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匮乏的种子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食物把我们与地球，与地面上的江河、土壤以及它的丰收季节更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了。食物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与生命奇迹之间的关系。因此难怪世界上的多数宗教都要求先谢恩才开始吃饭。

但是有多少人依然感觉得到我们和食物的这种关系呢？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再生产自己的食物，取而代之的是庞大而复杂的机器，把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种类惊人的食品放到我们的超级市场里面。

努力从土地上寻求食物一向是人类集中关切的事情。确实，许多历史学家相信，初始文明是围绕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农业的这个获取食物的新战略组建起来的。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从人类交换信息的最初形式中，似乎就能找到食物这个题材的表达——特别是如何通过合作狩猎活动来获取食物。法国西南部的拉斯考洞穴中的壁画就是一个例子。

没有人确切知道从狩猎与采集转向固定下来的农业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目前引起注意的一种理论说，大约在 1.2 万年之前，在死海地区的杰里科附近，首先出现了人工培育的种子。这恰好发生在约旦河谷气候变得大为干热的一个气候变化期。这种情况可能促使人们以种植庄稼来代替狩猎与采集。但是不论农业的发明是否由于气候改变、过度狩猎、人口增加，或者只是由于在种植野生植物的工作中通过尝试错误法逐渐积累起了关于种子的知识，反正农业无可阻挡地变成了从环境中获取食物的更佳方式。我们将要看到，从最开始的时候起，成功的秘密就在于追踪和记录种子的情况。

农业史与人类史交织在一起。人类定居点的每一次增大都伴随着合作努力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生产、储存和分配日益增大数量的食物。犁地和灌溉沟渠这些新技术带来新的丰收，但也带来了土壤侵蚀和盐渍化这样的问题。进步是缓慢的，却也是不间断的。许多世纪，人口与粮食供应的比率相对稳定，人口和食物供应情况都以大致同等的比率在增长。但是随着 17 和

18 世纪的科学革命，人口开始猛增，首次出现了人口很快超出环境提供足够

食物的能力的可能性。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 19 世纪初道出了这种恐惧。马尔萨斯的理论所以错误，是由于农业生产科学的一系列惊人的创新。马尔萨斯正确地预料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他未能预见到我们也以几何级数改进农业技术的能力。甚至在今天，世界上若干国家遭受大规模饥荒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怀疑使用更多的土地和更新的耕作方法能够大大提高世界食物产量。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要比马尔萨斯见到的问题更为复杂。从理论上讲，食物供应可以长期与人口保持同步。但在实践中，我们却以与未来进行危险交易的办法来逃避马尔萨斯的困境。科学革命伊始，浮士德博士与魔鬼作交易的戏剧传说就挥之不去。

此种交易中的一部分已经公开了。我们正开始明白，许多广泛使用的从每季收成中产出更多的食物的现代技术原来是以未来的生产力为代价的。例如，在美国中西部常常使用的实现高产的方法是疏松土壤，而且一段时间之后会把土壤弄成粉状，结果每一场雨都会冲走大量的表土。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使得下几代人想从同一块土地上生产同样数量的食物的能力大大减弱。广泛采用不合适的灌溉技术常常导致土壤中盐分的大量积累，结果使土地荒芜。现在在农业中惯常使用的大量化肥与杀虫剂经常会随水排到农田下面的地下水中，造成未来几个世纪的污染。

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只要改变我们的农作方法就可以解决。然而，虽然我们现在必须获取极大的收成，但获取这种巨大收成的全球系统却面对着一项真实的战略威胁。马尔萨斯曾为我们的食物供应担忧；今日我们却更应当为我们的种子供应担忧。每一粒种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携带着种质；它不仅含有基因，而且还包含全套的特殊机制，借以控制遗传、规定基因的工作方式、确定基因结合的模式、表现基因的特性。用专家 S.威特的话来说，种质是“生命的真材实质”。食物供应的未来健康取决于种类繁多的不可代替的种质。然而，我们现在却冒险破坏对我们的作物继续生存极为重要的种质。农作物本身的基因具有抵抗枯萎症、虫害和气候改变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的能力。这种抵抗能力对任何食物供应都起到决定作用。要保持基因的抵抗力，就必须不断引进种质的新变种，而许多变种只在世界某地的一些特定野生环境中才能找到。这些环境是强壮、有活力、有弹性的基因的养殖场和贮藏所。但是这些环境本身是脆弱的，而且现在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确实，我们主要粮食作物的主要来源目前正受到有系统的摧残。农学家们直到现在才明白这种危险。菲律宾水稻基因国际贮存中心保管着 86000 个稻种。其负责人张德竹对《国家地理》杂志发表谈话说：“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水电堤坝、公路、伐木事业、拓殖、现代农业等等正逼着我们在食物安全的问题上走钢丝。我们正在各处丧失野生稻苗和历史悠久的作物。”

生物技术倒是在创造某些具有优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种，整齐、高产、甚至具有天然抵抗病虫害的能力。但是我们却一直对这样一个苛刻的事实熟视无睹：实验室里创造出来新品种很快会形成各种天敌，有时只有几个生长季节就遭到破坏。虽然每隔几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种上可以加强它们的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够提高粮食作物活力的多种基因只存在于野生环境。

野生作物会自然扩殖成无数的品种，每一种的大小、形状、颜色和产量都稍有差别，每一品种都有一种不同的基因抵抗力，抵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众多天敌——从昆虫到真菌。那些天敌不断考验它们。入侵者和受害者在大自然的每一处都在进行着微妙的斗争，力量的微妙平衡取决于一个品种不断在广阔的基因储藏库里筛选，直到找到一个远房表亲，找到某种新品质， 成功地打退某种威胁。我们对进化过程进行干涉，选择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某些基因，但我们的选择通常着眼于高产等市场价值，而不是全面的基因弹性。种质的活力因此减弱，而虫害与枯萎症的进化率却继续不受阻碍地增长。此外，由于病虫害不再瞄准一个迅速移动的目标，它们可以系统地在它们自己的基因军火库中寻找一种有效的进攻战略。找到之后，不仅对首先遭到进攻的某一个别植物发生作用，而且由于我们的新植物中如此众多的品种在基因上相同，因而也对数以 10 亿计的其它突然处于受危害地位的植物发生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工选择植物天生就是危险的，相反，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之一。要是没有对植物的天然进化进行某种干预，马尔萨斯预料的灾难恐怕早已成为事实了。其实，植物的繁殖育种几乎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旱在一万多年之前，人类就开始收集播种珍贵的种子。在有记载的全部历史中，人类都曾把植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例如在公元前 1500 年，世界所知道的第一位女性国王，古埃及国王哈什弗特，就派出一支远征

队到现在称为索马里的地方，带回了“香树”，也就是雪松，把它们栽在埃及。更近的例子是，哥伦布第一次从新世界返航回到欧洲时带回第一穗玉米； 第二年他把欧洲的小麦与甘蔗穿过大西洋带回新大陆。几十年之后，西班牙殖民征服者把马铃薯从秘鲁带回欧洲。美国的领导者们早就知道繁殖育种的重要性。杰弗逊总统曾经训令全体美国外交人员，叫他们在所访问的各个地方把有潜在价值的植物种子送回美国。富兰克林作为派往伦敦的使节，把大豆引进美国。100 年之后，创建了美国农业部，它的主要任务是分配种子。后来，该部虽然也进行其它活动，但是寻求和储存新品种的种子一直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但是现在我们把选择种子和植物的古老过程推向技术的极端，有意识地只选择我们相信对今年的收成最理想的那些基因特征，把它们嫁接在一起。每年收获的玉米现在不再来自数以千计的基因品种，而只是少少的一些品种。每一品种都载有一套精心选拔的基因，能够得到最高的产量。通过无性繁殖，生产出数以 10 亿计的种子，而它们接近单一的品种。如果我们足够聪明，能够预见大自然的反复无常，我们可能有能力存储所有我们需要的基因。但是我们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无所不知，低估了我们横加干涉的自然系统的复杂和微妙。

我们已经看到，粮食作物生存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基因资源的丰富多样。从最古老的时候起，人工培育的作物就受到病害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人在 4 月下旬举行一次盛宴，把一条狗献祭给罗比格斯神，要求神灵保佑庄稼不得麦锈病。罗马人尽管迷信，比起我们来却有一大优点，就是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依靠植物的天然进化能力。现在，我们的作物大部分是单一培育的品种，可能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就会发现这些庄稼的基因防线中的弱点，而我们的人造基因储藏库对此无能为力。

20 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过一项研究，叫做“主要作物基因的易受伤害性”。这项研究看到了现代农业方法的固有危险。它对美国的各主要作物这样描述说：“出奇地单一整齐，但也出奇地的易受伤害。⋯⋯市场要求单一的产品——农民必须生产单一的产品，植物培育者则必须生产大小、形状、成熟期等等完全一样的品种。生产的单一意味着作物基因的单一。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基因单一的作物极有可能接受某种有机生物的变异，这些变异又会有能力对那种作物发起进攻。”这份研究报告发表以后，采取了若干预防措施，但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却增加了 15 亿。每张嘴都要吃饭，这种挑战造成了无情的压力，要在更大更一致的收获中获得更高的产量。划一还来自另一些压力。农产品需要适应工厂冷冻，允许大量使用农用的化学物质， 适合特种包装，适合于大规模粮食生产中所使用的专门机器。结果，潜在的基因侵蚀问题现在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加严重。一位专家最近说：“一种新作物品种的平均寿命现在大致相当于一张新的通俗歌曲唱片的寿命。”

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地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正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 使下一个“奇迹作物”能够躲过目前的“奇迹凶犯”，而同时又为更大量的人口生产更高产的粮食。但是，时不时地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种野生植物四周是无数的

掠夺者，却没有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来帮助它，。通过在自然环境中的激烈斗争它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它城里那 些娇生惯养的表兄弟可产生不出这种抵抗力来。

找到这门野生的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植物遗传学者实际上必须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作物的“老 家”去寻找——有时要跪匐在地上摸索。这些基因家乡也称为遗传多样性中心，或称为瓦维洛夫中心，以纪念发现并记述了遗传基因的俄罗斯遗传学家 N.I.瓦维洛夫。全世界只有 12 处这样的中心：1.墨西哥—危地马拉，2.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3.智利南部，4.巴西—巴拉圭，5.美国，6.埃塞俄比亚，7.中亚细亚， 8.地中海，9.印度—缅甸，10.小亚细亚，11.泰国、马来亚、爪哇，12.中国。这些中心每一个都是现代农业中 12 种左右的最重要植物的远祖的家乡。重要

作物的总数很小：实际上全世界的粮食作物只来自约 130 种植物，其中大部分是最初于石器时代种植的。

瓦维洛夫说，遗传多样性中心“大多数位于北纬 20 度至 45 度之间的长条地带，靠近高山山脉，如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亚平宁山、近东以及巴尔干地区的高山山脉。在东半球所谓的旧世界，这条地带沿着纬度伸展； 在新世界则沿经度伸展。在这两个世界，这条地带的走向都与山脉的走向一致。”例如小麦的祖籍为伊拉克北部、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东部，完全在瓦维洛夫所说的长条地带之内的山区。许多小麦的品种在那里自然生长，但这种多样性却没有反映在人工培育的小麦品种里。确实，目前作为农作物的小麦里这种遗传多样性还不到 10％，据生物学家 N.迈耶尔说，在全世界各个种子库里能够找到的小麦遗传多样性还有 30％。但是差不多 2/3 的小麦品种只能在野生地带找到，其中大部分依然在原始的瓦维洛夫中心以内。

咖啡多样性中心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然而咖啡现已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种植，例如安第斯地区的哥伦比亚和巴西。每隔一段时期，当现有的品种中的基因抗力不能应付新的病虫害时，咖啡种植者就必须回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寻找野生的远亲来对抗新的威胁。几年前，这一寻根活动出现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当时，巴西受到国际间的批评，说它允许对亚马逊雨林进行大范围的破坏，巴西的一小队人马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对埃塞俄比亚的森林地区的日益严重的破坏表示关注，因为这些森林区对咖啡作物的未来活力极为重要。

玉米的家乡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马铃薯的家乡则是秘鲁和智利所属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瓦维洛夫推测，我们今日如此完全依赖的石器时代作物能够在这些山区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型和气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 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破坏。

不幸的是，我们的地球文明现在取得了如此广大的权能，急速增长的人口对土地、薪柴和各式各样资源的要求都如此贪婪，许多社区迅速侵害了所有 12 个瓦维洛夫中心，甚至那些最偏僻的中心。例如，在小麦的家乡美索不达米亚，现在唯一能找到小麦野生亲属的地方是坟地和城堡的废墟。而且近来最常见的是碰运气而不是靠细心的计划。野生小麦所以能在这些地方幸存下来是因为常常忽视大自然的人类文明不屑于理会这些极小极不重要的地方，意外地保护了它们。

迈耶尔报导了一个事件：70 年代未，差不多南亚和东亚的全部稻子都受到一种病害，引起这种病的是阻碍草类发育的病毒，传播者是一种棕黄色蝗虫。对多少亿人的食物供应的威胁极其猛烈，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急急火火地要在全世界的基因库中的 4.7 万个品种里找出一种能够抵抗这种病毒的基因。最后他们终于在印度一个山谷找到了唯一一种野生稻品种。但是这种植物并非生长在不可侵犯的圣殿里。不久之后这个山谷就开始修建新水力发电工程。如果今天再发生 70 年代末的情况可往哪儿去找呢？

近期历史不乏实例可以说明我们现代食物供应所受到的战略威胁何等严厉。1970 年，美国突然遭受玉米作物绝收的损失，当时南方的玉米叶枯萎， 因为那里用的是一种统一培育的品种，为的是简化遗传性能的操纵。在 1977 年，科学家在厄瓜多尔找到了鳄梨树的一种野生远亲，能够抗拒枯叶病，对加利福尼亚的鳄梨种植者来说，这种遗传特性太有价值了。但是好消息与坏消息同时传来，原来这种鳄梨树只有 12 株生长在一小片森林中，这一小片森林是原来一大片低地森林的残余，那一大片早因厄瓜多尔人口的增长而被砍代掉了。

几年前发生了一起更直接的威胁。当时安第斯山脉的秘鲁所属地区的游击队“光辉道路”袭击了国际马铃薯中心，他们炸坏了建筑物，把工人扣留作为人质，而且杀害了一名警卫人员，威胁着该中心 1.3 万个标本的继续生存。虽然后来这些收藏品安然无恙，游击队的进攻却戏剧性地表明，这些贮藏所易于遭到损害，依靠这种机构的农业系统容易受到损失。另外还有一个例子，1991 年，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世界收藏的小麦种质的一部分不得不从叙利亚疏散到别的地方。同一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内战又威胁了多种种子的收藏。

当然短期性威胁不会造成重要粮食作物的灭绝，起码不会造成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灭绝。（灭绝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避免动植物灭绝的一种办法是保留足够的遗传品种来成功地适应环境改变。如果它的遗传多样性减低，那么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对增加了，有时会超过一个限度， 结果一个品种就会无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运。在每一情况里，早在一个受危害的品种的最后代表屈服于其命运之前，这个品种本身在机能上已经灭绝。一个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的不断损失叫做基因侵蚀，面目前比率高得惊人的重要粮食品种患有基因侵蚀。联合国国际植物基因资源委员会列举的受害最大的名单中有苹果、鳄梨、大麦、圆白菜、木薯、鹰嘴豆、可可、椰子、咖啡、茄子、扁豆、玉米、芒果、甜瓜、黄秋葵、葱头、梨、胡椒、水罗卜、稻米、高粱、大豆、菠菜、西葫芦、甜菜、红薯、西红柿、小麦和山药。

在农业史的大部分时期，遗传多样性不仅可以在粮食的野生亲属中间找到，还可以在所谓的农田种族或称原始栽培变种中找到。这些植物在遗传上与全球农业系统中使用的粮食作物有关联，是在较原始的农业系统中开发出来的。它们既非生长于山谷之中未经耕种的野生亲属，又不像它们现代的杂交表兄弟那样精微高雅，然而它们却含有比先进的繁殖育种系统范围大得多的遗传多样性。不幸的是，许多农田种族由于现代高产品种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 年，由基斯东中心发起，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结论说：“不幸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于高产品种的蔓延而丧失了他们传统的农田族类，从而增加了遗传单一性。”例如在美国，据一项估计，以 1900 年农业部所列举的所有蔬菜品

种为准，目前留存下来的不到 3％。

然而美国却只有一个多样性中心。它在中西部的北部，那里是紫黑浆果、大酸果、耶路撒冷洋蓟、清壳山核桃和向日葵的原生处。实际上所有其它的中心都位于第三世界国家，四周满是寻求薪柴、食物和土地的爆炸性人口。他们甚至寻找最偏远的土地求生活。为要从出口商品中赚取硬通货，偿还欠各个工业国家的庞大债务，这些贫穷国家征用以前用来维持生存的土地来生产供出口海外的单一性杂交品种的作物，而其中有很多从前生长着富于遗传性能的农田族类。这种情况从前也有过。例如爱尔兰在马铃薯大饥荒时期改种大量小麦，但是几乎全部生产的小麦都被迫出口以便偿还它欠英国的债务。这些同种的“奇迹作物”的确也给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市场提供了高产作物，暂时缓解了国内的饥饿状态。但是，大肆欢呼的绿色革命在大部分国家里却未能补救基本的农业问题，例如不公平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常常允许富有的社会精英拥有极大百分比的生产性土地。而且若干由国际金融机构组织和资助的大吹大擂的开发计划也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计划对于实行这些计划的那些地区的文化或生态极不合适。此外，在遗传上改变了的作物品种虽然可能带来高产，然而常常不能持久，病虫害会袭击这些高产品种，而过分灌溉与过多施用化肥则会使土壤丧生生产力。

同时，世界食物系统中目前的各种安排往往使人感到不公正，这也使第三世界不信任跨国公司从它们的多样性中心那里继续补偿野生作物亲属的作法。从历史上看，先进国家的确有时候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遗传基因财宝而未给予适当的补偿。第一艘航行在亚马逊河、航抵巴西的马瑙斯的汽轮载着一船当时是巴西主要财政收入的橡胶树在半夜时离开，返回英国。汽轮比帆船快多了，当时又新发明了可以携带的护养设备，结果这些橡胶树居然在航行之后活下来了。在温室中施与营养之后，这些橡胶树第二年移植到英国的殖民地锡兰。巴西垄断的橡胶市场破碎了，巴西看到它的经济财富急转直下。新世界中最富的城市马瑙斯，当时装有耀眼的电灯，甚至还有一家著名的歌剧院，竟一蹶不振，两年之后实际上把电灯都关掉了。

虽然第三世界现在的植物培育者的猜疑多半没有什么道理，然而他们的这种心情却不难理解。新的美国法律对新作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保障私人对新品种的所有权，欧洲共同市场、日本和其它地区的保护主义日益增长， 这些事态使第三世界更加多疑，并促使人们作出新的努力来争取更加公平的经济关系。

实际上不可能计算维护地球上遗传资源的多样性有多高的价值。而且这些资源的价值的确不能单独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就粮食作物而言，我们至少拥有若干标尺来衡量目前受到危害的基因的大致价值。加利福尼亚农业土地规划局最近提出报告说，农业部在现有全部 6500 大麦品种中进行搜寻，最后

只找到一种埃塞俄比亚大麦能保护全部价值为 1.6 亿美元的加利福尼亚大麦作物，使之免受黄矮病毒之害。类似的野生基因已对产量的增加作出了贡献

——许多作物的产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提高了 300%以上。加州农业土地规划局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野生基因，其中有一种是来自土耳其的野生小麦，“它看起来没什么用处，然而，把它的抗病基因传给商用小麦品种，仅对美国其价值每年就有 5000 万美元。另外，一种野生的蛇麻子能使英国啤酒有较佳的

苦味，于是英国的酿酒工业于 1981 年就购买了价值 1500 万美元的蛇麻子。” 农业投资者当然像植物遗传学家一样注意到了遗传多样性的价值。因此，除

了野生亲属和农田种族而外，现在还有另一个多样性来源，这就是基因库， 而且其种类多得惊人，某些由政府经营，某些属于私营的种子公司和跨国公司，某些属于大学。个人拥有的数目也令人吃惊，其中许多个人仅是专心致志的业余爱好者。目前的制度糟糕透了，各贮藏所之间极少协调，国家所收集的基因缺少适当的保护与维持，对这种宝贵资源完全没有迫切感。特别是那些眼下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不太重要的许多蔬菜和粮食的基因，处境更加不妙。

更有甚者，种子工业的整个境况正在改变。跨国化学公司一直在收购种子公司和其它遗传多样性的来源，以及投放市场或是准备投放市场一些新的植物品种，这些新品种与多种杀虫剂与化肥不发生抵触。跨国公司赚了大钱， 然而却进一步损害了全球环境。

根据 1991 年世界最大种子公司的排列情况，五家最大公司中的两家是农用化学公司。许多其它公司，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先锋高培育公司，也已经与若干化学及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协议，请它们帮助开发与研制抗除草剂的植物品种。

在某些情况中这可能是有利的。比方说，孟桑托公司生产一种商标名称为“围剿”的除草剂，这种除草剂对环境危害较少，而且这家公司还成功地培养出了一种能够抗拒这种除草剂的基因。但是更常见的结果则相当不祥。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加尔基因正直接为鲁恩-波兰克化学公司工作，研制一些棉花品种，使其能抵抗一种再生的毒质“溴苯腈”。而这种毒质据信却对农业工人有害。一家集团化学公司已经研制出能抵抗 2.4-D 的植物，而 2，4-D 已确认能使农民患上癌症。这两种研制成果都定于 1991 年夏季进行野外测试。美国政府的两个机构正在促进这种趋向。农业部宣布， 抗拒除草剂的植物具有优先研究地位，农业部还积极支持抗拒上述两种毒索的马铃薯的野外测试。美国林业局则鼓励在林业中使用抗除草剂的药物，大大地扩大了这些有毒化学药物的市场。

令人感到不安的并非跨国化学公司本身。这些公司拥有管理技术、资源和在全球经营的能力，这种全球能力可以用来解决某些影响全世界食物系统的战略性问题。然而，某些公司目前遵循的战略却反映出一种假定，认为我们足够聪明，能够指导重要植物的进化道路，用不着付出高昂的长期代价就能实现短期的利益。

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聪明，而且从来没有过。较老的技术比起现代的尖端遗传工程要简单得多，但旧时采用它们的时候就签了浮士德式的契约，其结果仍然在困扰当今的农业。例如，杀虫剂不仅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杀死许多益虫，常常扰乱了生态系统中的自然模式。所以，这些杀虫剂往往弊大于利。环境学家 A.洛文斯讲了一个特别令人困扰的故事。人们在印度尼西亚使用一种特具威力的杀虫剂来杀死使痢疾蔓延的蚊子；这种杀虫剂也杀死了小黄蜂，而这种小黄蜂又控制着各家茅草房顶上的昆虫数量。结果，不久之后各家房顶都塌陷下来。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猫也中了这种杀虫剂的毒， 猫死了不要紧，老鼠的数量蓬勃发展，接着带来了淋巴腺鼠疫。

即使没有灾难性的副作用，害虫也常常迅速地形成本身的抗药能力，这就促使农民使用更大量、更致命的杀虫剂。农用杀虫剂的残渣流到地下蓄水层和地表溪流中，伤害禽鸟和鱼类，这些公害已经不是新闻。1962 年，卡森的划时代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雄辩地警告美国及全世界，杀虫剂的流失会

危害到候鸟和大自然中的其它生物。但据“全国联合反对滥用杀虫剂”组织说，我们今天生产杀虫剂的速率要比出版《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时的速率增加了 13000 倍。

我们真的需要所有这些毒药吗？康奈尔大学 1991 年进行了范围最广的一次杀虫剂使用情况的调查，得出结论说，农民可以放弃许多种杀虫剂和除草剂而采取虫害综合治理与轮作等自然方法，这样做完全不会减低产量，也不会使粮价大涨。而且根据该项调查，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尚无法替代的杀虫剂用量也可以减半而不会影响其效果。

除了杀虫剂而外，一些以饲养牲畜为生的农民经常使用激素和抗生素。我在 1984 年为探讨这个问题主持了一次国会听证会。我们在会上获悉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美国使用的全部抗生素中竟然有 45％是以小剂量喂给牲畜的——不是因为农民特别耽心牲畜会受到细菌的侵害，而是因为在饲料中掺上低于治疗用的小剂量抗生素，牲口吃了能长得更快。（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明白这是为什么。）然而，这要付出代价，经常不断受到小剂量抗生素袭击的细菌培养出本身的强大防御能力。抗生素使牲口很快长出肥膘，钱来得快， 但是那些抗生素也恰恰是医生们用来杀死细菌、治疗疾病的抗生素。我们几乎从来不会吃到牲畜肉中的细菌，因为通常的烹饪方法就把细菌杀掉了。但是通过生物学家称为传病媒介的一些通道，某些对抗生素具有超级免疫能力的细菌能够绕道来进攻人类。例如，沙门氏菌属就是既能在牲畜身上也能在人体中成活的细菌。此外，哪怕那些不在牲畜与人类之间交叉感染的细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通过“原生质”把抗拒抗生素的特定基因授予其它种类的细菌，而使那些细菌获得免疫能力。而且，某些细菌据信会对人类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化肥的使用也要求我们签定一笔艰难的契约。近期的调查研究表明，广泛使用氮肥能够促成失氧，造成土壤产生过量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事实正是，大气中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浓度增加了，两者合起来占全球变暖原因中的 20％。虽然这两种气体还有其它来源，但人们现在认为，使用氮肥是主要原因之一。化肥也会影响遗传多样性：今天，威力强大的化肥把当地环境及土壤类型的差异都填平了，这对作物种类的多样性当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 一方面，现在的高产是肯定可取的，另一方面，甚至看来仁慈宽厚的干涉也会带来很大代价，而我们却很少会停下来考虑一下这些代价。

现代耕作方法可不是世界食物系统中唯一的弊病。过度放牧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为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滥砍滥伐也是一宗。动物遗传工程还没有像植物那样得到开发，却已经开始引起类似的关注了，例如在牲畜身上使用人类操纵的激素已引起了关注。

特别令人惶恐的是有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现正耗竭世界上最重要的渔场。从 1950 年起，全世界每年的捕鱼量增长了 500％。可以认为，现在在大部分地区捕鱼量高于补充量。而且宝贵的鱼种正日复一日消失。在海洋上使用长达 35 英里的细孔飘网最近引起了大量理所当然的公众抗议。但即使不使用飘网，全世界的渔船船队也正在对海洋的生产力进行全面进攻。据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渔业权威人士 D.加莱特说，新的技术意味的是鱼类已经在劫难逃。他说：“实际上每一品种都有自身的热力指航标，一种鱼在一条狭长的海域回游，或在一片古老的产卵场繁殖。借助先进的声波导航和测距系统以及侦察机，人类已经查明了全世界所有这些区域，既不留情也无远见地全力

开发。”我特别不能忘记人造卫星夜间从新西兰以东海面上空拍摄的一组煦片。在强大的海流上覆盖着一条链，迅速向分隔开北岛和南岛的库克海峡前进。螺旋形的海流载运着惊人丰富的鱼和就鱼，洋流的回旋夜间在太空仍依然可见，因为亚洲的渔船队的渔船精确跟踪鱼群，那些渔船的灯光重现了水流的螺纹。

生态系统所遭到的其它威胁也可能有损于全球的食物供应。例如由于臭氧层的破坏而造成的紫外线幅射的增加也对所有的作物以及食物链中重要的环节，特别是海洋中的重要环节产生严重的威胁，即使我们尚未充分理解这些威胁。由于全球变暖而造成的气候型态的改变，也将对食物生产造成问题： 海平面升高，病害虫害北移，特别是雨量分配方式发生改变。此外，这些变化中的某一些同时发生也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危险。

例如，在 1991 年下半年，来自 44 个国家的 325 位科学家在美国的罗得岛州开会，考察来自海洋的对于食物的一种新威胁：世界范围的海藻突然大量繁殖，特别是多次出现含有毒性的“赤潮”。多数科学家认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瑞典伦德大学的海藻专家 L.艾德勒讨论了这对渔业及海洋养殖业的威胁。他对《波士顿环球报》说，“我想我们肯定可以把海藻突然繁殖比作谚语中的金丝雀在煤矿中已经奄奄一息。无疑，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在 1990 年的另一次会议里，两栖动物专家们聚在一起，比较他们的记录：在世界的每一大洲，青蛙、蛤蝉、蝾螈的数量都同时神秘而急剧地减少

——据信这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但是对世界食物系统最严重的战略威胁是基因侵蚀：种质丧失，粮食作物更加容易受到其天敌的危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相信我们能够适应全球变暖的人士正在争论说，我们可以通过遗传学设计新的植物，这些新植物将在我们创造的不可预测的条件中茁壮成长。而遗传弹性与韧性的丧失恰恰发生在同一个时候。但是科学家们从未创造过一种新的基因。他们只不过是把他们在大自然中找到的若干基因重新结合起来，而现在遭受巨大危害的恰恰是基因的供给。

我认为，我们没有能力为世界的食物供应提供适当的保护的看法不过是造成全球环境危机的同一个哲学性错误的另一表现。这种哲学认定，我们的生命与自然界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我们的精神是与我们的肉体分开的，作为脱离肉体的纯理智，我们可以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方式来操纵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我们觉得与物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才轻视我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且，由于这种联系似乎是抽象的，我们才总不肯明白对于我们的生存极关紧要的环境遭到摧毁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们正驾着推土机推平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