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类未来蒙上的阴影

对地球生态环境最危险的威胁，也许不在于这些威胁本身，而在于人类对它的认识，因为许多人至今仍不理解这一事实：危机是极端严重的。当然， 复杂的问题总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认真研究是必要的，但像有些人那样夸大并喋喋不休地谈论这种不确定性，以便逃避令人不安的结论，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困惑：尽管我们的确知道存在环境危机，但对这一危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不了解。

有些尚须科学家解答的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例如：雨在何处下？何时下？ 雨量多少？这些在我们身边的问题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从科学的角度看， 就不容易回答。云在何处形成？地球表面在发生什么变化？土壤是湿润还是干旱？这些问题极端重要，因其答案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潜在威胁的严重程度的认识。以云为例，少数科学家辩解说，我们不必对全球变暖问题担忧，因为温空气体在大气中吸收太阳的热越多，地球上就会自动形成更多的云，云反过来像恒温器一样调节着地球的温度。再看一下土壤和降水问题。少数科学家又辩解说，我们不必担忧气候变化会在各大陆的腹地引起广泛的干旱， 因为较暖大气条件下的土壤水分蒸发更快，足以抵销降水模式的变化。

有些异乎寻常且更难解答的问题也须引起注意。南极洲西部的冰盖出现什么问题了？北冰洋有多少冰在融化？正如第一章所述，海军正在提供测量数据以帮助科学家解答后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永远比答案更多。如果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及时处理这些不断出现的危机吗？

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和怀疑论者争论，试图说服他们，我们已没时间可耽搁了。现在我出于无奈反倒主张，尽管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了，我们仍必须对于妨碍我们走到一起共同对危机的每一项主要的未知因素作一些彻底的、有意义的、科学的调查研究。获得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消除怀疑论者拖延的借口，而且有助于我们选择回应危机的战略，确定最有效和花费最少的解决办法，凝聚公众对无可避免的日益广泛的变革的支持。

但是只研究而不行动是缺乏良知，坚持说在完成更大量的研究之前什么也不用做的那些人只想来回翻弄如山的证据而不顾危机在加深。致命的问题是：在日益增加的证据面前仍然决定什么都不用做，实际是决定继续乃至加速对自然环境漫不经心的破坏，这种破坏正在制造即将来临的灾难。

为了说明为什么等待下去是一种痛苦的错误，重要的是弄清楚什么是未知因素，什么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例如，对未来数十年内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精确效应还说不确切，但是二氧化碳成倍增加必然会使全球气温上升，迫使我们承受全球气候型态的灾难性变化，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同时对这些潜在变化的速度还应特别关注，因为生态系统难以适应急剧的变化。

我们需要在已知的基础上行动起来。有些科学家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可逆转的时刻，过了这个时刻我们将失去在事态失控以前解决问题的最后良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真的能度过这一难关吗？

田纳西州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已经掉在洞里就别再往下挖了。换句话说， 解决全球变暖最稳健的办法是不再加厚温室气体层，并在我们研究出解决途径之前阻止进一步的破坏。

但是，目前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及其它温室气体数量如此之大，增加又

如此迅速，即使这个数量固定不变，我们也必须对目前使用的技术及生活方式作重大改变。有人说我们不必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冒这点险可能没什么关系。我怀疑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不过是不愿忍受作出严肃努力必然会带来的一些麻烦。我们对自然环境所受到的战略性威胁更容易拖延着不作回应，因为这类威胁如此巨大，似乎是无法想象的。危机必须用科学语言来表述，所以，科学界中不多的一些人作出虚假的保证，主张“这种危机并不存在”， 这也削弱了我们的力量。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 R.林德森教授就说，全球变暖问题“主要是一种政治争论，并无科学基础”。这些人的观点有时产生了过分重大的影响。

新闻媒体对我们的困难处境也须负一定的责任。他们用提出政治问题的方式来提出科学问题，强调纸上谈兵式的争论，坚持反对意见。我们欢迎争论，真理往往是通过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发现的。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同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使科学繁荣，却往往会使政治瘫痪。且不说这里还有政治和科学之间怎样对话的问题。在眼下所举的这个例子上，98

％的科学家赞成一种观点，2％的人反对，而经过新闻制作后，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两种观点同等可信。

这并不是说 2％的人的意见一定错，不应去听。但他们的理论不应和科学界对我们面临危机的一致见解等量齐观。如果像这样把自然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交付公众讨论，就会使公众感到危机并不真正存在，我们即将采取的艰巨行动所需的坚实的群众基础就会被削弱。有时，这些不确定性确实被政界人士用于特殊目的，以阻止公众联合起来支持我们采取行动。例如 1990 年地球日前夕，布什白宫传给政策发言人一份机密备忘录，提示哪些是最有效的论点，可以说服群众不支持针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这份泄露给新闻界的备忘录建议不要直接辩解说问题不存在，“更好的办法是提出许多未知因素”。你看，布什把重视温室效应的许诺和“白宫效应”结合得多么好。

为了反击这种玩世不恭的手段，我们必须考虑到妨碍我们开展讨论自然环境危机的所有未知因素。应该从全球变暖的争论开始，因为它虽然只是多种战略性威胁之一，却是更大危机的强烈征兆，而且是公众争论是否真正存在危机的焦点。事实上，有些人希望全球变暖的严重性遭到否定，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再为自然环境危机伤脑筋了。

但是，全球变暖的理论是不会被否定的，从前怀疑而现在由于大量证据而改变态度的人数大大超过怀疑论者。为了给各国领导人提供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一致认识，联合国于 1989 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在委员会主持下，一些著名科学家对全球变暖的证据进行了重要的国际间的探讨。科学家们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全球变暖是真的，现在就应采取行动。

全球变暖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坚持弄清全部未知因素的细节实际上是想回避一个严肃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即使我们还不知道有关危机的每一个最后细节，我们也必须勇敢地、果断地、全面地、迅速地行动起来。那些坚持最妥当的办法是进行更多研究的人只不过是在掩饰他们的懦弱或保护他们靠维持现状获得的巨大利益。拒绝正视战略性威胁的原因，其焦点往往是缺少全部的信息和全面的理解。应该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有全部信息， 但我们必须做出某些决定；我们也经常这样做。从不全面的信息得出结论的一种方法是把握事物的总体模式。

关于全球环境危机的已知信息已逐渐形成一种可以看清的总模式。对许

多人来说，这一模式已经太明显了。但其他人却仍然说看不见。为什么？我看是害怕：由于害怕某种模式的含义而不让自己去看它，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不错，有时这些含义预示着我们必须剧烈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知识上或感情上对现状作过重大投资的人当然往往会不顾事实，对新模式进行强烈的抵抗。

伽利略由于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宇宙模式而被指控为叛逆。这一模式引起麻烦的含义之一是地球不再是上帝创造的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圆的，这已经够让人不舒服了，然而，对审判者来说，伽利略的理论最恼人的是说地球实际上在运动着。伽利略在审判中承认他的思想的反叛性，并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真正相信他的发现的含义，而只是对现行秩序提出一个巧妙的疑问，在战胜他的自以为是的、不适当的设想后，现行秩序之完满和必然就更会更加清楚。即使是伽利略，也不得不屈服于他那个时代的传统。把重要的事物想象为始终一模一样原封不动，这是反对使人困惑的新观念的普遍原因。我还记得六年级时有个同班同学指着世界地图，手指顺着突出到南大西洋的南美洲东海岸移动，他再把手指沿着凹进去的非洲西海岸画了一遍，那条海岸仿佛隔着大西洋和巴西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它们曾经相互重合吗？”他问。 “不，”教师回答，“那是胡思乱想。”

尽管这两条海岸线的确曾重合在一起，尽管大陆漂移早已成为世人所接受的科学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迟至 1970 年，有些享誉世界的地理学家居然

也用 1959 年我的六年级老师一样的自信而又可笑的语言来草草对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各大陆是静止不动的。这是似乎合理、实际错误的设想。然后他们拒绝质疑。Y. 贝拉有句不朽的名言： “使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是我们自以为确切无疑而实际上恰恰不是那样的事情。”

嘲笑大陆漂移学说的科学家们不懂得地球可能发生的大量变化。同样， 在对自然环境的战略性威胁作出评价时，许多怀疑论者拒绝采取行动是由于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大量变化持一种傲慢的态度。他们认为地球是这样巨大， 大自然是这样强有力，我们的行为不可能对它们有深刻的、持久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自然环境的天然平衡根本不会改变。不幸的是，事情恰恰不是这样。环境过去曾经是平衡的，现在却不再平衡了。

这种自负态度是错误的，而且变得日益危险。怎么能改变这种态度呢？ 我们的眼界往往受时间和空间的严重制约，我们第一步要考虑这种局限性。首先，我们习惯于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内去估量变化——一周、一月、一年， 一个世纪我们会觉得极长极长了。因此，一种变化从地质年代角度衡量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在人类生活范围内却是非常缓慢的变动。要把环境变化加快或放慢到我们较为熟悉的样子并认清其含义，需要跳跃式的想象力。

有时电视广告会用慢镜头播放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上砖墙撞得粉碎的景象，在真实时间中，突然碰撞使汽车变成一堆扭曲的废铁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在慢镜头中我们能看见变化的全过程，汽车各部分缓慢地、一件一件地被揉皱，连同车上的模拟人都以有序的、可预见的方式相互碰撞。转向柱会被引擎挤压，刺穿一个模拟人，另一个模拟人的木头脑袋慢慢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撞得粉碎。

目前地球自然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类似的手段来表现。我们的生态

系统正在遭受摧残，失控的文明社会的坚硬外壳正高速而有力地向它冲撞过来。以自然环境从前的长期稳定来衡量，破坏极为突然和广泛，但我们是从慢动作看到这些破坏的。咸海枯竭而鱼类全部死亡一事有如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文明社会的强力冲撞下逐渐被扭曲的缩影。雨林被大面积砍伐，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种类灭绝，这也是文明社会缓慢地向森林撞击使之遭受损坏的结果。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在牧场上过度放牧，使土地在来年提供粮食的能力崩溃，这就像这个国家在向大自然撞击时，突然发生一次猛力反弹一样，有如挡泥板撞到一个孩子的前额上。

但是多数人我行我素，仿佛对这种碰撞毫无察觉，部分原因是这些碾压、扼杀、糟塌都发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而不是一次猛烈撞击。我们也像实验室的青蛙一样，掉进一锅开水会立刻跳出来，但放在微温的水中再慢慢烧热， 就会呆在那里直到有人把它救出来。

许多模式，我们靠把它们同不变的情形对照才看出它们的意义。渐变往往蒙骗了人的感觉，使头脑中的危险感变得模糊，而尖锐的对比则使人保持警惕。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只以一年为时间单位观察将来，以一生为时间单位观察过去，就看不清许多重大的演变模式。只从一个国家一年内的情况来观察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是看下出多少变化的。然而如果研究一下自人种出现直到现在人与地球关系的全貌，就可看出很近这段时期的历史开始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提示出某种急剧的改变，要求我们现在就作出回应。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我们的普通眼界的空间限制。要想掌握一个巨大的模式，最好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模式，就很难做到这一点。爱默生说：“在一块土地上是看不清这块土地的。”俗话也有“见木不见林”的说法。

在古代秘鲁，艺术家在地上画出我们在高空才能识别的巨大形象。当时没有飞机，艺术家们怎样画呢？抛开那些希奇古怪的理论，艺术家所需要的是有足够的想象力从他们站着的地方移动视野，获得观念上的地理距离。现在我们也需要类似的作法才能认识人类和地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数百年前，那些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人只要从他们站着的地方直指地平线，在有限的视野范围内就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谁要对当时流行的观念提出挑战，就需要有超越地理限制的想象力，勾画出一个比他们直接感觉到的大地要大得多的圆形模式。

现在我们想了解我们都对地球做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挑战。虽然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仍然看不清这一新关系，而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是全球性质的，我们却还不习惯于这一巨大的空间眼界。变化的景象和声音分布得这样广阔，以致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内难以掌握。要想明白这种变化，唯一的途径是从一种全新的远距离角度去想象它，这和最初认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扁的颇为相似。

计算机图象专家曾进行一项研究，以准确弄清镶嵌图片究竟需要包含多少视觉信息才能使人看清图象。他们用计算机把一张林肯画像的视觉资料分成方格形图案。每个方格为深浅不同的灰色，代表画像该区平均的光强度。开始时分成许许多多小方格，然后逐渐扩大每个方格的尺寸，直到整个画面只剩数十个不同灰色的大方格。毫不奇怪，镶嵌图片上现在似乎只是些不规则的灰色方格。然而，站到一定距离以外去看，林肯的原像却立刻清晰了。在研究全球范围内自然环境退化的全貌时，我们很难具有足以理解那些

混乱景象的远距离的洞察力。看黑白色图象的人只能看见不同深浅的灰色而认为没有图象。你站在世界气温变化图面前。看见的只是代表地球表面平均气温的一些杂乱的大方格。其图象正如在距离几英寸的地方去看林肯的照片一样模糊。

阿波罗号宇航员第一次拍摄到在黑暗的太空漂移的地球，这批惊人照片之所以这样动人，是因为它们使人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观看我们的星球，这一视角使珍贵而精美的地球突然非常清晰。据说，发明杠杆原理的阿基米德曾说过，只要在离地球足够远的地方有一个支点，他就能搬动整个地球。我们观察巨大模式的能力是比杠杆更强有力的工具，但正如杠杆一样，它的威力是依据想了解的事物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长短（包括时间和空间）按比例加强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说明人类历史事件的意义时比事件发生时代的观察者的描述要更有权威性。

为了认清受破坏的环境型态的图象，我们必须从一定的时空距离以外去看它。由于这模式是全球性的，我们就必须在脑海中看到全世界。如果我们只注视地球的一个小区域，图象就会看不见。（需要记住，整个美国只占地球表面不到 3％。）并且，由于这幅图象已展开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想法看现在正在发生的难以置信的急剧变化与自然环境在历史全程中正常而十分缓慢的变化两者之间的惊人对照。

事实上，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有时的确会发生系统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种深刻的变化，总是感到吃惊，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渐进而缓慢、需要经过一生时间才出现的变化。突然把我们的世界从脚下抽走，把我们从一种平衡态带进另一种深刻不同的平衡态，都会发生什么系统变化，这很难想象，更不可能预言。不过，我们有时倒也能够辨别一种重要的界限，知道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就会出现明显不同的模式。在个人生活中，青春期的到来或婴儿的降生都属于可以预知的系统变化。

但是，人类文明经历的系统变化则完全不同。很自然，不去想它会更自在一些，尤其我们总可以争辩说，那是将来的事情。很多国家领导人难以正视环境危机的一个原因是最糟糕的后果预料将在几十年以后才发生，而且由于史无前例，简直无法用常情来理解。毕竟有许多紧急的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眼下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忍饥挨饿，就有战争，本可预防的疾病就在蔓延，怎能要求人们同时认识并面对顶多在将来才发生的问题呢？幸运的是， 许多人开始向前看了，越来越认识到应当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环境危机。环境运动的哲学家之一，Ⅰ .伊利奇在解释全球环保运动的发韧时说：“情况已有所改变，常识已经在寻找一种语言，以讨论人类未来蒙上的阴影。”

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语言呢？两种科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预知将要发生什么，告诉我们现在的处境。第一种是称作“混沌理论”的新的科学的变化理论，革新了我们对许多物理变化的认识途径。在牛顿的物理学革新了因果关系的认识后不久，牛顿的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模式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被大量引用。许多人认为现在的“混沌理论”的见解同样也会很快被运用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分析。

按照混沌理论的描述，很多自然系统虽然仍保留在原来的总体模式的范围之内，但它们的运行方式却显示出重大的变化（“动态平衡”）。根据这一理论，一定的临界界限确定了这一总模式，超越这个界限就可能打破平衡。

当这一总模式被巨大的变化推出这些界限时，它就会突然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平衡，呈现为一种新模式，具有新的界限。从有些方面看，混沌理论的中心思想并不是新东西。交响乐迷都知道，渐强段落是一首乐曲旋律变化的高潮， 正好出现于乐曲进入平稳和谐的新平衡之前。我们要学会更好地识别人类事务的渐强段落，这常常是系统而又混乱的开端，是一种平衡转向另一种平衡的征兆。目前这一渐强段落显然就是来自全球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和谐的灾难性呼声。人类文明与地球的关系正处在理论家们所说的失衡状态。在核时代之初，爱因斯坦曾说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外，一切都改变了。” 在环保时代的开端，这一观点同样适用。

我们的目标是加速改变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以便在现有地球生态系统破坏殆尽之前使人类文明的模式进入一种的平衡。这种思想上的改变也和混沌理论所叙述的一样，在越过一定界线以前很少明显的变化，一旦关键的认识改变以后，巨大的变化就会像洪水般立刻涌现。

但促使人与环境的关系出现突然变化的界限在哪里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认识新的模式，以便改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地球的既有想法呢？第二种对我们有帮肋的科学理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虽然复杂，如借助于质量怎样使得时间和空间变形的图画就很容易说明。一团像“黑洞”一样特别密集的质量形如深井，排列在四周的时间和空间方格坐标向井中央倾斜下去。

政治意识的形成很像这一方格坐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密集的质量，对在时间和空间上靠近它的思想或其它事情施加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样，大屠杀塑造了我们关于人类天性的各种观念。一些历史“质量”较小的事件对我们的思想也产生“引力”，特别当我们思考的对象质量与它们很接近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相结合的几件小事情就会产生足够的引力，迫使我们对其集体质量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经验作出解释。例 如， 1989 年夏末秋初，东欧的共产党政府是分别倒台的，但它们对历史的联合冲力是极强大的。

物理学家所理解的黑洞。扁平方格坐标表示时空连续性，黑洞的密集质量使方格坐标弯曲，并把它们拉向时间和空间的深井中。重大历史事件以同样方式塑造人的政治意识。

甚至将来的事情也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引力。换句话说，时间像在物理领域中一样，在政治领域中也有相对性。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导致群众抗议核武器升级的政治力量来自公众的觉醒，他们认识到人类文明正被拉向将来的灾难，拉向核战争的斜面边缘，这将使人类历史堕人黑洞之中永远毁灭。现在我们虽然还要与核毁灭的引力作斗争，却已经有理由希望有效地改变我们的进程以避免核毁灭。如果我们真的避免了核屠杀，这将主要归功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问题的能力，并能依此调整我们的思想，及时采取集体行动以防止最坏的后果。

这一点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环境危机的挑战颇为相似。真正的潜在灾难发生于将来，但把我们拉向灾难的斜面每过一个就更陡峭一些。摆在前头的任务是与时间赛跑。斜面的陡峭程度和我们滑向曲面的势头迟早会使我们再也没有回头路。但是当曲面更陡，灾难的引力更强，我们认清这种引力模式的能力也会大大增强。当我们走近历史的边缘，可以从那里窥视黑洞正中

央时，我们也就大有希望识别未来悲惨命运的性质。

现在，我们在全世界都可看到初步活跃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意愿：把滑向环境灾难的步伐放慢下来。现在的任务是加速推厂这一认识，并在生态系统的崩溃变得不可避免之前行动起来，改变目前滑向灾难的趋势。

在认清关于危机的未知因素和已知因素时，必须强调，我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大自然中，生态系统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打破全球生态平衡的一个方面，也就同时打破了相互联系的其它方面的平衡。结果，某一种行为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环境范围内。似乎是无害的，我们却不可能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生态系统的其它部分会引起什么结果。要知道，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微妙的平衡。

这种相互依存的现象最好用科学家所称的正反馈循环来解释。正反馈循环加强了产生变化的力量。事实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生态系统一旦开始变化，自然机制就会不断加快变化的步伐。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什么这么严重的原因之一。由于我们是在干扰一种复杂系统的运作，所以相对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就不能解释并难以预报我们的干扰所产生的结果。

正反馈循环的基本原则并不难懂。我们都熟悉所谓非线性系统，它能扩大简单但重复出现的行动的结果。可以考虑一下复利原则对处理个人财务的影响。如果我用信用卡取钱，下个月再用它支取同样的钱，还要为上个月所取的钱支付一笔额外的利息，要是这样反复进行，这一模式会耗尽存款，使我陷入财务危机。在经济崩溃以前我能维持多长时间，取决于每月取款数与每月收支情况的对比。

复利原则也可以从正面把变化放大。如果我每月在帐户上存入同样的数额并加上稳定增长的上月数额的利息，存款总数的增长率显然是不按比例的。即使我每月加入的金额不变，这种比率本身也会逐月增快。

同样的反馈也出现于大自然，而且当我们计算人类对自然环境采取某种行动所产生的损害时必须一并计算。有些反馈相当复杂；有些则相对简单。当我乘小型飞机飞过亚马逊雨林一空时，我震惊地看到雷雨掠过一片树

林后立即产生的景象。雷雨一停，水汽马上从树林上升，形成新的雨云，随风向西飘去，为新的雷雨提供水源。

中断这一自然进程就会产生放大的后果。如果大面积的雨林破烧毁，返回相邻区域的降雨量就会大大减少，于是就没有充足的雨水来维持这一带森林的正常状况。如果被毁的森林面积相当大，邻近林区所失去的降雨量也会相应加大到足以加强周期性干旱，更多的树木会慢慢死去，这就进一步减少雨量，反过来又加速森林的死亡。当荫蔽大地的树冠消失后，森林地面突然变暖，排放出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发生一种生物化学的“燃烧”现象。死亡的树干和树枝大量增加，使白蚁群激增，这也会产生大量甲烷。因此被毁森林从几个途径——有些简单，有些复杂——加重了全球变暖倾向，而在摧毁森林之初，人们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过度使用杀虫剂也会通过反馈循环造成类似的危险。杀虫剂往往只消灭抵抗力弱小的害虫而留下抵抗力强的害虫，后者会扩大繁殖来填充死去害虫的空缺。于是人们就施用更大量的药剂以消灭更大量的抵抗力强的害虫。这一进程不断重复。不久，要消灭同等数量的害虫，就必须把巨量的杀虫剂撒在农作物上。结果，害虫更加强壮，而使我们自己遭受损害的杀虫剂数量则

持续不断地增加。

杀虫剂的超量使用和低劣的灌溉技术产生的问题通常只在当地造成影响，但有时会影响整个区域。出现咸海的区域性灾难，主要是由于对反馈循环缺乏预见，以致加倍扩大了低水平的灌溉策略的破坏性。同样，毁坏森林的影响通常是局部性的，而出现于亚马逊森林的那种反馈，却会极大地加强破坏力，形成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悲剧。

有些开始是区域性的问题通过反馈扩大成为全球性的严重威胁。试看关于全球变暖对西伯利亚广袤冻原的影响的论战。有些人说，这会出现正面影响，也许甚至可以把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开垦成农作物耕地。如果采用简单的线性思维，从单一角度计算单一效应，可能得出这确实有利的结论。还可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这种假设的利益可以抵销全球变暖的不利影响。有些极端怀疑论者就是用这样的计算得出全球变暖可能是好事的结论。

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冻原解冻过程中的非线性效应，就必须把新的危险因素包括在考虑之内。冻原解冻时，产生巨量甲烷，逸入大气层。近年来，甲烷浓度的增长率已经放慢，但每个甲烷分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分子的 20 倍，如果冻原融解又排放出巨量甲烷，温室气体的总浓度将会十分显著地增加，全球变暖将会加剧。于是循环自身不断加强：冻原解冻越多， 排入大气层的甲烷越多。（还应注意到，由于冻原表层土地下面有厚厚的冰层，将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冻原即使解冻也不大可能用作耕地。）

不幸的是，这问题不仅仅是个假设。西伯利亚似乎是世界上变暖最快的地区之一。这毫不奇怪，所有分析模型都预示了这一点，其基础在于反馈放大了融雪的效应，地表吸收太阳光的数量随之增加。近年的一些定期测量显示，变暖的速度惊人。如 1990 年 3 月，全西伯利亚的平均温度比以往同月的温度记录高出 18 华氏度。当然，从全球总体看，1990 年正是最近一次“破记录的最暖年”。

其它反馈循环的战略性威胁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最熟悉的两种危机即全球变暖和平流层的臭氧层损耗，通过复杂的反馈互相加强。全球变暖使大气层的水汽含量普遍增加，并在低空中吸收红外线，红外线又经过平流层幅射回太空。结果平流层变凉而下面的大气层变暖。变凉的平流层遇到大量水汽就会在臭氧层中结成更多的冰晶，特别是在两极地区上空。在冰的影响下， 氯氟烃与臭氧发生反应，加速臭氧的损耗。臭氧层越薄，紫外线辐射对地球表面及其生物的损害就越大。地面植被通常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而紫外线辐射可能严重损害植被的这种能力。植被吸收的二氧化碳越少， 大气层中积存的二氧化碳就越多，于是地球就变得更暖，平流层变得更凉。这一循环靠自身驱动而不断加强、放大。

有些涉及海洋的最危险又最具威力的反馈循环目前仍是科学界紧张研究的对象。初步的证据表明，大洋变暖时，它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就比目前慢。这种可能性特别使人不安的原因是，大洋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现在大气层含量的 50 倍。只要海洋少吸收 2％的二氧化碳，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就会成倍增加。在这一进程中，又使海洋变得更暖。而且有人说，如果北冰洋的浅水变暖，向大气层排放的甲烷的数量就如同冻原变暖所排放的一样多。

人类也在不断制造类似现象。当经济卷入这一情景时，自然环境会遭受新的反馈循环的威胁，其复杂性及危险性绝不亚于自然界的现象。例如，发展水平低的穷国向富国的银行借一大笔款。为了用债权国的通货支付利息，

他们必须出口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种植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的大面积农田和果园被转变为种植场，以集中生产供出口的单一经济作物。耕地的转移使得当地的粮食供应减少，价格上涨，使人民更加穷困。要控制粮价， 政府就要增加补贴，这又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财政缺口。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增加了经济作物的供应，于是经济作物的价格下跌，这又减少了这些国家本来从出口中应得的收入。经济作物换回的钱主要流入少数大种植场主和腐败官员的手中，他们不是用这些钱来发展当地的经济，而是存入海外银行自己的帐户，这些银行就是当初给他们国家贷款的同一银行。这个国家负债越多，为支付而借的钱就越多，被迫转移去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也越多。循环往复，谁都明白这笔债永远付不清。

1935 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硬通货总数大于反方向流动的货币总数，包括以贷款形式、外援形式或支付出口货物形式在内的总数。而且， 由于这一复杂的反馈循环，鸿沟还逐年扩大。正如麦克纳马拉的名言所说： “这正像让穷人向富人输血一样。”

在所有的反馈循环中，人的因素是拯救地球环境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一种良性的反馈，它能够自行驱动，加快我们急需的正面，变化的步伐。我们必须培养崭新的长远的全球眼光，承担起正面迎向困境的责任感，只有这时，这种正反馈循环才会出现。只有正确识别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已知情况， 我们才有可能认识没有先例的系统变化的新模式。

巨大的模式的确更难以认识，更不用说它又是全新的。如果一件事情和我们曾经见过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很难参照历史获得对它的理解。有些怀疑论者想把环境危机搁置起来，就是因为它难以用发生过的事情来比喻。不过，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气候变化，虽然变化的幅度比我们今天的天气变化要小得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类社会当时是怎样作出回应的。也许再加上一点推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作为当今危机的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