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稳定世界人口

在医治全球环境的问题上,稳定世界人口是所有目标中最关键的一个。自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迅速膨胀,这是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最清楚的明证(参见第 17 页的图表)。不仅如此,飞速的变化本身就是生态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过去几百代人一直在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勉强糊口,而我们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突然面临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为两倍或三倍的人口提供粮食、衣服和住房的问题。

人口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从 200 万年前刚刚形成的人类到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地球上的人口从未超过数百万人。10000 年之后,也只有约 20 亿。而仅在最近的 45 年中,人口翻了一番

多,接近 55 亿。在今后的 45 年中,人口将再增加一倍,估计将达 90 亿。专

家们不久前还预测在下一世纪的某个时间人口将会稳定在 100 亿,但现在他

们说,人口在停止增长之前可能会达到 140 亿,甚至更高。可能更加引人注意的是预测的增长有 94%将发生于发展中国家,而那里的贫穷和环境恶化问题现在就已最为严重。换一种方式说,我们的世界每 10 年增加一个中国的人口,每年增加一个墨西哥的人口,每月增加一个纽约市的人口,每天就增加一个查塔努加市的人口。如果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加,它对下一个世纪环境的影响将不可想象。在我们探讨限制人口的方法时,一定要认识到现今庞大的人口本身具有的不断增长势头,特别是大量刚达到或不久就会达到育龄期的妇女。即使整个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突然大幅度下降,这一动势仍将使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几十年。记住下面一点也很重要:在我们人类对环境和对自身的影响上,人口最终稳定在 100 或 110 亿还是 140 或 150 亿有非常深刻的差别。

即使不谈数字,这么多人口如何生活,使用什么技术,也都直接关系到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在工业国家非常普遍的高消费方式下出生的一个孩子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平均要比出生在第三世界的一个孩子大好几倍。正因如此, 第三世界的一些领导人对全球环境所受的威胁主要来自他们国家的人口增长的说法很感愤慨。

但是,绝对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看一看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所设想的“最佳情况”下几个国家的困境。现在人口为 2700 万的肯尼亚 30

年内人口将达 5000 万。埃及现有人口 5500 万,正以每 4 年增加一个以色列

国家人口的速度发展,30 年内将达到至少 1 亿人。尼日利亚已有 1 亿人,在

30 年内将增长到 3 亿人。这三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已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因而,想象两倍或三倍的人口所产生的影响确实吓人, 更不用说增加的千万人口将要过多么悲惨的生活。飞速的人口增长,它对传统生活方式和周围环境的破坏,使很多国家疲惫不堪,造成了新的流行病—

—霍乱,黑热病,直至爱滋病。此外,在诸如萨赫勒等一些人口增长迅速的地区,大范围的饥荒已非偶然而成为定期出现的灾荒了。在很多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中,与人口增长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使社会秩序面临崩溃,从而可能引发战争,为的是争夺增长的人口必须共同分享的有限自然资源。以水资源为例。14 个靠尼罗河为生的国家都在经历着人口爆炸,而尼罗河里流淌的水并不比圣经时期多。同样,仰仗约旦河的所有国家人口都在迅速增长, 而这条溪流引起的冲突己开始使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磨擦明显加剧。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地区面临同样的困境:好几个国家必须共同分享有限的供水,而这些国家的人口都在飞速增长。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假设一个人发明了一项神奇的技术, 能使我们人均排放的温室气体减少一半。想一想这能使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忧顿消多少(其实,更难想象的是我们必须减少的排放量要比这一比率还大)。但是,随着世界人口在不到半世纪之内增加一倍,即使惊人的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的排放量也会被全部抵消,而温室气体不久仍会像今天一样迅速积累。

让我们再想一想为养活 55 亿人而造成的土壤侵蚀问题,试想一下在短短

的 40 年中要把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会对土地造成多大的侵蚀。还有,为取暖和做饭用的地下水和森林又会怎样呢?在很多地区,现在妇女们不得不走出几英里以外去找木柴和淡水。她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既无树木,也无灌木丛,地

下水位也在下降。人口增长一倍——有些国家是两倍——以后,一定会对生态和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实际上,很多地区已经遭受了这种灾难。

但是,如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人口专家现在很清楚什么因素能够大幅度降低出生率。当然,这需要时间和金钱,但与急需的其它因素——政治上的决心、想象力、领导、真正的全球观念——相比,时间和金钱算不上什么。没有什么问题能更好地表明人类对全球环境影响的巨大变化,同样,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更好地表明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解决方案并以战略眼光制订这一方案。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几个重大的例外)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人口增长率也非常快。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韩国,香港, 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国家现在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口也相对稳定。不过,这些国家也曾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实际上,这些国家大多只是到了 30 年代才开始出现人口转变,有些甚

至更晚一些。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在 60 年代急剧下降,而出生率却没有。为什么?

在开始考察工业国家达到相对稳定的人口增长率所经历的变化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上,并认为秘密在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国家的收入确实增加了,但它在使家庭变小的变化中起的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作用。详细的分析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还与导致人口转变的若干基本因素有关。文化和教育程度高很重要,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她们具备了文化和社会能力后,就会自己决定要几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低使父母们相信即使孩子少,也总有孩子能够长大成人,传宗接代(有些社会还相信继承祖先的亡灵),并在父母年老时提供物质保障。几乎人人可得到的各种节育技术使父母能够决定要孩子的时间和数目。

这些是主要因素,但还有一个成功的最后秘密。经验证明,危机只能从整体上加以解决,即同时解决各个重要方面,并仔细考虑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必须把人口增长看作一个含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系统。因为达到稳定人口的所需的条件必须同时存在而且能够持久,有些条件要持续几十年。所以解决人口爆炸问题对我们的能力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这要求我们具有远见、强烈的责任心和一致的观念。如果我们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回应这一挑战,就更有可能成功。

我们控制人口的努力经历了很多的混乱、挫折和绝望。失败一般是由于政治家们未能为改变人口增长的动力学创造所有必需的条件。例如,我们一贯非常强调使人人都能得到节育用品。但是,如果不能同时改变一系列问题, 光在一个国家供应大量的避孕套、避孕药、避孕环和实行结扎都不会使生育率有太大改变。而我们今天在人口控制上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如何普及节育手段上。虽然婴儿死亡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它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却常常被忽视了。

不幸的是,很多支持第三世界经济尽快发展的人认为积极推广节育措施,大力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将稳定人口增长率。但这种经济发展计划很多都是靠消耗在国际市场上能够马上出售的自然资源来增加国民收入的,从而使农村更加贫困化。例如,赤道地区国家不断鼓励人们砍伐雨林,把出售木材当作发展战略,而所得的钱大部分落到了一小批富人手里(或存到了工业国家的银行里),使人们更加穷困,剥夺了他们的自然资源而给他们的回报则

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节育常常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随着农村贫困和人口增长这一恶性循环越来越快而无法控制,这种发展实际上提高了人口增长率。

旨在增加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的财力也会被大量新增人口的基本需要所消耗。不仅如此,农村更加贫困后,流向城市的人口就会更多,传统生活方式(其中一些能起控制人口的作用)也会随之遭到破坏。埃塞俄比亚就是这一恶性循环的例证。它接受了大量的发展援助,但却为领导人滥用,人均收入并未提高。那里的识字率极低,婴儿死亡率高居世界前列。当然,人口增长率也是如此——一直如此。

但也有一些突出的成功例证能够显示整体解决方案的成果。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就是第三世界人口转变的一个最有趣例证。那里的人均收入非常低,但人口增长率却已稳定为零。当地的领导人在国际人口基金的帮助下制订了一项适合喀拉拉邦特殊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特点的计划,集中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首先,他们——尤其是妇女——达到了极高的识字率。其次,良好的医疗和充分的营养,大幅度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第三,他们使人人都能免费享有节育措施。这样做的结果颇引人注目:在一个典型的人口增长无法控制的国家里,喀拉拉邦的增长率更接近于瑞典,而不是邻近的孟买。促成全球人口转变的战略应以喀拉拉邦和类似地区的方针为基础。具体

讲,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应:

  1. 为在每一个人口转变还未开始的社会实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提高文化的计划提供资金。计划的对象主要应为妇女,但男子也应兼顾。同时,应制订一个普及教育计划,集中传授可持续农业所需的基本技术,开设防治土壤侵蚀、植树造林、保护水源的专门课程。虽然人们一直认为提高文化和教育是值得的,但这在过去却从属于经济发展这一总目标。现在,它应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

  2. 制订有效的计划来降低婴儿死亡率,保证婴儿的成活和良好的健康。几十年前,非洲领导人尼雷尔曾说:“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父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活。”大多数社会没有我们所称的“社会保险”,父母一般由成年的孩子来养老。如果父母认为他们的后代很可能年轻时就夭折,就会要很多孩子,以保证起码能有一部分长大成人。此外,在一个温饱型社会中,

    子女可以帮助打柴运水,收庄稼,看菜园和牲畜。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母婴健康的计划过去也一直实行着,但也是从属于总的——常常是制订得并不明确的——发展目标。

  3. 保证人人都能得到节育用品和技术,及适合不同文化的使用说明。同时,科学家们必须担负起加速研究易于使用的新避孕技术的责任。我们还应根据不同的文化,分别强调晚婚晚育和传统的母乳喂养(它可以既提高婴儿的健康,又抑制生育力)。

美国应该做什么

这三条具体的政策都是为了能够实现人口转变的战略目标。现在,到了我们采取大胆的行动来实施这三条政策的时候了。现在,也到了美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时候了,因为没有其它国家能够或愿意这样做。但是,面临这一明确挑战的时候,美国竟难以置信地正在减少它对世界人口的承诺。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包括某些少数派别里的少数人强烈反对节育,反对用政府的钱来购买任何节育技术,而布什总统所依赖的政治联盟却包括了这些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流产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反对控制生育,但为了他们的政治联盟的关系,这些人并不去反对少数几个坚持抨击控制生育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反流产运动默许了一个夸张的论断,即任何一个控制生育的计划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要同意流产。结果,国会的援外立法提案中明确加进了禁止任何政府经费用于流产的字眼后,反流产运动仍然反对这个提案。在它的要求下,美国甚至禁止参与有赞同流产者参加的任何节制生育计划。反对流产者一方面努力证明我们的经济外援可能会用于流产,实际上却以反对节育来使自己的政治家庭内部保持和平。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虽是他们那一代共和党人中具有领袖能力的政治家之一,却身为总统而发现无法鼓起勇气反对他的选举同盟中一小撮人的无理要求。布什当议员时,曾任国家人口问题的共和党工作委员会主席, 引入了正确的立法。实际上,他在这一问题上是一个领袖人物。当时以及后来,他作为尼克松总统在联合国的代表,曾就美国应在世界人口控制计划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作过很多次雄辩的演说。他甚至还在 1973 年出版的有关人口危机的书写了一篇前言。其中描述了他为控制生育而奋斗的决心如何来自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在这一问题上曾遭受不公正和具有蛊惑性的攻击: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控制生育问题是通过一件使我吃惊的事。那是我父亲 1950 年在康涅狄格州竞选美国参议员时发生的。在选举日的前一个星期天,D.

皮尔森“披露”说我父亲参与了父母计划生育活动。我父亲获得了近 100 万选票,但仅以几百票之差落选。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是所谓的与控制生育者的联系使他在选举中失败的。当时,布什勇气十足。据他自己说,他对面临的政治危险了解得不能再清楚了,但仍自豪地宣称向这一政治危险发起挑战。但是,他的勇气现在消失了。我认为这是因为在面对政治同盟中一部分人的要求时,他处于尤为脆弱的地位。这一同盟最初是由里根总统建立的。布什继承了它并不得不以一切代价来维持它以便当政。

但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生育上一样是错误的。这样就把人口增长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依我看,这正是使很多美国人感觉人口危机并不急迫的原因之一。要完成人口转变这一战略目标,我们还有其它很多积极的工作要做。在这一问题上眼光狭隘的论点还起了疏远一些天然盟友的作用。例如,尽管天主教会反对避孕措施,但它极其有力有效地支持文化教育计划及大力降低婴儿死亡率。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与分发避孕工具的其它组织相联合,共同积极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此外,凡社会条件类似,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国家的避孕率和人口增长率是相同的。罗马教廷的发言人多次表示,尽管教会的正式立场不太可能改变,但它也不会去阻止其他人推广避孕,并且非常愿意在解决促成人口转变的其它问题上起积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吗?难道不是到了撇开老的争论,寻找共同努力的新方法的时候了吗?

另一方面,关于流产的争论不太会马上就停止。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妇女有权自己决定何时怀孕生产。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强迫流产,单位的干部有时监测每个妇女的月经周期——对此我深表忧虑。同时,我对一些工业国家避孕手段不普及而流产率高达天文数字的现象也很担忧。例如,俄国的妇女一生流产的次数平均超过 10 次。我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支持或以任何方式鼓励这类作法。但是,进一步普及避孕措施最终将降低流产,这难道

不是很明白吗?事实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应该恢复对国际人口稳定计划中它所应承担费用的全部拨款,加强在全世界普及避孕措施的努力——但也不要做得过分。美国还应率先组织全球性的行动来提高识字率和降低婴儿死亡率;否则,推广节育措施的努力将会徒劳无功。

有些理论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所有国家或早或晚都会发生人口转变。可以说这一进程必然会发生。但是,他们犯了两个关键性的错误。第一, 他们所描绘的进程即使不受其它事件的干扰而扭转方向,也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二,由于现今人口的庞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势已使很多国家濒临经济悬崖的边缘,资源过度消耗,贫穷和环境破坏的循环越来越快。毫无疑问,现在到了全球共同努力,在世界所有地区为稳定人口创造有利条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