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生态经济学：真相与后果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所使用过的最有力的工具。作为一种制度，它分配资源、劳动力、资金和税收，决定社会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及财富的消费。古典经济学在指导我们生活的近乎各个方面的决策上占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规则如此有说服力，我们通常把它当成不言自明的真理，就像在科技革命之初由牛顿所定义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仅仅几十年之后亚当·斯密制订了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至今仍是经济学的基石。

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这些坚信资本主义的人因此应当更加有所作为，而不是仅仅沉涸于自我喝彩。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上其它国家将更有可能采纳我们的制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更加深层次的课题，即纠正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缺点。

事实是我们的经济体制只看见某些东西而对另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它仔细地衡量记录对于买者和卖者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如食物、衣物、制成品、工作和金钱本身的价值等。然而这种精密的计算方法常常完全忽略了那些难以用买和卖衡量的东西的价值，如新鲜的淡水，清新的空气，美丽的群山，森林中丰茂的生物。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存在的这个问题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不合理决策的最主要原因。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虽然解决起来困难重重。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像其它工具一样，经济学虽然赋予我们崭新的力量，它却扭曲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由于我们变得完全依赖于我们经济制度所具有的能力，我们的思维亦与之相适应，并开始认为这种经济理论能够就我们希望它解释的一切问题提供全面的分析。

然而，就如同人类的眼睛只能看到光谱的一小部分一样，我们的经济学无法看到，更无法衡量我们世界主要部分的全部价值。相对于我们的经济决策所带来的总体代价和全部利益来说，我们看到的，衡量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视觉上和在经济学上一样，我们看不到的也就想不到。

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经济学问题加速了环境恶化。许多畅销的经济理论书籍甚至没有提及诸如污染或自然资源匮乏等经济决策上的基本问题。虽然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它们在总体上没有融入经济理论之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 H.戴利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他说：“宏观经济学和环境之间至今没有建立起联系。”

看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作的最基本的尺度——国民生产总值（GNP）。在计算 GNP 时没有计算自然资源的消耗。建筑、厂房会贬值，如同机器设备和车辆会贬值一样。因此，由于草率的农业耕作方式削弱了土壤表层抵御风雨侵蚀的能力，导致了依阿华州的表土流失到密西西比河之中，难道它不贬值吗？为什么这种损失不能算作我们去年种植谷物的花费呢？如果表土一年之中流失极为严重，即使把谷物价值计算在内，国家也会变穷。而我们的经济统计会使我们相信因种植了谷物而变富。实际上我们变富是因为没有花必要的钱来保护环境，不使水土流失。这已不仅仅是经济理论问题了。我们已失去了依阿华州一半以上的表土，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以适合环境保护的方式种植谷物的价值。

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这就是其中一例：大量使用杀虫剂会确保我们种

植的谷物获得最高的短期收益，但这样草率地过度使用杀虫剂污染了农田底下的地下蓄水层。当我们在计算种植谷物的花费和收益时，水资源的损失被忽略了，我们没有考虑到干净的地下水的价值。我们已经因杀虫剂和其它有毒的化学药剂的无法被清除，污染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地下水，而这些有毒的药剂实际是无法清除的。

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发生在美国之外的例子。某个发展中国家一年内砍掉 100 万公顷热带雨林，卖木材所得的钱会算作那个国家本年内的收入的一部分，一年内锯子和运输木材车辆的损耗会归入总账的消费之列，而热带雨林的“损耗”却没有计算进去。事实上，这个国家 GNP 的计算过程没有一处能反映 100 万公顷的雨林已被砍伐的事实。这应该让人感到震惊甚至荒谬。然而，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性开发银行以及国家信贷机构决定给世界各个国家以什么样的贷款和资金援助的时候，它们考虑的是什么样的贷款会如何改善一国的经济运行。对所有这些信贷机构来说，衡量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尺码是一国 GNP 的增减。出于所有实用的目的，GNP 把对环境的这种快速而且不顾后果的破坏看作一件好事！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经济学家 R.罗佩托曾经带领一个小组研究国民收入统计的变化对印尼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个国家森林资源的净损失现已超过了出售木材所得的收入：大量表土的流失使得出售木材所得的纯收入锐减了 40

％，然而当这个经济悲剧正在上演而印尼正在走向悬崖边的时候，所有官方的报告都展示了一幅经济平稳发展的喜人景象。

最近，我问联合国负责定期修改 GNP 定义的官员，为什么计算 GNP 时这种只见益处不考虑危害性的现象依然存在？每隔 20 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世界有关组织会重新审议 GNP 和其它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标准的定义。许多经济学家，如戴利和罗佩托，以及马里兰大学的 R.康斯坦查很久以前都曾经敦促修改 GNP 的定义。这也正是我所建议的。当时这些官员们刚开始进行 20 年一轮的审议。他们也建议进行修改——这是明智的做法——但又认为那样做很困难，现在进行不合适。他们说：“可能在下一次审议的时候会修改。” 而那又将是 20 年以后了。

我们的经济体制在与马列主义进行斗争时，显示了十分强大的威力，而它却没有重视到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每年几万种生物灭绝等环境问题。我们每天做出几亿个经济决策，其后果却是使我们逐步走向环境失衡的边缘。

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会说，所有参与供求这一矛盾中的人都会占有“完全的信息”，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每个作经济决策的人能预先知道与他们将要决策的问题有关的所有事实，再做出决策，虽然允许有少许的判断失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有一种市场清理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是充分的。“完全的信息”是这一假设的符合逻辑的推论。一个人所共知的小故事最好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女在街边散步。小女孩看到路边有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她刚想把它拣起来，老人说：“不要拾它。如果路边有张 20 美元的钞票，早就被人拣走了，那不可能是真的。”

古典经济学家自视高明，把话说过了头。特别是考虑到古典经济学家并未重视自然资源流失的代价这个问题。正像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对于人们的实际可得的信息做出各种可笑的、不合实际的判断一样，古典经济学也坚持另一同样可笑的观点，即自然资源是用不完的“免费商品”。

这种观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收入计算体制是由凯恩斯在殖民时代末期提出来的，当时自然资源的供应看起来确实是源源不断的。事实上， 如今那些摆脱殖民统治达一代人之久的国家环境污染最严重，这并不完全是巧合。对环境的过度开发的势头很难遏制，特别是如果这些流行的经济观点是由那些首先对从这些国家掠走自然资源感兴趣的人所提出的。

然而这种计算方面的盲目性不仅是在计算产品价值上。根据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物质和能量既不会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因而自然资源就转变成有用的物品和有害的副产品，后者包括我们有时所说的污染物。我们的经济制度以一种更注重我们生产的好产品而不是坏产品的方式衡量生产的效率， 即“生产力”，这就不足为奇了。每种生产程序都会产生废物，为什么这不算进去？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大量的铝，为什么氟化钙这种可避免的“副产品” 不计算进去呢？

生产力的提高——这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尺度——如今被另一个荒谬理论方法衡量着，即如果一项新技术有好坏两方面的作用，在某种条件下就可以只考虑该技术的好作用而忽视坏作用。通常，某个聪明人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用同等数量的劳动、原材料和资金来生产更大数量的产品，人们就说生产力提高了。但是如果这种聪明的新方法不仅导致生产的增长，而且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难道不该被考虑在内吗？事实上我们最终可能要花很多钱来消除这种影响。

然而荒谬之处不仅于此。清除污染所需的费用通常被列入国家支出。换句话说，我们造成的污染越多，我们对国家支出做出的贡献就越大。例如埃克松·瓦尔德兹号油轮在威廉王子湾发生石油溢漏之后，清除海水中溢漏石油的一系列努力实际上都增加了我们 GNP 的总量。

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够正确地计算与消费相连的一切花费。我们每次消费都会产生一些废物，而古典经济学家干脆忽视这一点。我们每年消耗数百亿吨的氯氟烃，它们真的被消耗尽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什么导致臭氧层出现漏洞？我们每天消耗 1400 万吨煤，6400 万桶石油，它们真的被消耗尽了吗？果真如此，大气层中那么多超量的二氧化碳从何而来？

所有这些暗含的消费都没被正确计算。实际上，我们的经济体制衡量生产力的方式，即使是在这个体制本身的逻辑范围之内也不能自圆其说。古典经济理论的超级理智的经济人假说差不多就像相信魔法一样。如果我们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商品而这种自然资源因为取之不竭而永不贬值，如果生产过程中又不会产生任何我们所不需要的废物，如果产品被消费后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我们确实是在目睹魔力之神奇。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坐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听到一位表面看上去很正常的人详细地解释他制造的一台机器，据说这台机器能把铅变成金子。我猜想我父亲表现得那么和蔼而有耐心，是想给我一个机会看一看地球上最后一个炼金师。事实上，炼金师大有人在。因为我们想着在消费商品和资源时， 实际上是在把这些东西变成不同的化学和物理物质。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业性炼金术，并且在某个时候，人类将为这种“炼金术”所隐含的费用付出代价。

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定义很狭隘，并且鼓励我们把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魅力是如此诱人，以至于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那些伴而发展的不利副作用。当然问题是二者总是相伴而行。聪明的做法是权

衡利弊再决定总体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计算我们行为的价值而一直不考虑重要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将不断遇到今人不愉快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当新的环境污染被发现了，我们回顾过去，常可以发现那是由几千个看似明智实则拙劣的决定累积的后果。而这些决定都是遵照标准做出的。然而权衡它们的利弊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标准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不事先考虑这些决定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呢？答案在于我们的经济制度能够掩饰许多决定的不良影响。这是通过给这些不良影响贴上“外部效应” 的标签这种“聪明”的做法来实现的。

当经济学家衡量积极因素并试图忽视负面作用时，他们宣称负面作用难于被归人他们的计算整体之中。坏事物通常不能推销给任何人，而处理其后果的责任却推给了其他的人。因此，既然对负面作用的权衡会使对积极因素的衡量复杂化，负面作用就简单地被认为是程序之外的事物，被称为“外部效应”。

这种通过主观臆断的定义把不利的事实排除在对总体的衡量之外的习惯做法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这在某些方面与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所表现出的无视道德规范的做法相似，他们也利用武断的定义来为他们在评判善恶时将劣迹排除在考虑之外的做法辩护。例如，一个种族主义者可以在其自身及其同种族人的周围划定一个圈，目的在于排挤异族。种族主义者然后总是做些抉择，通过贬低圈外之人来人为地提高其自身的价值。这就经常造成圈内人的地位提高与圈外人的地位降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就是这一现象的两个例子。

同样，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在人类文明决定加以衡量观察的事物周围主观地划一个价值圈。然后我们发现人为地提高圈内事物价值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贬低圈外事物的价值。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倾入河中的废物越多，污染制造者及其股东所得的短期利润就越高；热带雨林被焚烧得越快， 牛就能越快地吃到更多草地上的草，牛肉也就能越快地被做成汉堡包。我们未能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这一失误实际上是忽视了破坏环境的政治代价， 其后果不堪设想。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 C.科拉克曾这样说过：“许多经济显著增长的结论都是在没有考虑自然资源损耗的情况下得出的，因此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他建议我们认真地研究任何生产带来的有利与不利的产物，并且注意两类产物的变化，然后再计算生产力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例如，一个热电厂既发电又造成大量的空气污染。电力可以出售，因此很容易计算它的经济效益，但计算出哪怕是部分废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可能的。各种硫氧化物导致工厂下风头田地里的作物减产，还造成各种污染，能见度降低，为治疗呼吸困难还需花医疗费。为了弄清在空气中每多排放一吨硫氧化物废气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迄今为止，问题的答案还远不如电力的价格那样明了。然而，这种困难不应该作为一种将这种代价视为零的借口。现已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标准，该标准内的某些数值可以并应该用来计算燃烧一吨煤的收益和代价。热电厂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当一项新的法律——如要求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的清洁空气法——生效之后，我们就会听到热电厂的发电能力将下降的说法。这种说法根据的计算方法只计算燃烧每吨煤所造成的污染的代价而根本没有计算由于降低煤的消耗所带来的经费节省。即使我们稍加改变衡量生产力的方法，把那些已有公认

的代价标准的污染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包括进来，我们也会大大地接近真正的得与失的准确定义。

然而，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不再可能给我们的经济抉择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定价。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在山中湖面的蒙蒙晨雾中升起的太阳，陆地上天空上海洋里自由繁荣的生命，所有这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因为这些宝贵的财富没有标价，就有理由认为这些财富没有价值并基于这种观点来做各种决定，那可真是心肠冷硬了，就像王尔德所言：“心肠冷硬的人知道每件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如果我们只考虑我们认为足以衡量经济系统的那些重要价值，这样不仅会排除对环境而言很重要的许多东西，而且是在歧视我们的后代。传统的经济分析的公式对未来价值的看法不仅目光短浅，而且恐怕颇不合逻辑。尤其是，在评估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开发所造成的成本效益流动的时候，标准的“贴现率”通常假定所有的资源都属于当今的一代人。我们以现在就耗尽全部资源为准来计算其价值，于是，任何对后代人可能有价值的资源都大大“贬值” 了。其结果是以牺牲后代人的方式来扩大这一代人的权力。用戴利的后来说： “以破产清算的方式来对待地球，这样做是完错误的。”

1972 年联合国成立了布伦特兰委员会①，宗旨是考察经济发展和环保这两者间的关系。它使我们注意到“世代间平等”这一问题，即现代人在做决定之时要考虑到这些决定对后人产生的影响。虽然这个说法在讨论环境保护事务时已成为成说，但并未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对我们所做决策的后果进行评估的方式上有所反映。结果我们在有生之年继续尽可能地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似乎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妥。

目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争论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之上，即像世界银行这样较大的金融机构的许多投资通过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短期开发自然资源而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以牺牲长期、可持续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短期资金流量。这种模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我们贬低了自然资源的未来价值，还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计算现在用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

我们衡量现行决策对自然界的影响之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做法也是妨碍我们对战略性的环境问题做出正确抉择的主要障碍。通常，我们只夸大地计算改变现行政策所需的预算开支，而从不分析如果什么都不做会在处理环境问题上花多少钱。

例如，一些气候学家很早就预言全球变暖将导致加利福尼亚空气湿度每年降低 75％，但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没有人考虑将解决加州水资源短缺的费用纳入遏制全球变暖计划的收益计算中。我们还应该考虑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将付出多少代价，因为加州 7 年的干旱后果已是对我们的当头棒喝，并且今后还会更糟。当我任参议院负责监督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时，另一个涉及费用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正好说明了我的观点。早在 1991 年国家航空航大局就宣布加州的干旱使深层地下水干涸，其位置在太空飞船返回地球时用作着陆地点的干湖床下的深处。如果干湖床表面出人意外地出现的一个 6 尺深的裂隙将最终给这一着陆带造成危险。另建一个新的着陆带就要花许多钱。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后

① 即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女士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译注

果，看来只有把建设新着陆带的费用计入不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所导致的开支才合适。（当我向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建议把这笔开支计入分析报告时，他们对我说：“你别开玩笑。”我回答说：“不全是玩笑。”）

但是问题远不止加州的干旱。从许多方面来说，布什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方式存在的问题明显反映了他们不能认识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至今为止， 政府不清楚保护环境的真正价值，却又像王尔德所说的冷硬心肠那样，对开展环保工作所需的费用却很清楚。1990 年春，布什祝贺一个国际环境大会的召开。他的助手为与会者准备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一个图示，说明政府如何平衡短期财政收入及长期环境恶化。图示中，几根金条放在天平的一个盘子上，天平另一个盘子上放的是地球及其全部自然系统，似乎后者的重要性和价值与 6 根金条相等。一位科学家，或者一位经济学家，正在她的本上记录着这个平衡刻度。虽然一些国家的代表私下里说该图示似乎在反讽布什对待危机的态度，而总统和他的助手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把整个地球放在天平一端的做法是多么荒谬。

美国一些最好的公司正创造性地对危机做出反应，比政府做得好得多。那些为保护环境做出承诺的人惊奇地发现，当他们开始正视污染问题并寻求将污染降至最低限度的时候，他们开始找到了一些新方法来减少使用昂贵的原材料，并能在生产过程的几乎所有程序上提高效率。一些公司还发现仔细审查每道生产程序能大大提高产品的品质。例如，三 M 公司污染预防支付计划就使其利润有了很大提高。施乐等其它一些公司也是这样。

一些公司正力图判断公众新的环境意识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例如造纸厂在为提高生产能力进行新一轮投资时，要考虑公众当前对使用再生纸的热情能保待多久才能决定大规模投资再生纸生产厂是否有利可图。当然，这些预测一般来说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政府常常未能这样做。布什政府大谈自由市场自己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许多市场是受到严格调控的，并且常以隐蔽的方式受到调控。就拿造纸厂来说吧，纳税人目前实际上是在补贴造纸厂利用原始森林中的木材制造纸张，因为他们不仅是最大的买主，而且我们用税收来资助工厂把运输木材的道路修到国家森林里去。此外，联邦政府负担管理整个森林系统的费用，而其中有些只对木材工业有利。所有这些政策都鼓励对这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进行进一步破坏。

布什政府以及整个美国政界都应该意识到良好的环境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对于提高未来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作用。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许多现在就已发炭可危的工作将不复存在。太平洋西岸木材加工的从业人员和热衷于保护金钱猫头鹰的环保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这场争论被称为就业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但若真像木材加工业者所希望的那样，把仅剩的 10％的原始大树砍伐掉，人们最终还是会失掉工作。问题在于是现在就开始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是等所有的树木被砍光之后再开始。

当今政府还应该在鼓励人们采用合理技术方面更加努力，因为合理技术带来的收益可以被用来抵消环境恶化给我们造成的代价。日本已经开始实施一项宏伟的计划，为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和有利环保的新工艺培养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可悲的是，美国自从研制出第一代利用风力和太阳能的技术之后， 再无建树，如今已成为此类新技术的纯进口国。

现在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方式含有不切实际的成分。我们无视当前的经

济决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疯狂的投机，企业合并风潮， 资产重组和其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提供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无关的行为上。如此下去，其结果不仅仅削弱了美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更无法创造性地、有效地解决环境危机。

要想免遭这种危机最不利的影响，现在行动还为时不晚。并且，美国应该成为行动的主导者。我们的光荣历史应该使我们充满信心，并肩负强烈的责任感去迎接挑战。我们必须纠正一些规章和程序的不足。这些规章和程序指导着每天被实施的几百万个决策，而这些决策构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我们必须改正对什么是进步，什么是退步的定义。

某些改革执行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另外一些相对而言难一些。但所有的改革都要求我们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欺骗自己。我们要训练自己及时察觉哪些时候愚蠢的行为代替了严谨的分析。例如在 1989 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得出结论说：“为了降低温室效应、减少废气排放量而在经济上付出重大代价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论述的部分理由是：“纽约和亚特兰大两地的平均温差相当于所预测的全球变暖后最大的温差，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亚特兰大较为温暖的天气比纽约的天气对健康造成更多危害。”但是如果纽约像亚特兰大那么热，亚特兰大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南加利福尼亚州又将怎样呢？中西部的干旱又将如何呢？全球气候型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及其它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想当然地被等同于政治上的“外在事物”而被忽视。

若干年后，如果遵照现任政府的政策，不认真采取措施而听任全球变暖， 对全球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布什政府成员一定会后悔莫及。决策者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无视其对未来发展责任的做法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是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最有远见的一位领导者那里寻求某种灵感。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丘吉尔对于英国防范希特勒的进攻一直不能做好准备实在忍无可忍，他在下院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政府根本就了不了决心，或者它不能让首相下定决心，于是就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做出的决定有名无实，想下决心却又优柔寡断，立场看似坚定实则游移不定，看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这个时代因循守旧，半心半意，哄骗迷惑，权宜拖拉。这个时代该结束啦。取而代之，我们正进入一个行必有果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