，真正的敌人是一种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在纳粹德国，紊乱的思维被制度化在专制政体及其教条和战争机器之中。今天，一种不同形式的功能紊乱表现在穷凶极恶而又永不餍足的消费倾向及其教条和永无止境的资源需求机制之中。极权体制与消费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危机对于先进的工业文明来说是独特的：两者都是异化的范例，都是技术至上主义的恣意横行。正像极权体制摧垮了个人自由并将其并入“国家”概念一样，这种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摧垮了个人自由，将其转变为如何消费的欲望，甚至在它助长那种人类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时仍是如此。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有关我们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

拯救全球环境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消灭希特勒的斗争更为艰巨， 因为这一次是向我们自己开战。我们只有自己这样一个盟友，而同时我们自己就是敌人。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怎样才算胜利以及怎样才能确认我们取得了胜利呢？”

我如此频繁地提到反对极权体制的斗争，并不仅是为了运用类比这一修辞方法，而是因为我相信，正在开始的拯救环境的努力是这些斗争的继续， 是捍卫真正的自由和人类尊严这一长期斗争的新的关键性阶段。我的理由十分简单：大致说来，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地球负有具体责任的、享有自由的人们是它的最有效的维护者、捍卫者和管理者。不管在哪里，只要这种责任感被淡化或让位于其它紧迫事务，那么对环境的关心和管理的程度就可能降低。例如，当一位短期租种土地的农民受资金所迫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牟利时，那么土地则最易成为受害者。当木材公司管理人的年度定额以其每个季度的利润为标准时，那他们就可能砍伐树龄较小的树木，不怎么考虑为将来的收获而大力栽种树苗，而且更不太顾及这种做法通常所导致的水土流失。当处于民主体制下的选民们认识尚不充分或信念不足，并未打算让他们的政治家们为他人污染空气和水源的行为而负责时，那么这些政治家们便不愿意强调人人拥有自由享用公共财产的权利而去谴责他人的破坏行为。

这些弊病出现在自由国家这一事实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说明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或民主的原则应受到谴责，就像不能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在一开始的 74 年中仍存在着奴隶制而谴责代议制民主一样。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这些美国的缔造者们在构想自由及其保障机制时所表现出来的高明之处并非体现在他们于 18 世纪末所拟订的那些法律制度具有永久性和完美性，而是体现在被他们尊奉为主导原则的那些真理之中。在涉及这些真理时，后来的人们可以自己去解释并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去解释自由的意义，在新的认识、变化了的条件以及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去解释它的意义。

在制定宪法的那一代人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在涉及沦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未能正视全部现实。他们觉得自己与不同肤色的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他们未能理解他们为自己和所有那些与自己“同

命运”的人而努力捍卫的权利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普遍权利。与此相似，大多数人在涉及妇女的选举权时也末能正视现实。但这种状况并未妨碍下几代人更完整深刻地理解蕴涵在宪法中的真理，虽然这些真理在那些首先勇敢地把它们用作民主体制基石的人们眼中并不那么清晰。

今天，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大多数人，在涉及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未能正视全部现实。我们所继承的那种人类与地球相分离的哲学观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无法认清我们的共同使命，使我们在生态灾难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点就像前辈们关于自己在道德上和精神上与奴隶们是否相关的认识引发了灾难性内战的情形一样。

民主观念中所蕴涵的最重要的许诺就是享有自由的人们在有了自我管理的权利之后将表明他们是主宰自己命运的最佳人选。这一许诺是在对抗各种敌对观念的挑战中得以实现的。那种我们可被分为奴隶和自由人的主张，那种只有男子才应享有选举权的认识，那种自由国家的共同决策会在对抗极权体制的单一意志中逐步瓦解的观念等都已烟消云散，而我们的原则却始终存在。但现在一个新的挑战，即全球环境正面临威胁的挑战，可能会夺去我们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对这一挑战作出的回答则必须成为我们的中心组织原则。

这一原则的实施在任何一点上都与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并行不悖。但正像废除奴隶制要求完整理解民主体制与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一全新的斗争将要求一个有关民主体制与自由市场如何相互促进的更宽泛的概念。正如将民权扩展到包括妇女和非洲裔美国人时要求更深刻地理解民主体制的意义以及更广泛地确定所有人都拥有共同的权利一样，这种全球性挑战将要求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今天与所有人的联系以及我们对子孙后代所负有的责任。

我们必须认清：除非我们能够逐步理解这一点，否则我们将无法兑现自由的诺言。

毫无疑问，以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为武装，我们就能够在全力拯救环境的努力中获得胜利。但这种努力将要求政府更加尊重个人的政治和经济自由； 它还要求采取重大措施以保证个人既拥有能够理解这种挑战的重大影响所必需的信息，也拥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去管理好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些已经觉悟的个人仅凭单枪匹马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可一旦足够多的人愿意把拯救环境当成自己的中心组织原则，那么我们就能够进展神速， 胜利就将在望。

但在那些已经自认为自由的国家，还要求实现一种新的政治前提。如果这一社会还需要一种组织原则的话，那么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伴以深刻理解个人必须接受的对社会的责任。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学问题，这就是说，它涉及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事实上，西方许多人所感觉到的那种深刻的世界观危机已经出现，部分原因就是这种平衡已被打破。我们已经过多地强调了个人权利，离任何意义上的责任或义务都已太远，以致现在很难有效地维护任何属于整个社会或国家的权利，更不用说那些合理地属于全人类或子孙后代的权利了。今天，激起足够强烈的公众舆论去阻止践踏被称之为生态权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凸显那些受害者，凸显那些被这种行为或对环境有害的行为所伤害的个人。那种对社会、对整个世界或对子孙后代所造成的损害也应被看成是对这些个人的损害；他们的权利与我们的个人权利极

为相似，我们愿意去捍卫这些权利，因为我们毕竟也可以因此而使自己得到所希望的那种保护。

这种与社会相分离的情形十分明显地与那种认为我们与地球相分离的观念有关。两者不仅仅有着相同的哲学起因，即无条件地相信个人智慧的力量， 也有着相同的解决方案，即接受一种较为平衡的思维方式，接受有关我们与世界、我们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间的平衡。重申我们与他人的关连涉及到一项责任，也就是我们加入到他人中间，充分有力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那些权利，诸如呼吸洁净的空气和饮用洁净的水的权利；这些天然地属于他人的权利同样也属于我们，并且被置于全社会、全民族或全世界的整体背景之中。

对这一新的组织原则构成的另一个威胁来自普追的腐败现象。腐败现象既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生态学问题。腐败现象污染了健康可靠的管理模式，污染了民主政府以及我们共同管理环境的能力所依赖的那种管理模式。几乎在每一个环境遭到破坏的事例中，腐败现象都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瓦解了政治体制对环境恶化的初步迹象作出反应的能力。

既然腐败渗透整个体制，于是许多人也就麻木不仁地默认了那种司空见惯的惰性，而这种惰性使得腐败现象继续发展。然而，为了使这一新的中心组织原则有效地建立起来，必须把政治腐败看作是一种邪恶的污染，本质上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类物质污染一样邪恶。

与此相类似，继续容忍普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样具有腐蚀作用，它腐蚀了我们去酝酿那相互间的、持久的并且是充满活力的首创能力。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倡导社会正义和保护环境都必须同步进行，不管是在制订国内政策还是在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设计制订“南北”协议时都应如此。没有这种责任感，就无法考虑迫切需要的那种“全民努力”。但第三世界国家对工业国家的动机所进行的冷嘲热讽的抨击已使穷富国之间的对话受到损害。不过最近这种对话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有诸如“环境抵债”一类的提案，即取消债务以换取保护环境方面的合作，保护那些己受到破坏威胁的环境。

迅速改善经济状况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无法剥夺他们的这种希望，不管这在环境方面要付出多大代价。因此，我们无法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选择。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们应该接受那些显然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呢？谁敢说发达国家已准备放弃工业和经济增长呢？谁会宣称富国为了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而准备在牺牲舒适的生活水准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呢？

工业国家必须理解的是，第三世界在是否发展经济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人们希望第三世界依照一种更为理智的模式去发展而非依据迄今为止迫使他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发展经济。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贫穷、饥饿和疾病就将吞噬这些国家的全部人口。早在这种状况到来之前许久，整个社会就将经历一场革命，一场政治混乱。并非不能想象，由此会导致的战争，甚至使用原始粗陋的核武器，因为我们对技术的管理普遍显出自己的无能，核扩散仍在继续。当然因争夺洁净水源这样一些自然资源本身也可能引发战争。

最后，我们必须史为深刻地理解发展本身的含义。许多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早就认识到需要富国和穷国协调一致地努力去创建一个更为公正的世界

文明。所谓的发展现在已成为富国帮助不发达同家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手段。这种帮助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这类多国机构去实现的。不幸的是，这些国际发展规划对那些受援国来说常常是灾难性的，因为所涉及的许多大型工程强行推动工业增长，即使这种增长威胁到环境平衡时也在所不惜。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发展规划中常见的这类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危险的。在工业国家资助的工程与第三世界的需要之间几乎从未有过像样的平衡。其结果就是，大量的此类工程最终是弊大于利，不但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干扰了社会稳定。所付出的部分代价就是一些人就此得出了消极、颓丧和简单的结论：这种发展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无益的。一个可悲的例证就是孟加拉国国的大片地区于 1991 年遭受水灾后的悲惨结局。疾病、饥荒和水患夺去了大批生命。工业国家的软弱反应似乎表明，他们己彻底屈从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灾难当然是悲剧性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无法避免。不仅如此，一些严肃的分析家们竟辩解说，西方提供任何援助都是不明智的， 因为在那些易受水患的低洼地区重建居民区，给那些否则就将饿死的人们提供食品，会使人口增加，从而只能在下次洪水到来时造成更大的惨剧。

除非工业国家重新理解怎样去提供有效的援助，理解什么样的发展是合理的，否则在面临这类可怕的惨剧时将会出现更多的这类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放弃论调。我们这些身在富国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既然这种发展方式无法奏效并且使问题更加恶化，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在那种冷漠地淘汰人类种族的大规模死亡面前沉默不语。

压迫力量总是依赖于这种沉默不语，依赖于大众默默地顺从那些仅仅对巩固自己的权力感兴趣的人和机构。但自由世界应该大大感谢那些曾抵抗可怕的统治力量的人们，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对那些不愿在环境恶化面前保持沉默的人们己欠账太多。确实如此，显示了这种抵抗力量的最感人的那些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抵抗者们常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2 年冬，列宁格勒市正处于纳粹坦克的包围之中。在那 900 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市民们承受着炮火与空袭的轰炸，但最可怕的还是饥饿。在包围解除之前，约 60 多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饥饿。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食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充饥，锯末、老鼠以及野草。

列宁格勒的瓦维洛夫研究所是一个生物和农业研究中心，那里的 31 位科学家留下来保护所收集到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和种子。这些种子和植物是在传奇般的生物学家、基因工程学家以及植物考察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的领导下从它们在世界各处的原生地精心采集来的。瓦维洛夫曾因“破坏农业”而遭斯大林主义者的监禁。与其说他的同事们担忧纳粹德国的扩张或斯大林扩大古拉格群岛，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工业文明扩展到自然界的某些区域，那里尚保存着独一无二的基因资源，而这些资源则主宰着世界上的食物供应和遗传多样性。由于这些区域正处于另一种包围之中，因此这个研究中心的标本对许多种类的粮食作物来说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仅存的环节。但就是在列宁格勒遭到轰炸的时候，瓦维洛夫的同事们为了更新其标本的基因世系而英勇地栽种了新一代作物。而当老鼠学会了为获取食物而把盛有种子的铁盒从架子上推下来时，科学家们便开始轮流值班以护卫他们的基因宝藏。

周围都是可食用的种子和植物，如稻米和土豆，但却有 14 位科学家在

12 月死于饥饿而未去动用他们那宝贵的标本。人们发现研究中心的稻米专家D.S.伊万诺夫博士死在办公桌前，而他四周堆着成袋成袋的稻米。据报道， 他在死前曾说过：“当全世界都陷入战火时，我们将为所有的未来者保卫这些收藏。”

这些科学家们的英勇事迹是无数典型事例中的一个。在本世纪的这场战争中，那些有正义感的男男女女们在抵抗运动中英勇战斗在敌后，他们力图减缓那不可阻挡的极权主义战车的前进势头。他们都明确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必须与之斗争，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些人受宗教的价值观念所驱使；另一些人则出于民族义愤；还有一些人则出于正义感。实际上，几乎所有抵抗战士及其抵抗运动在实际战斗中不过杯水车薪。但大多数在最终组织战略反攻时成为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成功地延缓了敌人的前进以使我方获得足够的喘息之机。最为重要的是，当世界上大多数人在关注其它事务时，是他们拉响了警报，不仅仅是用一般的语言，而是用那种富有感召力的、充满勇气与正义感的言辞。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关注的是其它事务，闭眼不看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可怕蹂躏。但现在警报己响遍全世界，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充满勇气与良知的声调。一批新型抵抗战士涌现了，他们英勇地抗拒着不可一世的力量。这些男男女女们已明确意识到，这一野蛮的力量正在蚕食森林和海洋，大气和水源，风和雨，以及生命本身丰富的多样性。

他们与命运作斗争，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压倒优势，但却通过短促袭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短促袭击减缓了大规模破坏的进程，并且有时真的拯救了他们所奋起保卫的这一生态系统的某个角落。在斗争进程中，他们不仅是勇气与智慧的典范，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这些来自前线的情报表明什么是可行的，而什么行不通。在呼吁人们武装起来井组织规模庞大的行动去保护现已陷入困境的环境平衡的过程中，这些抵抗战士们正拼尽全力以引起全世界去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他们激发了我们这些对这一危机已有所认识的人的斗志，因此他们的事迹至少应在这里讲述几件。

作为个人，今天的抵抗战士通常都具有心理学家们在经历了二战的那些人身上所发现的个性特征。不管这些新战士们住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住在出现环境危机的工业国家的某些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些普通人，都有深刻的善恶意识，而这种善恶意识通常是由他们强有力的并且关怀备至的父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的。他们顽强地拒绝改变其原则，甚至在敌对力量显得不可战胜、会置他们于死地时仍然如此。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高法院法官 T.巴尼特，他也是总理的宪法顾问。巴尼特险些被刺杀，不得不于 1989 年 12 月逃离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是在他提交了一份颇具胆量的长篇调查报告后所发生的事情。他调查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规模砍伐森林的状况以及有关木材销售公司营私舞弊的传闻。他那份长达 20 卷近 6000 页的报告描述了耸人听闻的滥用职权现象：日本公司对高级政府官员行贿；在森林中建立强迫劳动营，迫使当地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每周工作 7 天；惨无人道地摧毁他人家园；大规模逃税以及普遍的腐败现象。

虽然政府指定巴尼特去进行这项调查，但当局并未打算接受他的调查结果。与腐败有关的文件被故意烧毁；他的最终报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被官方

扣压下来。他点出的公司有三洋和住友，这些闻名于世的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留下了大规模毁灭森林的劣迹，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又成了他们的另一个目标。

与巴尼特开始调查的同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北 2000 英里之遥的地方，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几千名本地居民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封锁了深入热带雨林的伐木通道，拼尽全力要阻止毁灭性采伐。在沙捞越也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样，一项调查揭示出，主管森林的政府官员们据说从那些想毁灭森林的公司那里接受了钱而作出了让步。出于商业上的压力，政府很快通过了一项法律，确定封锁伐木通道为非法。当水土流失现象日益严重以致当地水源已遭破坏而无法饮用时，本土居民，其中包括彭南族、肯亚族、卡亚族、克拉比族以及龙巴望族和伊本族，终于开始介入这一事件并将其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依靠这一正在迅速消失的森林而生存的人们尤其悲惨。尽管这些抵抗战士们战胜强大的反对力量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他们的英勇气概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浪潮，至今尚未平息。

彭南族是沙捞越本土居民中的一支，他们在一个叫作“地球之友”的环境保护组织的帮助下向美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在一个冬日，他们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看上去有点像另一个世纪的来客。他们头上戴的草帽和那些木制手镯是他们家乡文化仅存的一点迹象。他们身穿借来的毛衣以抵御不习惯的寒冷。彭南人通过一个不畏艰难而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的译者描述了那些伐木公司如何安装了强光灯日日夜夜持续不断地毁灭着森林。像那些处于被围困的城市中已被炮火吓坏了的居民一样，他们述说道，即使是季风到来、暴雨倾盆也无法减慢链锯和伐木机械摧毁其祖辈家园的步伐。临走之前，他们交给我下述声明，它已被翻译为并不流畅的英语：

彭南人拥有的几乎所有的森林已消失了。河水已经变得混浊不堪，特别是在像目前这样的雨季之中。许多村民感染了疾病。孩子们经常肚子疼。食物不足。我们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如果幸运的话，也许一两天之内能够找到一些食物⋯⋯草药也很难找到。当我们于 1987 年 7 月至 10 月建立了封锁线之后，情况有所好转。河水开始变清。毁灭森林的行为暂时停止了⋯⋯许多警察和士兵带着武器、开着直升机来了。

我们说，涉及彭南人的问题使我们建立起封锁线。彭南人想要回祖辈的土地和森林。那些警察和士兵回答说有了新的法律。假如不打开封锁线，我们将被抓起来送进监狱。我们彭南人不想用武力和他们对抗。我们不想让家庭和村民们受到伤害。当那些警察和士兵打开封锁线时，我们并未抵抗。我们去找警察帮忙，但他们不来。只要公司一开口，警察就来了，驻扎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很长时间不走。新法律为什么这样严厉？我们要能帮助我们的法律。但这新法律太让人失望了。我们没有被武器所消灭，但我们的土地被夺走以后，也就等于消灭了我们。

这是这场战争的前线，横扫全世界的这场对抗自然的战争的前线。彭南人的这些话令人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埃塞俄比亚人在 1935 年面临墨索里尼的

军队入侵时所发出的哀求以及匈牙利人在 1956 年苏联坦克隆隆驶过他们的街道时要求援助的呼吁。无权无势的弱者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但那无情的、永不餍足的力量蚕食和掠夺地球的行径将很快唤醒人们的良知。他们直到现在才开始理解这些警号以及那些被压抑的、请求帮助的呼喊。M.尼亚默勒牧师在他那颇为有名的讲话中谈到纳粹是怎样得以征服整个社会的：“在德国，

纳粹首先扑向共产党人，而我并未大声呼吁，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然后他们扑向犹太人，我也未大声呼吁，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开始对付工会，我仍未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也不是工会分子。后来他们转向天主教徒， 我仍未说话，因为我是一个新教徒。最后他们转向了我，但这时已没有人能够为我说话了。”

有一个人曾为这新的抵抗运动大声疾呼过，他就是门德斯。1988 年末， 参议员 T.沃斯、J.汉兹和我以及众议院议员 J.布赖恩特、G.西科尔斯基与一个观察员代表团一道前往巴西去会见门德斯。他当时大概已成为近年来这些抵抗战士中最有名的一个了。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刚刚被一帮富有的大地主们暗杀。门德斯是亚马逊地区阿克里州人，他组织并领导着采胶人，他们收获热带雨林所慷慨奉献的、可再生的果实：水果、坚果、还有橡胶。他们从橡胶树上割取胶汁，做成橡胶。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保护雨林，但他们现在却成了那些追求商业利益的人的绊脚石。那些人要利用这片森林，要把它推平或烧毁以便将来用作临时牧场。门德斯和那些采胶人一次又一次试图阻挡推土机开进雨林，并拒绝让那些破坏者们穿过雨林去点火烧毁附近的林地。此后，门德斯更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可长久实行的措施以使人们能从雨林中获益。他还推行了一系列颇具想象力的计划，鼓励农民们不要去摧毁他们的土地而是与之和谐相处。他对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逐步深化，他天然的领导才干也不断发展，最后他步入了政坛。但那些土地所有者们的财富和权力使得他注定要失败。当他再次向他们的权益发出连续不断的挑战时，随着一支猎枪的巨响，他们杀害了他，事情就发生在圣诞节的前三天，当时他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口。

到达阿克里后，我们会见了门德斯的遗孀伊尔扎玛以及门德斯在采胶人运动中的同伴，他们发誓要继续与毁灭亚马逊地区的行为作斗争。他们的战斗远未结束：这场运动中的许多并不像门德斯那样知名的人也被杀害了，而且如果没有全世界有组织的支援，就无法保住这片雨林。但门德斯并非白白死于暴力，因为他的死亡把全球的关注目光都戏剧性地聚集在对世界上这个最典型的生态系统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上来了。门德斯很想活下去，但他也准备好了死亡。在他最后一次访谈中有这样的预言：“如果天使下凡并保证我的死亡能使这一斗争发展壮大，那么这倒是一个公平的交换。”

如果门德斯地下有灵，那他就会十分赞赏一位名叫 W.马特哈伊的杰出的肯尼亚妇女。马特哈伊理解在植树这一简单行为中所蕴涵的力量，创立了绿色地带运动，组织妇女植树来防止水土流失。这一运动的成员现已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栽种了 800 多万棵树。1990 年秋，我在肯尼亚乡间和绿色地带运动的成员一起呆了一整天。他们向我解释说，植树活动还为妇女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机会，她们相互间分享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并传播控制生育的技术。不仅如此，她们的苗圃现已成为本地食用作物的基因库，精心保留了那些可适应肯尼亚各地不同海拔和土壤类型的局部环境的物种。马特哈伊在运动的初期曾遭受迫害并被监禁，但她现在已声名远扬，没人敢对她轻举妄动， 而且对她们所施加的大部分迫害行为也已停止。

从马特哈伊的例子中，全世界都可汲取另一种有关可行性的教益。她和她的同伴们以经济利益为诱因来鼓励人们植树，她们发现了一个有助于确保她们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报偿并非来自于栽种之时，而是来自度过精心哺育

阶段并成长壮大自立自强之后。在全球计划生育的倡导者中，最富有特色的一位就是泰国的默猜·维拉瓦伊达，他常被人们称为“控制生育方面的 P.T. 巴纳姆”。泰国的人口增长近年来大大减速，从 1970 年的 3.2％到 1990 年的不足 1.7％。维拉瓦伊达滑稽幽默的宣传倡导为此作出了贡献。他说：“假如你能使人们谈笑风生地议论计划生育这一话题，那么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尽管他的一些宣传招数可能显得有些非同寻常——如其中有用避孕套吹气球竞赛；有他称之为“警察与橡皮套”行动，即让交通警察在新年前夜分发避孕套；还有给那些卖够一定量避孕套的出租汽车司机支付汽车保险金的计划

——但他同时建立了由几千个计划生育中心所构成的网络系统，这些中心在泰国与爱滋病所进行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门德斯、马特哈伊和维拉瓦伊达身处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身于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们一样，他们并未给这一新的事业带来任何需要特别训练或丰富经验才能掌握的东西。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献身于拯救环境的人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只不过具有较敏感成熟的善恶意识以及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他们并不是那种爱寻衅闹事的人，但他们在面临不公正现象时却勇于挺身而出。

家住田纳西州图恩镇的斯特林夫妇也并未寻衅闹事。他们当然也从未想到他们的善恶观念会最终包含在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两条新的、约束危险性化学废物处置方式的联邦法律之中，这也是在废物处置案中由陪审团所通过的最大的法律判决案中的一个。他们开始时只是发现他们水井中的水味道变得有些特别，后来他们才明白，这种怪味源自从 75 英里外的孟菲斯开来的卡车在他们的土地附近的沟里所倾倒的不知什么东西。他们明白这不公平。

有时一个较大社区的普通居民会全体奋起抗争。几年以前，一个名叫布朗宁—费利斯工业公司的废物处置企业通过一个有名无实的代理人开始私下购买田纳西州亨德森县第 40 号州际公路旁的一大片地区的全部租用权。1983 年圣诞节前夜传出消息：布朗宁—费利斯工业公司计划在亨德森县北部建立一个区域性大型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圣诞节早上，这个县的两万多居民几乎顾不上打开他们的圣诞礼品就开始着手反击。几个星期之后，每一个小学生都完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招贴画，以个人不同的方式描述了为什么必须反对布朗宁—费利斯工业公司的计划来保护亨德森县的环境。这些招贴画贴满了法庭从一层到三层的每一寸可用墙壁。要说孩子的父母们对建立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而忧心忡忡是不准确的，他们对自己能够阻止这一计划信心十足。正像他们之中的一位名叫布洛克的妇女在听证会上站在一大群点头赞许的男女面前所说的那样：“你们不明白。那东西决不会建在我们这儿的。”

这一运动与所谓“这种事不能发生在我的后院”的那种本能反应不同， 它的组织者坚持进行耐心细致的收集和分析事实的工作，其中不仅包括这个公司提出的计划，还包括所有处置这类由布朗宁—费利斯工业公司运送的危险废物的计划。几个月之后，在离此地不远的田纳西州杰克逊镇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些在废物处置技术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们证实说，亨德森县的人们远不像代表布朗宁—费利斯工业公司的那些支持这一废物处置设施的所谓“认真负责”的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些感情冲动、头脑发热的人们，他们在解释那些化学书籍和科学研究报告方面毫无差错。而这些资料表明这一处

置废物的计划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最后，在亨德森县或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能建起这些设施。布洛克和她那名为“人类反对致命垃圾”的团体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发展全州以及全国的立法斗争中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的道德权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真理在他们一方。这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因为亨德森县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共和党人占大多数的地区之一，而这次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毫无例外地大批加入到这场抵抗运动中来了。

然而，有些“后院”却已经遭到严重污染。看一看地处巴吞鲁日与新奥尔良之间密西西比河下游谷地的癌症走廊吧。美国 1/4 以上的化学产品出自那里，而全国某些癌症的最高发病率也出现在那里。P.布赖恩特是一位非洲裔美国政治活动家，他于 80 年代初在圣查尔斯县组织公共住房租住者运动， 开始投身于政治活动。现在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居住在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蒙桑托联合公司附近的儿童所患的多发性眼疾和呼吸道疾病上来。在他看来，癌症走廊之所以存在，原因就在于种族歧视和那里的人们在政治上任人宰割的状况，而许多人都持有和他相同的看法。

我在亚特兰大召开的一次大部分由白人出席的南部环境大会上见到了布赖恩特。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环保主义者大多是中产阶级人士。大家都说英语，但我们所说的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效力。大家必须抛开那些使我们相互隔离的习惯而共同努力，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也该这样做。”他的想法还真的实现了，他组建了一个环境与劳工组织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提出一项路易斯安那州有毒品规划，对路易斯安那州于 1989 年通过第一个空气品质法案起了很大作用。

但这一联合体并未就此寿终正寝，布赖恩特就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已不仅局限于癌症走廊了。第二年参议院审议清洁空气法，布赖恩特和一个与他的规划相关的全国性团体提醒我注意一个极为明显的漏洞：这个法案竟允许那些公司通过购买处于其设施下风方向的一片区域来排放有毒空气污染物（那种最为致命的空气污染），以此规避较严格的排放标准。这些区域被环保主义者们称为“死亡地带”，没有人居住并通常紧邻贫民区，而贫民区中的房地产价值也会因此降低。每当风向改变，那些预计会落在死亡地带的有毒污染物当然就会飘落到其它地方，而最常见的情况是飘落到那些贫穷的黑人家庭居住区。这一全国性联合组织有助于通过一项修正案来弥补这一漏洞。

由于那些为贫穷和受压迫的人而奋斗的社会活动家们始终担心环境保护运动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最感迫切的问题上转移到它处，于是布赖恩特的看法便显得尤其重要了。情况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环境是这个国家的最大问题。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我渴望自由，但得到的是一个遭到了严重破坏的环境，这将使我的希望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如果我们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长足的进步，那我们就不得不实现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联合。”

当然，有时那种“后院本能”反应会产生怎样以及在哪里设置那些不受欢迎的设施这类问题。事实确实如此，那些争辩最激烈、火药味最浓的政治议题就是那些在某地设立新的垃圾填埋点或倾倒站而其附近的居民却感受到威胁的提议。不过我发现当一项这类计划确实颇有益处时，那些正在反对它的人往往缓和了他们的立场，或至少已不那么容易从外界获取支持了。而更常见的是，支持设立某项会产生严重环境问题的设施的人往往试图通过指责对方采取那种所谓本能的“后院”态度来转移人们对真正的问题的注意。尽

管人们在反对这些方案时有时确实过于自私了一些，但在我看来，这种“后院”综合症却是一个健康发展趋势的开端。实际上我确信，当“后院”一词的含义扩展到包含每个人所呼吸的那一部分空气时，对采取措施来保护全球大气环境的政治支持最终会大大增长。

发生这种变化的催化剂将来自科学的前沿阵地，来自诸如罗兰德这样的科学家。他曾于 1974 年发现大气中的化学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普遍使用氯氟烃，地球大气中氯浓度大大增加。但当他与在位于欧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一道工作的 M.莫利纳博士宣布了他们那令人不安的发现时，罗兰德却受到了某种形式的“科学迫害”。一时间，他受邀在科学会议上演讲的次数减少了。至少有两次，那些从这类“可疑”的化学产品中获利的公司威胁说， 如果罗兰德参与某项研究规划的话，他们就要撤消对学术研讨会的资助。但罗兰德有着坚定鲜明的善恶观念，决心要斗争到底。到现在他已斗争了 17 年之久。他和妻子乔安娜一起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为自己的观点辩解，并耐心地与所有对手周旋。

主要由于罗兰德坚定不移的努力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莫利纳和 R.沃森这样一些同事的协助，臭氧洞于 1987 年突然出现在南极上空时才受到全世界的注意。S.所罗门博士带领一个紧急科学考察队前往南极并证实了罗兰提出的假设。现在，许多国家终于开始行动了，氯氟烃的作用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然而，这种威胁生命的化合物仍在向大气中排放，有些国家仍拒绝加入到禁止使用这种化合物的全球努力之中。

一些抵抗运动成员已把保护环境的斗争从科学刊物和学术论坛领域扩大到自己的后院，又从那里扩展到大公司董事会和国会大厅。一位名叫 L.德雷珀的杰出妇女在自己的厨房中加入了这场斗争。我于 1989 年初听到了她那英勇的斗争事迹。当时她听到通用电器公司打算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氯氟烃之后不久，来到我的办公室寻求帮助。而实际上，通用电器公司已经开始排放这种化合物了。正如她给我讲述的那样（后来被通用电器公司所证实），一位修理工敲开了她位于马里兰州埃利科特镇的家门，对她说她那台较新的电冰箱上的压缩机有毛病，需要更换。实际上，一些通用电器公司的官员认为他们组织这一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返修计划是在表明他们的远见卓识与负责精神；他们打算更换大约一到二百万台可能会出毛病并使一些食品变质的电冰箱压缩机。

德雷珀说，那位修理工走进她的厨房，开始检查她的电冰箱。“接着他就叫我打开窗子。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不过我还是打开了。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一声巨大的“扑哧”声。”曾为环保组织工作过的德雷珀立即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旧压缩机中的氯氟烃正从她的电冰箱里通过窗户直接排放到大气之中。震惊之余，她向这位修理工提出抗议。当他解释说这不过只有几盎司时，德雷珀拒绝接受这一说法。她开始着手调查这次返修计划究竟涉及多少电冰箱并用总数乘以每台冰箱所排放的氯氟烃。最后，她确定在这次返修计划中至少有 125 吨、甚至多达 312 吨的氯氟烃会进入大气。她决心阻止通用电器公司的这一行动，但她陷入了两难困境的挑战：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通用电器公司的长期雇员，而她丈夫曾为这个公司工作过 10 年之久。开始时，德雷珀采取了最普通的行动：打电话给这个公司，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错在何处。公司回答说这么小的排放量根本用不着担心。于是她决定向当地和州政府官员投诉并最后找到了美国环保局。即便如此，她仍

未取得任何进展。当她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她已和公共利益调查团取得了联系，计划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发出呼吁，抵制通用电器公司的所有产品。公司对德雷珀坚持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回答。他们彻底改变了公司有关氯

氟烃的政策，成了这一行业中削减氯氟烃的带头人。他们制定的标准另一些竞争对手还须努力才能达到。通用电器公司还发明了一种特殊设备来搜寻、回收氯氟烃，使它不至于任意排放，并用它来清除环境中的氯氟烃以补偿他们在返修计划中排放这种物质所造成的损害。拟议中的抵制运动并未实施， 而这位原家长教师协会的志愿者德雷珀现全力以赴投身到拯救环境的活动中去了。“我要继续战斗，”她说道，“如果有更多的人在为此而战，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罗兰和德雷珀实际上可以说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但这场战斗并不仅仅涉及氯氟烃。从根本上说，它所涉及的是整个人类文明与全球环境的关系。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也逐渐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迅速扩张的文明所构成的那种总体威胁。虽然抵抗力量在发展壮大、日益成熟，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功，但拯救地球的这一总体战争却并未打赢。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全人类在汲取这些先驱者们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他们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的激励下，尽最大努力来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威胁才可能成功。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抵抗运动延缓了法西斯主义的前进步伐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全世界最终觉醒并于 1941 年至

1945 年间把战胜法西斯主义作为其中心组织原则之前，法西斯主义并未停止其无情的、征服世界的进军。人们大多忽视了早期的警告。1936 年 6 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通过国际联盟向全世界发表的讲话就是一例。他的国家是遭受轴心国入侵的第一个国家。他描述了墨索里尼的军队所犯下的邪恶罪行，包括使用毒气的罪行。他说道，“士兵、妇女和儿童、牲畜、河流、湖泊和草原持续不断地被浸染在这种致命的雨雾之中。为了系统地灭绝所有生灵，为了确保毒化水源和牧场，意大利指挥当局命令其飞机一次又一次地出动。”塞拉西说，他不仅想描述对他的人民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也想说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很快也将面临同样的侵犯。他说，他是来“提醒欧洲，如果她俯首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的话，等待着她的这一末日就将降临⋯⋯。上帝和历史将记下你们所作出的决定”。

世界现在又一次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无情的铁蹄又一次踏遍全世界， 留下许多受害者，而英勇的男男女女们则再次奋起阻挡那种毁灭性力量的进程，呼吁全世界协同抵抗这一进犯。但这一次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进犯，摧毁着把我们自己也包含在内的生态系统。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全球性内战，这场内战在那些拒不考虑文明的严酷进程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与那些不愿在这一毁灭性进程中做沉默羔羊的人们之间展开。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人们在努力加入这一抵抗运动，但现在已到了该把这一斗争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组织原则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警告：如果我们“俯首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的话，那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和历史将记下我们作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