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早在 25 年之前，我就开始尝试真正理解全球生态危机，以及解救之方。写作这本书，是这漫长个人旅途的一部分。在这一旅途中，我曾到过这个星球上发生最严重的生态灾害的地方，曾在世界各地结识过一批出类拔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正把自己的生活献给日益壮大的为拯救地球环境的奋斗。然而我也曾为此进行过更为深入的探索，说到底，那就是要追问我们人类文明的本性及其与全球环境的关系。

文明的大厦变得这样复杂，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在它变得日趋精巧的同时，我们也感到愈来愈远离扎在土地里的根系。在某种意义上，文明自身从它自然世界的基地出发，行往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世界；我们的设计有时太过狂妄，而这样设计出来的世界也愈来愈充满计划、控制、制造。在我看来， 我们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中途上的某一点，我们失去了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联系感。我们现在倒是该问一问：我们真的这么独特这么强大，乃至于我们从根本上可以和地球分离吗？

从我们之中很多人的作法或想法来看，答案似乎是可以。人们现在很容易把地球看作一堆“资源”，除了它们眼下的用处，别无内在的价值。部分由于科学上的革命，我们对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分离成越来越小的片断，以为这些分离成分之间的联系其实没什么要紧。我们对自然的各部分着迷，同时却忘记了看一看整体。

生态观点则从整体着眼，看到自然的各个部分是互相作用的，而这些互相作用的方式历久不衰，导向平衡。这种观点不可能把地球看作是和人类文明分离的。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审视这个整体到头来也意味着审视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看不到自然的人类部分对自然整体的影响日益强大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像风和潮汐一样——那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我们正在陷入颠覆地球平衡的危险之中。

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眼光也短视得可悲。我们往往不愿越过我们自己来看一看我们今日的所作所为会对我们的子孙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认定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因为在我们的文明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我们的作法都开始发生改变，就好像未来是不值得信任的，似乎只有一味关注当下的需求和短期问题才更为合情合理。无论事关财富、努力还是谨慎，长期投资的价值反正在日益贬值。这种倾向也许是从人们了解到核武器能够结束人类文明开始的。不管我们乐于不顾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这种倾向是怎么起源的，反正它和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结合到一起，造成了我们和周围世界的联系的真实危机。我们对自己的危险处境似乎有所感觉。由于丧失了与世界与未来的联系，我们的精神似乎都焦躁不宁。但我们瘫软无力，过于纠缠在旧有的设想旧有的思路里，看不到怎样摆脱自己的困境。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关于环境保护，我上的第一课是怎样防止我国农场上的水土流失。我还清楚地记得最重要的就是防微杜渐，在小水沟生成之前就加以阻止。我小时候，我国别的地方有很多实例表明，一旦小水沟丛生，在牧地上切开深沟，带走表土，造成浑浊的河流，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可惜事情没什么改变：就在今天，每小时都有相当于 8 英亩的肥沃

表土流过孟菲斯①。密西西比河从美国中部农场带走成百万吨的表土，这些土壤一去就不复返。例如，爱荷华州有世界上最肥沃的表土，从前平均 16 英寸

厚，现在还剩下 8 英寸。那去掉的 8 英寸土壤现在大半躺在墨西哥湾海底的什么地方。

我当时总是奇怪，生活在这些农场上的人家为什么不教会他们的儿女在小水沟生成之前就加以阻止。后来我了解到，部分答案在于：租用土地以求短期赢利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来。从这一片农田到另一片农田，他们剥掉表土，移往它处。即使土地是你的，你短期内也很难和那些不在乎长期效益的人竞争。

关于自然怎样运行，我们的农场教了我很多。但我在餐桌旁学到的也同样重要。我格外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到卡森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初版于 1962 年，谈的是滴滴涕和杀虫剂的滥用。不少人理解了 R.卡森的警告，把这些警告传布开来。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她向我姐姐和我强调这本书如何不同，如何重要。那几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部分是由于我通过这些谈话了解到还有比冲刷出来的小水沟严重得多的事情在威胁着我们的环境，然而看见这些威胁却困难得多。

人们起先十分欢迎滴滴涕，把这种几乎看不见的毒药当作祝福，而它后来对于我却成了一种象征，表明了我们的文明能够多么满不在乎地伤害世界，而我们却几乎不了解文明自身的力量。但后来在越南战争时期，我碰到一种有更大威力的新毒药。那时我从军到了越南，经常穿行在野外。一种叫做“橙色剂”的落叶剂消灭了成片的丛林。我清楚地记得曾是茂密丛林的大片地带那时看上去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光秃。我们一开始同样很欢迎这种落叶剂，因为它使得要向我们开枪射击的人减少了掩护。若干年以后，我了解到，橙色剂可能损害染色体，因而可能是使得参战士兵子女出现天生缺陷的罪魁祸首。我对它的感觉起了变化。实际上，和很多人一样，我开始怀疑所有能对周围世界产生巨大效果的化学药品。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化学药品具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些效果而不同时具有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些？为了了解它们的长期后效，我们是否等得足够长久了？化学革命产生出了整整一代威力强大的新化合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化学革命加快了步伐。在过去 50里，从实验室里，从化工厂里，冒出了成千种杀虫剂、除草剂、氯氟烃和其它化合物，多得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而橙色剂毕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所有这些化合物原本都意在改善我们的生活，其中有几百种也的确有此效果。然而也有很多种毒害了我们的环境，留下的后遗症要经过很多世代才能清除。我入选国会的时候，心怀这些关切。1978 年，我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

田纳西州图恩附近的一家农户，说的是他们染上的一种病，他们觉得这病是由倾倒在他们地界边上的杀虫剂废物引起的。结果他们是对的。他们西面 75 英里外的一家孟菲斯的公司买下了他们旁边的一家农场，在坑沟里倾倒了几百万加仑的有害废物，这些废物渗进周围若干英里内的水井里。于是我组织了关于化学废物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听证集中于两个地点的废物，一是田纳西州图恩的小小农村社区，一是纽约上州名叫洛夫运河的小地方。众所周知，洛夫运河后来成了有害废物问题的同义词。图恩没变得那么有名，不过法院判给这家农户的赔偿，是历来化学废物诉讼案最高的赔偿额之一。

① 美国田纳西州的大城，座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译注

表土流失和有害化学废物的危害当然足够严重了，然而，和我们面临的全球性威胁相比，它们还只代表对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威胁。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位教授 R.瑞维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跟踪大气中二氧化碳变化的。我从他那里开始了解到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他制定了对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进行常规检样的计划，并且单靠自己的执著，终于让国际科学界同意把这项计划纳入 1957—1958 年度的国际地球物理年里。他的同事C.D.奎凌在夏威夷的玛纳罗阿火山顶上作出了实际测试。60 年代中期，瑞维尔在讲授人口问题的本科课程上讨论了 8 年测量得出的惊人结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逐年迅速升高（见附图）。瑞维尔教授向学生讲解，二氧化碳水平的升高将造成他称之为温室效应的后果，这种效应将使地球变得越来越热。这番讲解十分惊人：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 8 年测量提供的数据，但若这种倾向继续下去，就说明人类文明正在把破坏性的深远变化强加在整个地球的气候上。

从那时起，我每年都注视玛纳罗阿火山的报告。那一倾向果然一直发展下去，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变化的速度更快了。即使早在 25 年前，科学界就没有人认真怀疑过温室效应的基本前提，可是那时候，多数人却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危害地球，不知怎么一来生态系统就会把这些危害化解掉，使我们免受其害。直到今天，还有些人这样想。可是我通过瑞维尔教授的研究懂得了，我们的存在对自然并非无关痛痒，我们实际上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大气的构成。这一理解使我大为震惊，我想是因为我当时认为：地球那么巨大，自然那么强大，无论我们作些什么，都不可能对自然系统的正常功能产生任何重大的或持久的后果。这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看法，而且今天教给儿女的仍是这种看法。

12 年以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议员，邀请瑞维尔教授参加国会关于全球变暖的第一次听证会作首轮听证。因为我还记得他从前在课堂上提出的有力警告，所以我以为他在听证会上只消像在课堂上那样把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出来，与会的同事和其他人都会像我从前在课堂上那样受到震惊，并从而奋力行动起来。谁知道受到震动的是我自己。不是被数据震惊，虽然他提供的数据比我记忆中的更加令人不安。使我受到震动的是一些与会者的反应。他们是些聪明人，我本以为他们应该更懂道理。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人狂热地捍卫不加节制地燃用廉价化石燃料的作法。很多人无视我们正在强加给地球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碰上人们坚决有力地拒绝承认我们面临的危险事实，然而远不是最后一次。此后几年里，我开始认真研究全球变暖以及另外几项棘手的环境问题。我主持听证会，提案增加研究经费，提出预防性立法，读了好多书和杂志，和全国很多人——其中既有专家也有热心的一般公民——讨论应当怎样解决日益增长的危机。从某些方面来看，反应是积极的。到 70 年代后期，环境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切。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问题的确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求极为广泛的对策， 却仍然很少有人愿意承认。

我试图引起人们关注全球变暖的最初努力就是个实例。多数人仍然认为环境问题是区域性的问题，所以全球变暖的研究不可能获得充足的经费。对于是否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也没有共识。甚至主要的环境组织也拒绝这一问题。有些组织对我说他们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很多人相当谨慎，因为在当时看起来，证据似乎不足。有些则明白表示他们的谨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如果真的把全球变暖看得很严重，各国必定想办法取代煤和石油，核能就可能成为热门——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慢慢认识到全球变暖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我们在另外几个领域里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 1980 年 12 月，紧在里根就职总统之前的那一段半瘫痪时期，我和 J.弗洛里尔、T.窦内等众议员一道终于使清除有害化学废物场的超级基金法获得通过。

1981 年，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层。说来奇特，这是因

为我参与到一件看起来和环境保护很不一样的事情。从那年 1 月开始，一连

13 个月，我每个星期都要花上好多钟点紧张地研究核军备竞赛。1982 年春， 提出了一项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面建议。我的建议在三个重要方面和从前的解决方案不同。第一，确定了核竞赛困境的一个主要源头：两个超级大国不能在双方核武库的力量对比上达成一致估计。第二，确定了特殊武器技术的哪些特点影响了双方对两个核武库之间关系的估计。第三，规定了双方同时、逐步以确切方式实行军备控制。这一措施旨在消除双方共有的对第一次打击的恐惧。我的一项主要建议是禁止多弹头导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较为稳定的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这项建议事实上得到采用，成为我国核战略的支柱之一。

对军备竞赛的研究使我以一种更富建设性的新眼光来思考别的问题，特别是全球环境问题。例如，我开始把两类环境问题加以区别，有害废物场等是一类，这一类主要是区域性的；另一类则对整个地球产生威胁。我更进一步理解到，我们不可只简单看到人对环境的各个部分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放眼看到人和整个环境的复杂联系。我尤其认识到，我们怎样看待人和环境的关系，这一点本身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我这时还更深刻地领会到我们的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实：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毁 灭自己的能力。我在国会的工作变得更紧迫了，这有点像是 S.约翰逊说的那样，一想到半个月里会被吊死，心神就会高度集中。我在控制核军备方面的工作使得我能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些较为宏大的政治目的。思考我们国家和我们文明的进程之时，我的眼界开始变得更加广周，同时我也开始考虑我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影响这个进程。

1987 年 3 月，我决定竞选总统。这里完全不宜详细讨论我的竞选过程， 但几点经验之谈也许是有益的，因为这次竞选使我对我们的国家怎样看待环境危机增加了很多了解。实际上，我参与竞选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把环境危机上引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我的竞选宣言强调了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以及全球环境恶化。我宣布，这些主题，以及控制核军备，将是我竞选的核心内容。我当时茫然不知，在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专家看来，说这些主题有点奇怪还算说得客气的，即使一个比我更老练的候选人也会很难在竞选过程中始终注重这些主题。专栏作家 G.威尔就这样说到我的竞选主题：“那是些什么问题呢？叫做温室效应、臭氧变稀之类。在选举人眼里，那些问题连边缘问题也算不上。”

比这更糟糕的是，虽然我明知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我开始怀疑，它们也许真是些边缘问题。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于是开始向民意测验专家和职业政治家讨教，问他们我应该谈哪些主题。结果，在很长一段竞选活动中，我讨论些别人都在讨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十有八九是一张熟悉的单子，

上面罗列着局内人公认的“当然主题”。美国人民有时怀疑竞选主题都直接来自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专家。他们十有八九想对了。

若为我自己辩护，我要说，整个竞选过程中我都寻找机会回到全球环境问题上来。虽然我通常作巡回演说时降低了调子，但在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会议上我仍然一贯强调这些问题。然而，全国性的新闻界所反映的是政界的共识，坚决拒绝把环境问题看作竞选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举个例子吧。在我竞选的时候，科学界确定了南极上空危险的臭氧洞的确是由氯氟烃造成的。这一消息发布的当天，我取消了原定的竞选日程，针对全球大气危机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说，提出一份禁止氯氟烃的详尽建议，以及很多其它措施。整个竞选围绕着这件事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通报新闻界，举办演讲会，散发文件稿，等等。可是，美国没有一家报纸把我的演说或把这件事作为我的竞选主题来报导，虽然像我预料的那样，这项科学发现在全世界都是头条新闻。

全球环境问题在竞选过程中始终没有引起认真的讨论。但我不想使读者以为原因只在于传媒不愿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多数选民不觉得这是个紧迫问题，而我也没有作好足够的工作说服他们。例如，在爱荷华州的一次辩论中，我对温室效应作了一番激昂详尽的讨论，接下来另一个候选人就嘲笑说，我好像是在竞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我必须承认，无论有没有新闻报导， 我当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复谈论环境危机。

威尔和另一些选举分析家说对了，全球环境问题不会让选民把我选上总统。不过，当我 1988 年春回到参议院，我看到了在全国各个新闻编辑会议所作的数百次讨论会的结果，至少这一点给了我一些满足。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十年已经是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了，而这个夏天的气温又打破了记录，于是人们开始高声猜测这可能是全球变暖造成的。秋天来临之际， 我曾努力引入竞选的环境问题至少已经成为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提名人公开讨论的问题了。例如布什在一次讲演中就宣称他若当选就将领导人们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应”①。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允诺并未兑现，但至少不能再说全球环境“连边缘问题也算不上”了。它现在显然已经进入边缘！

我的竞选活动教会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很多事物，但它尤其是教会了我重新看待我能够在国会起到什么作用。记得有一天，我和卡罗拉多州来的参议员 T.渥斯同车长途旅行。旅途中我们两个就参院内部的全球环境政治作了一次罕见直率的交谈。我们两个作为密友已经在其它事务上合作了十几年了，然而现在我们也许会互相妨碍，因为我们对同一个问题有相似的看法。琐碎的竞争经常阻碍人们提出健康的政策，这方面我们两个都知道很多例子。现在，我们两个都强烈关注环境问题，于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办法，避免破坏性的竞争。这样的对话如果发生在几年以前大概不会愉快，但这时候看来却十分自然。我们两个决定只要能富有建设性就合作。从那以后，我们紧密合作，和另一些同事一道为解决环境问题提出了很多新方案。例如，我们和别的参议员一起——J.查非、M.鲍科斯、J.汉兹、J.凯利、R.柏施威茨

——创立了全球环境国际会联合会议。第一次会议 1990 年春在华盛顿召开。

42 个国家的议员达成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协议来解决威胁全球环境的各方各面的危险。我们和多数党领袖 G.米歇尔以及 F.霍灵斯和 S.楠恩等各委员

① “温室”的英文是 greenhouse（绿房子），恰与 white house（白房子）对应。——译注

会主席以及其他很多人一道启动了一项卓有成效的战略。

教育从来就是心灵的旅行。研究全球环境这件事要求我细致地重新检验政治动机和政府政策通过哪些方式加重了环境危机，使必要的解决方案受到挫折。生态学研究的是平衡。控制环境中各种因素健康平衡的那些原则，也适用于组成政治系统的各种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已接近于丧失政治系统的根本平衡。主要问题倒不在于政策失灵，更让人担忧的是我们这些政府成员有太多人失去坦诚，躲避责任，鼠目寸光。没有什么比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有效地使我明白，我们目前的公开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只围绕着短期价值中最短暂的那一些，于是也就鼓励美国人民和我们这些政治家一道躲避最重要的问题，把真正困难的选择拖延下去。政治系统的力量说到底依赖于其中每一个成员的力量。我们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达到自己的平衡。我们希冀达到希望和恐惧的平衡，欲望和责任的平衡，需求和贡献的平衡。我想起一种新的全息摄影技术。这种摄影得到的底版，其中每一个小部分都包含用以再现整个图象的全部视觉信息，借此可以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小三维影象。只有和底版上的具它部分结合，才能产生出完整而清晰的图象。这种奇异的现象颇适合在这里打个比方。我经常会想到，个人就像底版上的一个小部分， 一个个他或她合成这个社会，而每一个个人都反映出了我们社会的总体价值、选择和想法，尽管反映得模糊而微弱。

不过，文明不是冻结的图象，它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反映着整个社会，我们同时也被社会带动着。我们的所感所思、所欲所行，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我们的文明继承下来的。我们时不时会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自行所是，然而实际上我们很难破除扎根在我们文化之中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而且，而今的文明开足马力向前冲奔，即使有谁认为我们的进程正和全球环境冲撞，他们作为个人仍然很难把自己的进程和文明整体的进程分开。看到大环境需要改变，从来都比认识到自己需要改变要容易些。然而，每一个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投入保障大环境产生巨变。

我们必须恢复文明对资源的贪婪胃口和地球环境之间的脆弱平衡，恢复我们每个个人和我们希望创造、保持的文明整体之间的平衡，这样才可能维护全球生态的平衡。然而我认识到，归根到底，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中恢复我们是谁和我们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平衡。面对日益退化的全球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作为个人变得更负责任，必须用严厉的眼光检查一下我们自己身上的哪些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反映着——而且也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危机。

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明我们需要个人的平衡。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坚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词来描述这种内在危机，那我就称之为“精神危机”吧。身为政治家，我当然知道在这种事情上使用“精神”这种话会引起特有的麻烦。好多人会认为这是一段险路，应该赶紧刹车。但是我们所谈的是这些价值和假定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怎样理解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那么，还该用什么话来描述这些价值和假定的集合呢？

这本书，它所描述的旅程，是为了探索应该怎样理解人类文明今天面临的危险困境，应该怎样应对。我需要找到一张地图来引导这旅程，结果却好

不情愿地承认，我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内心，面对一些困难而痛苦的问题：我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为什么？我生长在一个政治家族，我从小就学会了对别人怎么想十分敏感，而且可能过分敏感。我总是关注我的思考方式和周围社会的思考方式哪里相似哪里不同，而且可能过分关注了。今天，人到中年，我开始一层层检查哪些是我所接受的知识，哪些是和我的生命编织在一起的直观真理，这样做的时候，我不可能不同时注意到我所属的文明同样含有一层层人为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正因为此，这一旅行不仅把我自己和整个地球的环境悲剧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把我和环境联系在一起：不仅把我同关于本国环境和世界环境的各种政治会议和辩论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把我同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探索这一罪恶危机的真相一直就是探索我自己的真相。无论就我的个人生活来说还是就环境危机来说，这都不是一种新的探索。不同之处都在于强度。我准准确确地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令人惊骇的事件使我大大改变了思考我和生活本身的关系的方式。1989 年 4 月的一个下午，我离开一个棒球场的时候，眼见到一辆汽车把我的儿子撞到天上。阿尔伯特，我 6 岁的儿子，飞出去 13 英尺，又在地面上擦出 20 英尺，才滚进一条明沟，停了下来。我奔过去，把他抱到怀里，叫他的名字，但他一动不动，面无血色，呼吸和脉搏都停止了。他睁着眼睛，目光却像死亡一样空茫茫的。我们两个，就在那明沟里，祈祷上帝，可只有我能出声。他缓慢而痛苦地和他的惊骇斗争，祈祷的言词就像烽火一样终于把他引回到现实之中。街上这时有人围过来，谢上帝，人群中有两个下班的护士，颇通实际的医护之道，虽然我儿子里里外外都是重伤，她们还是保住了他的生命。救护车终于到了，医护人员用了很长时间，使他的主要生命指标稳定下来，并把他安全地移离现场。他们赶到急救室，在那里，十几个技术熟练的医护人员付出艰巨的努力，终于保住了这亲爱而珍贵的生命。

下一个月里，我和妻子蒂珀一直在医院里陪着我们儿子。此后很多个月， 我们的生活就在于竭尽全力使他的身心康复。对我来说，某种东西从根本上改变了。儿子濒临死亡的危险催化了这一改变，但我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我刚刚在竞选中失败。而且，我刚刚上了 40 岁。我正在人生的中途，在某种意义上，变化就好像正在伺机捕获我，使我对自己最珍爱的那些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紧迫感。

这种人生变化使我对现状、对约定俗成的聪明、对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懒惰想法越来越不耐烦。多种多样的困境就是由于这类听天由命的主张孵化出来的。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急速恶化的全球环境，这类听天由命带来的将是灭顶之灾。现在谁还敢说，无论出了什么毛病世界都自会解决？我们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敢作敢为，从最根本处改造我们的文明。但我深深认为，只有当人们从心里开始要求变革，真正的变革才会到来。甘地说得好：“我们想在世上看到什么变化，我们自己就必须怎样变化。”C.辛德勒和 G.拉皮德讲过一个甘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自己变化起来有多难。故事说， 一天，有个女人找到甘地，对他说，她的儿子糖吃得太多，“我很耽心他的健康。他很尊重你，你能不能告诉他糖吃多了有害处，让他别再吃了？”甘地想了想，回答说可以，但他要求这女人两个星期之后再带她儿子来，不可提前。两个星期以后，妈妈带儿子来了，甘地劝告孩子说不要再吃糖了，孩子顺从地接受了甘地的建议。当妈妈的感谢不已，不过她很想知道甘地为什

么非要她隔两个星期才来。甘地回答说：“因为我需要两个星期才能自己停止吃糖。”

我试图理解和改变人类文明的某些不良习惯，而我也同样尝试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样做。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检查自己和大大小小的环境的关系，这既包括考虑怎样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和自然世界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也包括留意家里用了多少电多少水以及各类资源。而且这也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虚伪，例如，前往作一次关于为什么应当禁止使用氯氟烃的讲演的路上，注意到轿车里的冷气用的恰是氯氟烃。在寻求真理的路上，我不敢自诩具有格外的能力或勇气，但我的确深信一事：任何人，只要他有相当一段时间艰苦地追求真理，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真理，他都会对各种各样妨碍或扭曲这一任务的东西变得格外敏感，无论这些东西是在他身外，还是在他自己心里。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地质学家，特立独行，最出名的是别人找不到石油的地方他却能找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你必须心诚才能找到石油。”

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是政治，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改善全球环境的工作。在田纳西州，我曾在数百个市政厅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国会，我曾提出过好几项动议；在我国，在全世界，我曾寻找一切机会呼吁人们关注这个危机。

然而，最重要的也许是以下这一点：我曾习惯判断风向小心从事，而我现在变得对这种习惯极不耐烦。每个政治家耳边总有一个声音在低语：小心点小心点。这自有道理。然而，一旦谨慎开始孵化懦弱，出色的政治家就要倾听别的声音。对我来说，环境危机就是一个实例。现在，每一次我停下来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我就会看一服从世界各地不停涌来的新事实，我就会得出结论：我还走得很不够远呢。环境问题天然就不像有些问题那样适于用来在政治游戏里赢取名声、选票和好感。提出更严厉的更有效的措施并通过苦斗使它们成为法案，在政治上早已经成了太冒风险的事情了。我想，这实际上就是我最终着手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们面临一场挑战，

我觉得它在召唤我，为此，我要全面地检查自己的心灵和头脑，而在这检查过程中，我要鼓起勇气，坚定而无保留地坚持到它彻底完成。刚开始时，我还不是这样，然而，就像 D.哈伯斯塔姆在《下一个世纪》的结语中所说的那样：“一本书有它自己的轨道。”我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利用这本书提出一系列解决环境问题的建议，这些严肃的新建议无疑会引发争议，我直到昨天还避而不谈。但我现在要高兴地说，无论你赞同还是不赞同这些建议，你将在本书第三部分读到它们。

现在，这本书开始沿它的轨道运行了。这时我想对你说：我竭尽全力把它写得诚实真切。套用在田纳西州的一个说法，环境危机可说是像天要下雨一样实实在在。我忍受不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将把一个破烂的地球和一个令人沮气的未来留给我们的孩子。从根本上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尽心竭力要理解这一危机，参与解决这一危机。这也是我为什么试图说服你一道来完成人类文明今天必须经受的巨大变革。我奋力参与这项变革。我希望你能够用敞开的心灵和头脑来阅读后面的话语和想法。它们不只是表达我的信念，而且也表达我实现这些信念的深刻决心。我希望你也能下决心一道来重建一个平衡的地球。W.H.默里曾这样说：“不下定决心担当，就会犹豫，就有抽身的机会，就永远一事无成。一切首创之举都包含一条基本的真理，由于不识这条真理，无数辉煌的设想和计划曾无疾而终；而那就是：人其恒心，必有天

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