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生命运动不息变化不止。太阳与大地，水与空气，为我们培育出累累果实。我们得到这些果实的滋养，不断地生长和创造、破坏和死亡、抚育和组织。我们自己在改变，世界也随着我们改变。人类社会生长得越来越巨大复杂，于是向自然世界索取的也越来越多。每一天我们都向大地的储藏库挖掘得更深，使用更多的储藏品，同时也就产生出各式各样越来越多的废物。变化孕育变化，从它自己汲取动力，直到有一天，整个地球似乎加速冲向一种意味深长的转变。

在本书的前面，我描述过两类变化。一种变化逐渐而缓慢，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典型。另一种是剧烈而系统的变化，这时，一个模式会突然从一种平衡态转变为另一种。但还有第三种变化，它把前两种变化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布鲁克黑文国家试验室的两位物理学家，P.拜克和 K.陈，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叫作“自组织临界态”。它描述了这第三种变化的一种式样。这个理论初一听有点复杂，但我相信它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变化的动力学——无论是我们生活中的变化还是世界大势的变化。

拜克和陈开始研究的东西简单极了：沙堆。他们把沙子一粒一粒倒在桌面上，先形成了一个沙堆，然后越来越高。他们一面仔细观察，一面借助于慢镜头录像和计算机模拟，考察每一个新沙粒落在沙堆顶上的时候沙堆里确切有几颗沙粒被触动。沙堆堆高时，单独一粒沙子就可能引发一场小沙崩， 有时甚至引发一场大沙崩，虽然这种情况较少。但是，不管小沙崩还是大沙崩，都是由所有沙粒的累积作用慢慢造成的——一次次小变化逐渐改变了沙堆的结构，终于使大沙崩比较容易发生。

常识会告诉我们，大多数沙粒错位，只是由很少几粒别的沙粒引起的， 而且对整个沙堆也没什么明显影响。然而，大多数这样错位的沙粒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它们为今后大大小小的改变创造了机会。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可以用数学准确地算出每个新沙粒引起多少沙粒错位和各种规模的沙崩的概率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里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沙堆必须达到所谓临界状态，即每一个沙粒这时都和沙堆里的所有其它沙粒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力学接触，一粒落沙才可能使得沙堆发生上述那类可以预测的反应。达到临界状态的沙堆从来不可能处于平衡态。一旦沙堆里的所有沙粒都有了力学接触，每个新落上来的沙粒就会把对它的作用的“作用力回声”一层层传下整个沙堆，无论这种回声是多么微弱。新落下来的沙粒就这样把它的作用力传递到整个沙堆，使得某些沙粒易位，同时也就多多少少重构了整个沙堆。在这个意义上， 沙堆“记住”了每个新沙粒的作用，这种记忆整体地或全息地储存在所有沙粒之间的相对位置之中，储存在沙堆本身的三维形状之中。

沙堆理论描述了一种自我组织的临界状态。我们忍不住会拿它来比喻人生发展的过程。个性的形成就像沙堆的形成。一个人的各条主线定了型，他就到达了临界状态。每一个成形的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新事件的影响。这时候，新经验的作用就通过振荡传遍整个性情，有时候这种作用直接表现出来，有时候则间接地为将来发生的改变作了准备。新经验通常附加在已经成熟的个性之上，不过，人到中年，沙粒有时候会不断堆高，就仿佛还在寻找另一种成熟的形状。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会让一个人发

生一系列的改变。心理学常把这种现象称作更年期转变。很长一段时期积累起来的细微变化结合在一起，最后可能爆发为一次情绪的雪崩。一个小小的刺激就可以触发这种情绪剧变。这种剧变有时候并不根本改变一个人成熟时的基本形态，而是使他的人格更加雄厚，就像一个更高大的沙堆，质量更大， 各个方面更加厚实。

拜克和陈在描述沙堆理论的时候使用的词汇和我不尽相同。我说“成形过程”，他们说“未临界状态”，我说“成熟的形状”，他们说“临界状态”， 我说继续堆高的不稳定状态，他们说“超临界状态”。了解他们对术语的使用，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结论了。

未临界状态会一直增长，直到达到临界状态。如果沙堆大于临界值，就是超临界状态了。这时候发生的沙崩，其规模会远远比临界状态引致的沙崩大得多。处于超临界状态的沙堆会不断发生沙崩，直到再次达到临界值。未临界状态和超临界状态都会自然而然地向临界状态发展。

我受到这个理论的吸引，部分是由于它有助我理解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助我把我儿子的可怕事故及随后那段日子承受下来。那次事故险些使我儿子丧生。就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又发生过另外一些变化。这些痛苦的经验一个个叠加到一起，使我感到自己的生活进入了超临界状态。改变使我的整个生活一层层经历了振荡，但最终却把我带回像从前一样的成熟状态，只是现在变得更充实更深厚。我有了一种更清楚的眼光来看待我自己，来看待我此生想要完成的工作。我现在就以这样的眼光展望将来。声名远播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首次记录并描述了我们人人都经验过的人

生各发展阶段。他同样记述下来，我们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会面临一串可以预料的危机。他解释说，这些危机有时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陷入某种解不开的冲突而不再继续成长。我有幸在埃里克森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我那时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尴尬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个人心理上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并确定自己是个什么人。我现在则到达了一个阶段，用埃里克森的话来说，这个阶段的中心是“养育后代”。按照埃里克森及其门徒的见解，这个阶段之前，大多数人首先需要学会充分地与他人交流，学会互相信任。而在步人中年之后，对人生危机的进一步解决，将使一个人能够对很多他人产生关心，具备树立和引导下一代的能力。养育后代，这是人一生中最富有生产力最丰饶的阶段，这一人生阶段的核心就在于为将来培育果实。上面的两个比喻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阶段人与地球的关系呢？也许可

以说，人类文明现在已经越过了未临界状态，到达了某种成熟的形态，到达了世界共同体或地球村的阶段。也许我们这个物种临近了更年期危机？人们对急剧发生的变化的不断累积越来越心感焦虑，这似乎在预兆越来越巨大的雪崩将向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压顶而来，将把家庭这一类传统建制连根拔起， 把一直滋养着我们对未来的关切的那些价值统统埋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团都互相分隔，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会引起振动，这振动会波及整个世界，但我们却似乎不能够在分离我们的鸿沟之上架设起一道桥梁。难道我们注定要被性别、种族和语言分隔，而人类文明注定要陷在互相隔离的民族、宗教、宗族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中不能自拔？我们现在具备的能力足以在全球规模影响环境，那我们是不是也已经足够成熟，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照

料呢？难道我们还是些年轻人，阶刚生长出新的力量，却不了解自己的力量何在，挡不住逞一时之快的欲望？抑或我们已经临近文明的一个新纪无，在这个养育后代的阶段，我们将集中关注未来的一代一代？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说来说去，就是关于养育后代的讨论。然而，我们是否当真作好了准备，从短期思维模式转变为长期思考？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甚至不可能回答。这既因为眼下发生的改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也因为人类文明发生的变化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变化现在的确具有全球性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沙堆的比喻，考虑一下拜克和陈两人所报告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某个临界系统的大规模变化十分复杂，要加以理解就很不容易，要预测就更难了。

通过对沙堆某一特定区域的观察，我们不难确定导致沙子下落的机制，甚至可以预言在短期内是否会发生沙崩。然而局部的观察者仍将无法预言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沙崩， 因为那是整个沙堆的全部历史的结果。无论局部动力学的情况如何，发生沙崩的频率相对来说总是很高的，而且这一频率无法变更。临界状态是沙堆的一种整体性质。

臭氧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这个例子表明，人类文明把危险的化学气体排放到大气中，使大气的整体模式产生出了无法预测的后果。臭氧层总体上在损耗，这是可以预料的。但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忽然变得那么薄，近乎于完全消失，这种“雪崩效应”却完全始料不及。既然我们仍旧在增加同一类的气体，类似的变化肯定还要发生，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就全球变暖来说，当然也很可能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里，很难相信其后果仅仅是全球变暖。全球变暖问题本来就比臭氧层损耗问题更广泛也更严重，而只要我们的作法无所改变，那就可以肯定气候迟早会出现雪崩式的改变。而且，几种重要的改变几乎同时发生，其产生的后果就更可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了。

且不说我们对生态系统造成来日益加重的威胁。人类文明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也很可能对文明本身的品质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每十年增加 10 亿人口，这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单单人口爆炸就要把世界文明推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雪崩式变化。为了对付这类危险的事变，我们必须尝试寻找尽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道路，对我们塑造自己的未来的能力获取某种成熟的理解。就像埃里克森曾写过的那样：“整个种族面临毁灭，这种可能才使得整个种族的伦理成为必要。”

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样巨大的困境，我们很容易觉得泰山压顶，无能作出任何改变。然而我们必须抛开这样的态度，因为只要当许多许多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可以教育自己教育别人， 可以从自己开始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可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要求变革。通过这些办法以及其它很多办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到作用。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估量一下自己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从性情的最深处刷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建真诚。

人类始终力求生活得有目的。就此而论，20 世纪对人类不算仁慈。两次世界大战，灭犹大屠杀，核武器，现在又来了全球环境危机。我们中的许多

人会怀疑人类能不能存活下去，更别说过上清明快乐充满希望的生活了。我们躲进工业文明制造出的种种富有诱惑性的工具和技术里面，徒然生出更多的问题来，因为我们互相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离开我们的根基也越来越远。我们把自我狭隘地定义为与他人与世界完全分离的东西。我们只关心自我， 而且把这种关心当作所有社会交往和文明整体背后的首要动力。我们开始忘记反复考验的真理，只看重强有力的影象。我们开始相信，面临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只有这些反映并放大了自我的影象才有意义。但这种回应不可能持久，终于，它让位给了另一种感觉——真实而正当的生活在从我们身边滑走。在我看，强调自我的影象已经变成了大潮流，以致我们陷入了集体认同危机。我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追索我自己的真相，我认识的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在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意义何在？”各种世界性宗教都重新兴起了原教旨主义，从伊斯兰教到犹太教到印度教到基督教；新的宗教运动、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崇拜此起彼伏；新时代的说教风行于世；世界各地文化的神话和故事让人五迷三道。所有这些都是明证，说明我们的现代文明的确遇上了精神危机，这一文明的中心基础似乎只是一片空虚，没有一种比自我更大的生活意义。

就我自己的追索而论，我最终既更好地理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理解到我们能为拯救环境做些什么。也许因此我开始相信一种心灵的生态，它与健康的自然生态一样，都依赖于平衡和整体的原则。例如，过于注重内心似乎会导致一个人与世界格格不入，从而不能够从与他人的交往中汲取精神养料。反过来，过于注重他人，乃至于不能在自己心中默默地理解，似乎会使人们变得行如路人。的确，关键在于平衡——慎思与行动的平衡，个人关切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神奇的人类文明的热爱的平衡。这是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寻求的平衡。有些习性和诱惑会把我们从真诚引开，就像狂欢节游行的旋转木马那样一会儿把我们甩到这边，一会儿把我们抛到那边， 直到我们的灵魂迷迷糊糊不辨南北。但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们大家都能找到一条途径，摆脱所有这类习性和诱惑加在我们身上的动量。

如果人真能把握自己的航程——我相信我们能——，那我确信应该从信仰开始。在我看，信仰有似某种精神的陀螺，它在自己的圆周里旋转，里里外外保持着稳定的平衡。当然，若不赋予信仰以个人意义，它就只是一个空名。我个人坚信不移，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持者；我在个人内心深处理解基督并与基督相联系；我在所有人、所有生命和所有事物那里都感觉到恒常的神性。这些是我的信仰的根基。但我也愿再次肯定：世上存在着启示的力量。具有信仰的人们看来早就明白这一点，只是我们的文明使它变得模糊了。信仰的真髓在于：以不可阻挠的决心去坚信比我们自己更广大的精神现实。我相信，信仰才是首要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选择意义与方向，并在生命的混乱挫折之中加以坚持。

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大家都经常会看不清在似乎无关轻重的道德选择和后果重大的道德选择之间有一种联系。然而，在我们的一切选择中都刻意遵循正义原则，无论这些选择多么微小，它们都有助于正义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反过来，一个人若屈服于诱惑，在作出微小的选择时不顾道德后果，他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也多半会那样去做。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决策中，我们同样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认真从事，抗拒诱惑，诚心待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是同一个陀螺，它要么保

持平衡，要么失去平衡。亚里士多德有言：“德性是一。”

我们和地球的关系现在失去了平衡。对文明整体来说，重建这一平衡所亟需的信仰是我们的确还有一个未来的信仰。我们可以对这个未来充满信仰，努力成就它保护它。我们也可以随波逐流，仿佛哪一天就不再有后代来继承我们的遗志。地球濒临失衡；选择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