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如其技其器

人与其它生物相区别的特点之一是人能运用信息创造其外部世界的象征性表述。我们通过驾驭有关世界的信息，或同他人交流信息，学会了如何把握外部世界本身。

对人类来说，这种和外部世界相联系的方式是如此之成功，乃至它现在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且把它融入我们创造的征服外部世界的其它一切手段之中。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日益依赖各种形式的信息，这已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不过，这种依赖很少受到怀疑，我们很少审查我们生活中信息的负面影响。

我们总是对知识奉若神明。每当遇上问题，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是寻找更多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理解有关问题。在历史上的多数情况下，在所谓的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人类分享有关世界的特别有价值的知识的复杂方式和有效运用知识的方式组成：如何让箭头侧面有个槽，使动物的血流干；如何编造篮子以盛容谷粒而筛去尘土；如何在狩猎和丰收时起舞，同时歌唱月亮和季节的秘密；如何讲述令孩子着迷的故事，向他们传授重要的生活经验。

在古代文化中，积累的信息无例外地存藏于向下一代传述的更长的口头故事中。在铸造这种故事的人们那里，无论获取信息还是使用信息，其社会、文化和生态都新鲜而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故事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技术。后来人们发明了收集、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更为复杂的技术，例如法典和财务会计。这些技术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代表了新的力量。例如在中世纪，致力于重要技艺的专门知识的行业工会成为其成员的主要认同对象。这些新技术会使大量信息以更为精炼，更有价值的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构自己的头脑以接受这一信息流，记住它，使用它。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东西丢失了。由于我们用掉了太多的头脑接受信息的内容，我们开始忽略交流的环境。然而，信息所具有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例如，建造桂河桥的人全力以赴，满怀自豪地工作， 他们几乎忘记了他们施展技艺的特定环境。我们开始忽略的事情之一是，新的信息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接受的信息越多， 我们的头脑就越多地被代表世界的信息所控制，而缺少了对世界本身的直感。我们日益习惯通过越来越复杂的表述方式间接地体验世界，我们日益渴求各种信息，于是我们也就会日益注重创造产生信息的新方式。

当文明发现了科学方法时，这一循环突然加速。获取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一直是人类进取的核心。科学方法给了我们调查自然现象的有力手段，并将自然现象简化为信息小碎片的集合，每个信息碎片都易于解释重述和把握。由此产生的初始信息的数量很快开始迅速增加，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也

大为膨胀。很快，我们也日益拜服在这种和世界相联系的新方法的巨大建设威力之前。我们陶醉于自己的才智，先是将发明家，后是将企业家奉为英雄。我们日益确信，不管我们遇上什么问题，我们只要采用科学方法，将问题分解成信息部类，对之进行实验，直到找出科学的解答，便可无往而不胜。

然而，工业时代让位给了信息时代，信息的生产开始大大超过我们运用信息的能力。约翰·穆勒曾被形容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已无人企求完全精通我们时代的知识。事实上，现在甚至己无人试图通晓其研究领域内的一切。

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完全是自作自受的危机：我们淹没在信息之海中。我们已生产了过多的数据、统计、词语、公式、形象、文件、宣言，以致我们不能消化它们。我们没有尽力创造理解和消化已有信息的新方式，我们只是生产更多的信息，生产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现在对待信息的办法类似我们古老的农业政策。我们过去在中西部常在塔仓中存储如山的余粮，任它腐烂，而世界上却有成百万人死于饥饿。为生产更多粮食而拿出补贴并不难，但创立一个向饥饿者提供口粮的体制却不容易。现在，我们有成仓成库的多余信息在腐烂（有时是实际上的腐烂）， 同时，成千上万人却渴求获得全新问题的答案。

我们与信息的关系存在危机，正如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存在危机，这两种危机颇为类似。例如，我们通过蒸汽机和汽车这一类发明，使得氧气变为二氧化碳的过程自动化了，却没有同时考虑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有限能力。同样，我们通过印刷媒体和计算机一类发明，使得产生信息的过程自动化了，却没有考虑我们消化这类新知识的有限能力。

事实上，我们已生产出的庞大的信息数据，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未作为思想进入过任何人的头脑。例如，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照像计划每 18 天能完成地

球表面每英寸土地的全景图，在过去 20 年中，这一计划也是如此执行的。然

而，在这一期间，尽管人们急于了解地球表面发生的一切，但上述照片的 95

％以上从未有人看过。相反，这些图形被收集起来，存储在磁带上，有如存入数据的塔库中，任其蒙尘腐朽。

也许，这类数据应被称为“外在信息”而不是信息，因为它完全存在于任何活人的头脑之外。不过，不管贴什么标签，这种情况是在迅速地恶化。在未来几年内，按照现在的设计，新的“飞向地球计划”从其轨道发来的信息，每小时的发送量将超过现在地球科学所有的总信息量。为何如此？为了帮助我们确定从现在起 15 年内是否真会出现所谓环境危机。无疑，这种信息是有价值的。不过，等待这种信息却是危险的，特别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已确信，我们已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做出决断。处理这一切信息是非常困难的事， 何况这些信息的绝大部分根本不会进入任何一个人的头脑。

大量不加利用的信息最终成为某种污染。例如，国会图书馆每年仅仅从印度就收到上万种期刊。由于某些存积的信息和知识是危险的，如原子弹的蓝图，对所有数据的监控变得既重要又困难。如果这种“有毒”的信息泄漏给不当者，后果会怎样呢？举一个不那么吓人的例子，信用局中有关你个人的档案就不应该让所有想了解的人都能知晓。

与信息过剩相应，我们也遇上了教育危机，这并非巧合。教育是知识的再利用，但我们却发现，生产新信息比保存和利用已有知识来识容易。这样， 每当遇上不了解的情况，我们马上生产越来越多的信息，却似乎未能意识到， 信息也许是有价值的，但它不是知识的替代物——更不是智慧的替代物。事实上，我们正前所未有地大量生产初始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开始干预信息最终成为知识的过程。当这一过程可以正常进行时，它实际上有些类似发酵——信息首先被提纯为知识，随后在一定时间中，知识经发酵而成为智慧。然而现在，每天收集的信息比以前多得不可比拟，信息转为知识的缓慢过程被这种新数据的雪崩压垮了。

如果我们需要更好地处理这大量的信息，我们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人类传播信息方式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有利亦有弊。人类的第一种信息技术是口

头语言，它的力量一向为人尊崇。我们的宗教传统教导说：“言词为万事之始”。确实，在犹太—基督创世神话中，上帝正是通过说话完成其意愿的： “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第二种信息技术是书面语言，它的出现一般被归因为有组织文明的真正发端。

然而，人们多少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所运用的信息传播方式能够改变人本身。信息技术和任何技术一样，在我们与信息所描述的对象之间起到中介调整作用。在我们企图以象征性表述把握一个真实现象的全部意义的过程中，我们会遗漏某些特征，同时通过有选择的接纳，歪曲某些其它特征的意义。出于必需，我们按照象征表述的图式塑造自己的头脑。所有的信息技术——碑上的铭文，僧人抄录的漂亮手稿，印刷的报刊，卫星电视和光缆传输的计算机图形——这一切都扩大了我们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但是，这些技术也创造出特有的歪曲模式，从而改变了人类头脑接受、记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们通常是完全适应了所采用的传播交流技术，以致忽略了它的歪曲效应。例如，口头语言使得经验平整划一。即使口语在传达区别、对比和微妙的含意，它也起着同一化和规范化的作用——这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直接经验常常与达意之词而不是与意义本身相关联。例如，戒律禁止人们轻慢他说起上帝，可能一部分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极具意义的名字，这个词应该在使用者的心灵中引起激荡。这个词一旦降低为可随意使用的象征，“上帝” 一同就会为人循环利用，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这个词就会丧失不少引起敬畏的魔力。这个词还会进而被人乱用，人为扩大那些凡人琐事的意义。

再现的形象也同样起到平整划一的作用。本杰明在其经典之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描述了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如何失却了“灵气”或圣洁。看过《蒙娜丽莎》或《泛舟午宴》的印刷画的人也会熟悉这种效果——不管印刷画如何忠于原作，仍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作的感染力。如果我们在几个不同场合看这种印刷品，每次新的接触都会减少原作在多次复印中残剩的体验感染力。这是一种交换：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原画传达的某些内涵——事实上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内涵——但是，看印刷画的体验与看原画的体验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一旦人类采用某一技术来调解自己对世界的体验，就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力量，但也会失去某些东西。例如，工厂的组装线效率日益提高，它要求许多雇员不断重复同样的工作，最终，这些人丧失与创造过程有关的任何感觉——随之也失去了目的感。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我们日益依赖技术来中介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也日益遇上同样的交换：我们具有更大的能力，能更容易地为更多的人向自然索取，用来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过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具有的那种敬畏感常常被置诸脑后了。现在许多人视自然界为资源的集合体，这就是主要的原因。确实，对某些人来说，自然有如一个他们可随意操纵的大数据库。然而，这种观念的代价是昂贵的。人类拯救全球生态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对环境的新的尊崇，将环境当作整体而不是部分给予尊崇。

不过，大多的人只对信息和分析表示了尊崇。环境危机就是这样的例子： 许多人拒绝认真对待它，这仅仅因为他们对人类应对任何挑战的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只要能弄清问题所在，收集有关的大量信息，把问题分解成可操作的部分，最后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将可能采取什么办法来完成这

样一种工作呢？现在有关环境危机的信息量（及多余信息量）是如此之巨大庞杂，就事论事的常规办法完全行不通了。此外，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最好的思想家在分析微观部分上殚精竭虑，而不是努力理解宏观整体。

尽管在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所谓信息时代，现在所需要的是杰弗逊式的对待环境的办法。和同时代的其他大思想家一样，杰弗逊追求一种对知识整体的领悟。他和他的同事在费城着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治政府，他们把对人性的出色领悟与对法学、政治、历史、哲学和牛顿物理学的充分把握结合起来。现在，全世界来到了一个分水岭前，其状况与 200 多年前美国的创建者所面对的挑战有几分可比之处。当时，13 个殖民地面临的工作是确定联合其共同利益和认同的框架。而现在，所有国家的人民已开始感到，他们是一种真正全球文明的一部分，他们被共同的利益和关心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拯救我们的环境。如果我们想得到成功，我们必须防止如潮的信息淹没我们，必须不再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一个方便的资源和编码信息的仓库。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采用杰弗逊式的方法，力求把对文明性质的概括理解和对环境运行方式的全面把握结合起来。

当然，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不止于对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事实上， 科技革命几乎完全改变了人与地球关系的客观现实。新的工具、技术和工艺流程层出不穷，我们从而延伸了自己的感受力，扩大了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现在，我们能够看见土星的光环，分子中的原子，人体心脏的瓣膜，在月球地平线上升起的整个地球。我们能够听见早已去世者的讲话录音，听见深海鲸鱼的乐谱，听见一千英里外坠人废井的婴儿的啼哭。我们能在以两倍音速飞行的飞机座舱的过道上行走，能在午饭时离开欧洲，同一天可到纽约吃晚些的早餐。我们能抓住大起重机的把杆，像阿特拉斯神一样举起千人的重量。

依然在加速的科技革命正扩大着地球上 55 亿人的力量，使他们能按照其意愿再创客观世界。在人类心中回响的每一种志向、渴求、欲望、恐惊和希望现在都对外部世界有更有力的影响。古代的思维习惯现在有了新的意义， 因为我们的力量可将最大胆的想法化为行动。然而，我们有些像魔术师的学徒，正在学习如何任意支配无生命的物体，同时，我们也启动了比所预料的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比开头时更难阻遏。

在科技革命产生的诸多问题中，核武器对战争观念的影响须单独加以深入的审视。核武器构成了一种明显而致命的威胁，过去 45 年中，成百万的人抗议说，只要这种技术能在战争中应用，我们的世界就是不安全的。但是， 核武器已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战争概念，这从长期看可能是有益的。美苏之间漫长的冷战毕竟没有导致直接的武装冲突，其部分原因是，两国都注意到了核时代战争的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后来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和资本主义，基本上没有暴力出现，在有关战争可否接受的观念出现变化之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

数千年来，战争是文明的一部分，同样，我们为生存，为食物、水、房舍、衣服和其它生活需求而掠夺地球的古老行为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多年来， 特别是在本世纪，科学技术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种新工具，扩大了我们为了自己的所需，或仅仅为了自己的所欲而向地球索取的能力。所有这些新技术自身并不能与核武器的意义相比，但把它们加在一起，其对地球自然系统的综

合影响却使得无节制掠夺的后果和全面核战争的后果同样不可估测。

认识到奥本海默博士的原子弹和诺贝尔博士的炸药在性质上的天壤之别并非很困难的事，其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突出的技术上。与之相比，把所有影响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强大新技术与人类试图通过这些技术来满足的种种需求与欲望加以综合考虑却是极为困难的事。这些技术的积累效应与以往技术的积累效应，在质上是不同的。但是，由于这些技术数量极多，大多数技术完成的工作与人类生活已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环境上的重大变化是改变人与地球关系的历史性事件。我们成为某种技术自大狂的牺牲品，这种心态诱使我们相信自己的新力量是无限的。我们大胆设想，所有技术引起的问题均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文明似乎已对自己的技术伟力敬若神明，为这种做梦也想不到的神奇而陌生的力量所折服。在希腊神话的现代版本中，我们的自大狂诱使我们自私地盗用了可怕的力量，不是从诸神那里，而是从科学技术那里盗用了这种力量，诱使我们向自然要求神一样的特权以满足自身无度的奢欲。技术自大狂诱使我们看不见自己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自以为什么都能心想事成。我们对技术的痴迷取代了往昔对自然奇迹的痴迷，这已成为屡见不鲜之事了。就像小孩子会认为面包是从商店货架上长出来的，我们开始忘记技术只有应用于自然界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随着我们更高消费要求的继续增长，我们向文明索取想要的一切，却忽略了造成所有自然系统结构破裂的紧张和拉力。在感性上，我们离超级市场更近，而不是麦田，我们对包面包的五彩塑料纸给予更多的关注，却较少关心小麦田表上的流失。于是，我们越来越关注用技术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与自然界相联系的感受力却变得麻木不仁了。当我们力求人为扩大队地球索取所需的能力时，我们常常因此直接损害

了地球自然地向我们提供所求的能力。例如，我们使用造成表土流失的技术来增加农业产量，我们同时就损害了土地未来生长更多粮食的能力。我们时常忽略了技术炼金术对自然进程的影响。因此，我们制造了成百万台内燃机， 使氧气自动转化为二氧化碳和其它气体，我们同时就干扰了地球从大气中正常排除杂质的自净能力。

为了改变当前人与环境关系的破坏性模式，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对技术作用的新理解：有些欲望和行为从前曾是良性的，但技术会放大这些事情的有害后果。在很多情况下，技术本身也需要改变。例如，继续生产 20 英里耗油

1 加仑、同时向大气排出 19 磅二氧化碳的汽车和卡车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事实上，我们需要做出加速某些新技术发展的战略决定，如太阳能电力生产， 这种方式对环境的有害影响较少。但在所有情况下，要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慎重关注我们是怎样通过技术与环境相联系的，而且尤其必须关注重大技术对这种联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有时，从一种技术向另一种技术的转变会改变既有的模式。例如，对政府和政治而言，印刷媒体的发明导致了全新的方式。印刷媒体使共同观念和价值（通常通过共同语言）得以广泛传播，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建立某一类型的国家。一些现代国家只是在印刷媒体问世后才形成的。许多历史学家说， 没有潘恩所著《常识》一类印刷册子和论文传播了美国新国家的观念，美国革命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任何时代的主导技术常常对可信可能之事形成不言而喻的设定。例如，宪法建立了政府三权制衡系统，其中每一权力分枝被设定为其它两种权力分

支的平等机构。但是，宪法的作者们认为，每一权力分支应主要通过印刷物与人民相联系。在 20 世纪中叶，电信广播取代报纸成了主导的大众传播手段，起码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府的三个分支机构的相对突出性发生了变化。和国会与法院不同，总统可以在电台讲话，电视出现之后，他的形象和气质又可以显现在几乎每个美国家庭的客厅里。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的成员在这些媒体得不到露面讲话的机会——只是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他们作为鼓掌者才会显形。因为在民主国家中，真正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样，总统相对政府其它分支机构的突显地位很快就相当于通过技术而造就了某种宪法修正。

再看一看另一种影响政府制度的技术。现在的战争技术不再是大规模的陆海军，需几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和投入行动，而是洲际弹道导弹，它会在国会凑齐法定人数之前就击中目标。这难道不会构成消除国会的宣战权的威胁吗？这又一次表明，技术几乎已修改了宪法。这也再次表明，就技术与政府系统的相互关联而言，新技术比老技术有着非常不同的技术系数①。

即使新技术的采用也出于同样的基本目的，只要它取代了另一种技术， 就会深刻改变一个系统内不同组成成份的关系。此外，当前新一代技术问世的速度极快，技术的替换有时突如其来，异军突起。这也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带来问题。在美国有个著名的有害化学废物堆放地洛夫运河。让我们以这条运河的起源为例。在本世纪初，在爱迪生发现电能控制方法之后不久，新的化学加工工业因可以依赖大量电力而应运而生，当时，化学工业在尼亚加拉瀑布一类水电站附近建立工厂，越近越好。爱迪生采取的办法是出售所谓直流电。直流电在远程传送中要损失大部分电能。这样，靠近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优良工业建设用地很快供不应求。

一个叫 C.W.洛夫的企业家突发奇想，要在尼亚加拉河上游数英里处挖一条运河，河流在此处弯过一座山边流向瀑布，河本身折了一个大弯。洛夫意识到，用一条运河将尼亚加拉河的两侧弯流联结起来，可形成一个能用于发电的人工瀑布。他希望以此吸引新的化学工厂到新运河两侧来落户。然而， 在洛夫开始运河工程后不久，他得知一个名叫 N.特斯拉的俄国移民发明了一种使用所谓交流电的新办法，可以进行较远程的输送而损失较少的电能。

化学工厂突然不再需要靠近发电机了，尼亚加拉瀑布的电能被输送到若干英里外兴建的新工厂中。当这些工厂想找个地方堆放化学废物时，他们发现了一条只挖了一部分的废弃运河。这条运河被填满后，又在上面覆盖了泥土。许多年后，人们沿运河两岸修建了住宅小区，在运河中间是一所小学校， 学校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洛夫运河的来历，直到化学物从操场逸出，他们才明白了一切。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类同的情况。我们的社会听任内城区成为犯罪、吸毒、贫困、愚昧和绝望的有毒垃圾场。在这一情况中也存在一种转变，但这不是单一技术的转变，而是工业时代自身的转变——这个时代促使工厂房屋等集中于港口一带拥有大量煤炭、原材料和工人的地区。在其后的后工业时代中， 家庭迁居到郊区，人们找到了新的工作，建立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遗弃的内城区便对有效的生产活动无关紧要了，多多少少成为旧时生活的遗弃物。

有时，并不是技术而是应用技术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肯尼亚，一

① “技术系数”指一种技术对其应用范围发生影响的独特方式。——译注

个氏族曾在里夫特山谷的高地上通过一种成功的技术垦殖种粮，这个氏族后来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迁移到低地地区。然而在新地区，由于雨水更多，土质不同，过去世代采用的有效的农业技术导致了灾难性的水土流失。同样， 把在富裕发达国家中有效的工业文化移植到社会条件不同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恐怕也是很不适宜的。

多种重大技术的相互作用也能使人与技术的关系复杂化。我们都会时而见到药方上的警告，提醒我们注意药物可能的相互反应：两种药分开服用时效果良好，但一起服用时则产生非常有害的反应。对于技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时常猜想，电视和印刷技术同时存在，在传播以及组织政治思想方面互相竞争，有可能导致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某种类似的不良反应。人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对一个事件或思想的说法，它们与在晚间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同一事件和思想大相径庭，印象完全不同。每一种媒体都有创造自己的思想方式的倾向，都倾向于使对方受挫。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作为整体似乎不能确定自己的目标，更不用说能团结一致地走向这些目标了。

作家 O.帕斯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认为，印度似乎存在着社会瘫痪，其部分原因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一神教体系伊斯兰教与世界最精致的多神教印度教的共存。同样，我怀疑， 美国的政治瘫痪可能部分出于在传播政治思想上两个强大而冲突的媒体的共存。

在考察科学与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对“技术”的定义予以精确化似乎是有益的。除了工具和发明设计之外，我们还应加上组织系统和方式，它也能增加我们征服世界的能力。凡是能产生新的方式扩大人类能力或促进完成某些工作的过程整体均可被视为技术。甚至像市场经济学或民主一类宏大的新思想系统也可被视为产生一定结果的发明，它们有时有难以预期的后果。

如按这种广义的定义，人体也能被视为一种技术。我们思考环境的方式无疑是从我们体验地球的方式开始的。我们与地球的主要接触是通过五种感觉进行的。然而，尽管大多数人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就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而言，我们的感觉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五官给了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初步感觉，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限制了我们的体验，并把我们的体验导入一种只反映五官所能接受和加工的信息的模式。其结果是我们开始相信，我们接受的有限信息代表着实际存在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见不到的某些东西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它构成我们必须回应的严重威胁时，我们常常很惊奇。例如，摧毁臭氧层的化学物氯氟烃是无嗅无味无色的。换言之，我们的感官如无外部帮助，这种化学物对它们来说就不存在。同样，过去几十年中，二氧化碳又在大气层中大量集聚，如果不使用精巧手段加以测试，我们也见不到这种情况。此外，太阳光线中有一种特别的红外线，它为过多的二氧化碳和氯氟烃所阻留，它也属于光谱中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射线。事实上，人类回应生态危机的难处部分在于，生态危机的征兆尚不能通过味觉视觉嗅觉和触觉提出直接的警告。在过去几年中，许多人注意到夏天变得更热了，干旱时间更长了，如果说，这种全球变暖的明显证据已使人们更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能感到氯氟烃的味道或看见二氧化碳，生态危机将会显得何等紧迫！

如此说来，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很难说是完美的技术。在感受世界的方式

上，性别的作用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心理分析学专家 E.艾里克森的一个著名试验说明了这一点。40 年前，艾里克森给一群孩子一些积木，仔细观察他们搭建的形状与结构。女孩子们更愿意搭出在内部保留空间的结构。男孩们则相反，更愿意搭建从底座向外和向上伸展、占据四周空间的建筑结构。这似乎正是我们的整个文明与环境相联系的方式，其特点是拼命向自然扩展， 而很少强调可以保存、保护和养育环境的模式。按照这一观点，在过去几千年中，西方文明一直强调一种非常男性化的对待世界的方式，并以一种贬低女性化生活态度的哲学结构来组构其文明。例如，当科学技术革命加速之时， 我们似乎更为强调延伸和扩大能力的技术，诸如人类的作战技术——这在历史上与男性而非与女性有更多的关联。与此同时，减少可悲的婴儿高死亡率的新方法却很少为人关注。确实，我们对技术本身的态度也是依据同样的视角形成的：重视发明设计而轻视系统考虑，重视主宰自然的方法而忽视与自然协调的方式。归根结蒂，环境危机的解决将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两性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对女性体验世界的方式予以更合理的尊重，以此影响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观点。

和性别的情况一样，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对个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少男少女们有一种永生不死之感，这钝化了他们对某些物质危险的感知。另一方面，人到中年，感情上成熟之后，就会自然感到一种欲望，想在艾里克森所谓的“繁衍生计”上多花些时间和努力：这是一项思长虑远之计。这种隐喻是难以抗拒的：一种文明曾像青少年一样获得了新的力量，但不成熟，不会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它有一种不现实的永生不死之感， 对严重的危险麻木不仁。同样，作为一种文明，我们的希望可能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调适出一种作为真正全球文明的健康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具有成熟的责任感，致力于在人类与地球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生生不息的关系。

我们肉体存在的另一个特点也塑造我们的生活体验，虽然我们视之为天生当然之事，几乎不加注意。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基本人体构架，它在身体两侧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半部，如镜子一样将我们的身体一分为二。我们身体的这种镜映式特征被称为双边对称，对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我们在世上做些什么，我们差不多总把它从观念上一分为二——固定和操纵，让我们身体机器的对应两侧各负其责。今天吃早饭时，我用左手按住柚子，让它在盘子中不动，然后用右手来操纵它，先是用刀把整个柚子切成片， 然后用勺子把小片送入嘴中。当我和孩子玩抓球游戏时，我先用戴了手套的手把垒球握定，然后伸过另一只手抓起球，扔给一个孩子。

我们也运用大脑的两半以不同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一半善于保持顺序感和空间比例，另一半则善于逻辑之类的思想运作。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唯一的共同特点是离不开主谓二分法。确实，本页中的每一句子都以名词开头，并通过一个动词移向句尾。我们一直在强调改造世界，强调行动，但依 T.贝里神父的话说：“世界是主语的共聚，不是宾语的复合。”这一关于双边对称的说法听起来也许有点模糊，但我认为，这也许是现代技术扭曲人类与地球之关系的一种最危险的方式，因为技术已大大扩张了人类驾驭自然的种种能力。迄今为止，它却远没有同样扩大人类保存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现在，我们有一千种无比强大的新方法来操纵和改造脆弱地球的自然系统，但在如何巩固和保护环境免遭不测之灾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仍是原始的。我们对自然的无情操纵非常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连带伤害，

这正是因为我们未能考虑怎样保障自然环境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当技术被人轻率地运用时，就可能破坏世界的生态平衡，同样，运用于人类体验世界方法上的一些技术也可能破坏生态平衡。技术可能仅仅增强人的某些感知力， 仅仅扩大人的某些能力，仅仅提升人的某些潜能，而不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样，技术就能深刻地改变人观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模式。例如，在本世纪的后半叶，我们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操纵自然， 每当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条件反射一般寻找更多的操纵自然的办法，希望以此补救以前的干预行为造成的损害。

在讨论温室效应时，我确实听到过老成的科学家建议说，在地球轨道上放置数十亿锡片，可以把射来的阳光反射回去，以此平衡现在大气层中截留的大量热量。我还听到过其他人认真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向海洋施用含铁肥料，以刺激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这也许能吸收一些人类造成的过多温空气体。这两种建议都出自这样一种冲动，即为了抵销以往操纵自然造成的后果而再度操纵自然。我们似乎认为制定这样的浮躁计划倒更容易些， 不肯思索一下似乎更为困难的事，即对以往操纵方式明智与否做一 番反思，注意到过去的操纵方式似乎未能与环境保持一种健康关系，因为它们正在摧毁环境。

就最深层的意义而言，关心全球生态的环境主义正在一部分人之中勃然兴起。这些人头脑较为清楚，他们知道，在人类无可挽回地操纵和改变自然万物之前，必须巩固、保护和保存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