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羽毛丛书版序言

这本书最初是在 1992 年初精装出版的。12 个月后的今天，美国和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然而谁都不曾要求本书的新版作出任何修改。本书多少受到过一些攻击，这主要是因为本书呼吁全面修正现行政策而引起某些人从政治上的反对。不过，一直没有谁曾言之有据地指出书中有哪个事实不够准确或哪项分析不够公正。相反，无论科学界还是一般读者都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使我深感庆幸。不管怎么说，我为平装本写这篇序言，不是要为本书提供辩护，而是想要讨论本书写就以后发生的几项重大事件：我认为这些事件对本书所包含的主张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可以提到，1992 年 6 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首脑都聚集到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人们通常把这个大会称作“地球首脑会议”。不少人批评这次大会产生的协议软弱空洞，在改变国家行为方面没有作出多少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尽管布什政府决定不要达成任何旨在致力于实际行动的协议，可是在增进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真实性质的关切方面，地球首脑会议仍然标志着这条漫长奋斗道路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哪些政策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怎样明智地调配各国的资源？未来的经济进步和这些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逐步增进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是个漫长的进程，而这次大会有效地使整个世界在这一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

无可疑问，对世界各地的首脑来说，地球首脑会议的确是一次强有力的学习经验。首脑们前来里约开会的时候，各有各的关切。而在里约，他们建立了一种共识：他们特殊的关切只是同一个根本性的全球危机的不同外部表现。热带雨林被烧毁被砍代，现存物种以成千倍的速率加快灭绝，空气和水到处发生污染，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人们忽然认识到，所有这一切比悲剧还可悲的事态原来是同一个拼字谜语的不同片断，或换个说法，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和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相冲突的各种结果。

产生这种冲突，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地球的关系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本质变化。第一是人口爆炸。地球上每 10 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中国的人口。第二是科学技术革命。我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影响我们周围世界的能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第三是思考我们同环境的关系时的方式的改变。不幸的是，这种改变不是越变越好。我们屈服于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无视我们当前行为对未来产生的后果。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造成这种对环境不负责任的思考方式的原因。

然而，我们仍有很多理由怀抱新的希望。地球首脑会议为世界各国的政策转变打下了基础，这种重要的政策转变旨在中止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虽然在里约签署的正式文件缺少实质内容，但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大会促进了思想上强有力的转变，这一转变无论在工业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还在进行之中。而且，多数与会者和观察家都同意，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一系列国际会议的首例，各国还将在今后的会议上讨论和制定一整批新条约，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进步，改善文明和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官方代表团的正式会议之外，地球首脑会议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地球上各国人民之间在这里找到机会进行大量不很正式的对话。里约展示出了人的极为丰富的创造性：有人立起了一株巨大的“生命之树”，纸作的叶子

上满是世界各地的孩子用彩笔写的衷心的贺词；卡亚袍人、亚诺玛米人、依努人和彭南人，以及其它土著民族都派来了代表，他们在家乡的野生环境中正挣扎着保护他们的古老文化，现在来到这里，通过歌咏、舞蹈和充满激情的演说，呼吁对残存下来的濒危的野生环境加以保护；科学家展示出的计算机画面上是从空中看到的地球的一寸一寸的土地，这些画面制作得极为精巧，美丽动人，而所配的大量文字资料却讲述着地球每天正在遭受怎样的危害；艺术家们制造出种种雕塑、绘画、乐曲、图表、电影，把这 11 天日程里的方方面面差不多都表现出来了。土著居民和艺术家，科学家和孩子，旅游者和外交家，所有人看上去，相似之处都多于不同之处。所有人似乎都分享着一种更深的理解——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家族的血缘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然而，对每一个他人的未来的责任，对整个地球环境的责任，却把我们变成了一家人。

这一理解也许是地球首脑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从宇宙飞船拍下的照片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地球飘浮在月亮上面，这幅图画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行星的方式。同样，地球首脑会议改变了世界各国看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责任的眼光。

但若说地球首脑会议对整个世界来说是成功的，我国在那里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全世界都要求并热望美国挺身出来领导，提供远大的眼光，可我国在里约大会上却惨遭奚落冷落。其实我国派出的代表团素质不低，团长是环境保护局局长 W. 瑞利，团员颇多精明强干的谈判者。可惜布什政府坚持要求我们的代表团为很多毫无意义的主张争论不休，这种作法实际上就保证了任何有效的决定都无法获得通过。其实在里约大会前两年里的所有准备性会谈上，布什政府已经开始采用这样的作法。举例来说，大会之前很久，几乎所有工业国都已经声明它们愿意制定一个有约束力的目标，以限制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比较多见的提议是在 2000

年前降回到 199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布什政府自己的研究表明，我们很容易达到这样的目标，几乎无须强制，只靠自愿就行了。即使如此，布什政府还是威胁要破坏整个大会以防止这样的目标获得通过。

日本在谈判过程的早期就表示，虽然它同意采纳这类目标和时间表，但它将以美国为准来作出最后决定。与之对照的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德国的领导下，它们试图向美国施加压力，说服美国改变主张。虽然美国发出抵制地球首脑会议的威胁，最终迫使所有其它工业国都向布什的立场屈服了，但它们多数还是分别签署了声明，重申原来的允诺，在 2000 年前把二氧化碳排

放量降回到 1990 年的水平。

可悲的是，美国坚持工业国不就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其直接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也拒绝就建立一个国际公约进行谈判，保护它们本国领土之内的濒危雨林和其它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它们原来是愿意就签署这方面的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的。布什政府坚持说只有热带雨林是需要保护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激怒了发展中国家。此外，它们始终认为，工业国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热带国家保护森林，这两者之间暗含某种联系：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工业国家经济呼吸吐出的废气，雨林资源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双方都作出牺牲，不愿意自己一方面热热闹闹跟着所有别的国家一道保护热带雨林，而另一方面却温顺地容忍北方国家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布什政府看不见

的，它们却看得到：整个世界若真要持续发展，那就既需要努力保护雨林，又需要努力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就这样，布什政府迫使工业国放弃了稳定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就毁掉了签署保护雨林的协议的可能。这些情况在地球首脑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毒化了里约的气氛。但人们还怀抱一点剩余的希望，也许大会能够不管这些情况，签署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制定一套措施，以便使急剧加速的物种灭绝速率放慢一些。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布什政府也顽固不化，在几次准备性的会议上都持消极的调子。大会之前不到一个月，在内罗毕召开了最后一次准备会议，布什政府的否定色调尤为突出。不过，大会开幕式之前的几天，瑞利赶到里约，一到那里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试图解决生物多样性协议尚存的一些问题。这个方案为美国和布什总统挽回了一点面子。这个建议获得国务院、商业部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同意以后，瑞利给白宫发了一份秘密报告，要求白宫批准他为最终达成这项协议进行最后的谈判。这正是地球首脑会议开幕的时候。布什的白宫不仅没有批准瑞利继续谈判，而且把他的报告捅给了新闻界，同时还有一些来源不明的评注对他的努力冷嘲热讽，颇让他下不来台。瑞利竭力想不让美国丢脸，但这一系列事情不仅注定了让美国丢人现眼，而且引发了对美国政策和布什总统的批评狂潮。这是地球首脑会议的主要公约之一，而我们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没有签署这份文件的国家。

我在本书第三部分将提出冷战后世界的新的“中心组织原则”，这一原则的任务在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地球首脑会议正是这一原则问世的标志。所以，我们在里约受到的冷落格外令人丧气。本来，在苏东瓦解之后，美国显然应该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的第一次大聚会上展现它对整个世界的领导作用：我们一向宣扬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这些基本理念如今席卷了整个世界；我们的努力赢得了领导世界所必需的道德威望；我们的经济力量仍居世界第一，日本是最靠近我们的竞争对手，但其经济力量比我们差一半；我们是现存的唯一的超级大国。

所以，全世界自然而然期待美国出来领导，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正在转型的混乱时期。然而，美国在里约大会不仅没有承担起领导责任，而且实际上积极反对改善环境的努力。大会对美国感到深切的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那里的情绪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诧异和遗憾。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人们普遍看到布什政府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人民。的确，关于这一点，所有民意调查无一例外发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比在任何其它方面更应该挺身出来领导。我自己在美国各地参加的对话也证实，我们的人民决心承担保护环境事业的领导责任，提供眼界、勇气和对未来时代的真实义务。他们相信这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

他们之所以期盼美国在环境问题上起领导作用，还来自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布什政府宣扬我们必须在就业机会和环境之间作出选择，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接受这样的看法。他们相信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毁灭环境，而我们能够在环境革命方面起到领导作用，为世界市场提供这些新产品新技术，从而也就可以创造自己的经济繁荣。

我认为他们想得对。的确，很多专家都认为，只要我们挺身来领导环境革命，努力生产、销售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和技术，我们将能创造成百万的就业机会。事实上，日本和德国都宣称最小限度损害环境的新一代更有效的产

品现在已经形成世界商业史上最广大的新市场了。也许没有什么比去年出现在里约大会上的那幅图景更能说明我的观点了。在里约召开地球首脑会议的同时，圣保罗举办了新环境技术展销会。美国展出的产品少而又少，几家小公司在那里售卖管道连接环和放射性计量仪这类产品。同时，日本展出了成百种产品，厂家包括了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在通产省和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协调下，这些厂家在一个旨在拯救地球环境的雄心勃勃的“百年计划”框架内作出了这些巨大的高度复杂的努力。两相对照，差别惊人。

企业界现在称作“品质革命”的变化也首先发生在日本。那是在 60 年代末。那时，多数美国领袖企业都认为强大的市场力量已经把产品品质要求固定在适当的水准上，进一步大幅度改进品质就必然会损害生产率、利润和就业。如今，我们在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市场上又一次面临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挑战，记取上一次的教训委实是很要紧的。

当年，主张改进品质提高生产率的著名美国专家如传奇人物 W·E 德明等人在这里很难找到追随者，结果只好把他们的远见卓识带到日本去。剩下的就都已经是历史了：日本企业证明了美国关于产品品质的流行观念彻头彻尾错了。日本企业重新设计了生产线，无微不入，对效率和生产过程实行精密的检查，从而大大提高了产品品质、生产率和利润。这三个方面竟是同时提高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充分领会这一成就的意义，就已经在十几个关键行业丧失了领导权。直到今天日本公司大致上仍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着电视、半导体和钢铁这些工业。

有些专家认为，日本工业在环境革命中已经作出一系列突破，已准备好复制它通过品质革命赢来的剧变，后来居上。S.施密得尼是一位拥有数十亿资产的瑞士工业家，在地球首脑会议主持工商业委员会。他就认为，好几个美国公司当年在品质革命时期就痛失良机，而现在又在重蹈覆辙，以为改善产品以利环境保护在经济上行不通，以为就业和环境两不相容。

许多日本企业却相反，正在又一次探索重新设计整个生产线的方法，这一次眼光放在怎样在每一生产步骤上消除不必要的污染。他们发现，以污染形式产生的废物其实也是经济上的浪费。他们尽力消除造成原初污染的效率低下的生产过程，结果他们发现，生产率、利润和环境效益往往可以同时得到提高。

打个比方吧。你到森林里去猎熊，可是你没看见熊，于是你就寻找熊的踪迹，或让猎狗去追寻熊的气味。一样，你想在企业里消除低效率，可是在运行系统中看不见它在哪里，那你可以寻找它的踪迹或气味。结果，污染往往是引导你发现效率低下的最佳标志。北方电信公司在纳什维尔有一家大工厂。这家工厂制定了目标，要在通讯设备工业中第一个完全消除氯氟烃，因为这种气体威胁平流层的臭氧层。他们为此需要生产一种清洁的线路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可以找到一种更便宜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而产品品质和生产率同时都得到提升。的确，近年来有很多这类成功的故事，在日本有，在美国也有。于是有不少眼光远大的企业领导已经以这种新方式来看待效率，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机会。高利润当然很重要。而努力使利润和社会效益相协调也一样重要。有些公司采用了这种新视角。它往往也使一般雇员和经理人员感到在为一个共同事业奋斗，感到他们的工作有了一种新的尊严，生活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他们现在不是仅仅在争利润挣薪水，而是在向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共同努力。我到一些这样的公司参观过，那里的雇主要求

雇员以这种新方式来工作来思考，我从在那里工作的男男女女脸上看到了这种有所作为的自豪感。他们也对我说到他们的使命值得他们尽其努力劳动。我在地球首脑会议也见到了这种有所作为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使与会

者萌生了一种团结一致的决心。创造性地寻求有效的办法来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使与会者感到他们在为一项有价值的事业尽其努力奋斗。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对布什总统在里约的表现格外失望。他未能理解这一伟大的道德挑战。世界在诚心诚意呼吁美国的领导，而他却听若罔闻。这一挑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国家，我们整个地球的文明，该怎样回应？冷战后的世界大势既让人兴高采烈，也让人悲观失望。柏林墙倒塌了，东欧自由了，但残忍恶毒的仇恨仍然在滋蔓，我们的集体良知又一次在容忍种族屠杀。种族隔离废除了，但暴力、流血和动乱仍在威胁要吞噬下一个牺牲者的希望。我们经历了那么美好的事情，也见过人类怎样表现其最低劣的潜能，现在，我们该怎样滋养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一面，并为之奋斗？有一点清楚无疑：我们需要有人来领导，以便保卫我们共同的遗产和我们共同的未来。

走笔至此，我恰看到黎明的第一线曙光映上窗子。我住在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的一家旅馆里，正在为改变我们国家的领导竞选。我还不知结果怎样，但我确切地知道，在这一较量中无论发生什么，更大规模的斗争将继续下去。投入这场竞选之前，动身前往地球首脑会议前夕，我在华盛顿参与组织了一个会议，邀请科学家和宗教领袖来讨论这场全球危机。我们的讨论产生了一个声明，它有力地表达出了我们的真情实感。我就用其中的片断来结束这篇序言：

我们这些宗教人士和科学界人士，几个世纪以来，常常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在这环境危机的年代，我们殊途同归。这次会议是一个象征，说明我们这两个古老的传统虽然有时相争不下，现在却正在彼此接近，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而一致努力。我们是广大民众的仆人与教师，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了解环境危机的本质和后果，了解要战胜这一危机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危机深重，但我们心怀希望。我们人类难免错失，但我们也能够做到明智、机巧、同情、审慎并富于想象。我们心中深藏着伟大的道德勇气和精神勇气。为了我们子孙的健康、安全和未来，我们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懂得世界不独独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代人，并怀有一种极度的紧迫感，因此，我们决心采取果敢的行动，珍惜并保卫我们地球家园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