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新的全球环境共识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五个战略目标是大幅度改革收集环境信息的方式，推广全球性的教育计划以促进对危机更全面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想方设法促使人们以新方式来思考人类文明与地球的关系。

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与最重要的挑战。如果能形成对自然界的新观念，其它一切必要的行动会立刻变得切实可行。这就像东欧更新了对共产主义的观念后，所有走向民主的措施都得以顺利实行，而这些措施在数月之前还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设计和实施我们的战略目标时所使用的改革模式应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即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创业期，在此期间，成果不会太明显，但一已我们最终走过这一历程，一切都会大为改观。

改变人们观念的战略中心必须是一项协调统一的计划，教育人们把全球环境当做自己家里的“后院”。实际上它确实是我们的后院。建造火葬场或垃圾场的计划常会遭到大批人团结一致的反对抗议，因为他们都不愿自己居住地附近有这类令人不快的设施。这种现象一直使我感到惊异。在争吵声中，仿佛没有一个人关心经济问题或失业率问题，而保护他们的后院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出名的“后院综合症”一直是一种颇为有害的现象，但是常常也切中时弊，而且无可否认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怎样才能把它的能量集中到解决环境威胁上去？这样做有可能吗？关键在于“后院”的定义。实际上，我们共同的后院已处于诸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等问题的威胁之中。

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是以新的思路来收集信息。我们的环境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

作为参议院太空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一直强烈主张实行一项美国航天和航空局称为“飞向地球”的新计划。第一位女宇航员 S. 赖德用了这一说法，但她是倒过来用的。她指出，我们把飞船送入火星和金星的自转轨道，可以对行星进行非常精密的研究，并可以利用那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其它更加遥远的行星。然而，我们却没有有同样的技术在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地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来研究自己的星球。

不过，比收集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信息的收集应有助于迫使我们这样做。这一结论有两层含义：第一，信息收集的速度应越快越好：第二，只要能够做到，收集信息的方式就应有助于公众教育，促进大众在全球环境迅速变化的背景中来理解这些新信息。

换言之，“飞向地球”计划应该是地球上的人类研究自己的计划。具体地讲，我提议进行一项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的计划，让老师和学生每天都对整个地球进行监测，或者至少监测参加国所能覆盖的地区。即使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测量——地表温度，风速风向，相对湿度，大气压和降水量——如

果能在几乎全球范围内定时收集上来，也会大大加强我们对气候型态的了解。稍复杂一些的测量，如空气污染，水污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等，则会更有价值。但是，第一步是收集密切监测环境所必需的最基本数据。正像医院的急诊室要监测高危病人的生命活动数据一样。

为实行这一计划大批生产统一规格的测量仪器能使每一套仪器的成本非常便宜，而且仪器的设计可以适合于每天进行电子“检索”和数据传送。发射相对较便宜的低轨道卫星可以使我们迅速传送从各地监测站收集的信息。这些数据可以被送到区域、国家和国际分析中心加以研究，并按时做成计算机图形。学校有了经验和信心之后，可以扩大活动范围，如土壤采样（绘制土壤类型图，监测土壤侵蚀率，化验杀虫剂和盐的残存量）和树木年度普查，用采样技术监测森林退化和荒漠化现象。

如果这一计划能如期实行，我们可以期望参加计划的人更进一步，亲自动手植树，建立种子培育站，培养适合本地区种植的种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会播种下一种不同的种子。举例来说，世界上研究臭氧层损耗的头号科学家罗兰德博士第一次对大气科学发生兴趣是年轻时的一次机遇。当时一个邻居外出度几周假，请他照看一下后院的气象站。让全世界的儿童都参与一个真正的“飞向地球”计划有三个好处。第一，我们非常需要这些信息（定期采样能够保证数据的品质）。第二，让学生亲手收集数据是进行环境教育的最好方法。第三，这一计划可能会使参加的年轻人树立拯救全球环境的献身精神。

现在，人们正努力改进“飞向地球”计划。当初，美国航天和航空局是按照和国防部庞大的武器采购方案相类似的方法来组织这一计划的，大多数预算用于购买庞大的硬件。需要 10 至 15 年的时间才能制成这些硬件并将其部署到太空中。我们需要的却是更快更便宜的信息，而我确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这一目标，B.米库斯基参议员和我一直共同努力修改航天和航空局的计划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航天和航空局现在正提议利用承包商为国防部建造的新空间站来收集更多数据。可同时，布什政府仍在拒绝花一小笔钱来保护通过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系统等等已经收集到的宝贵资料。由若干人造卫星构成的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系统积累了一份 20 年间地球表面独一无二的摄影图片资料。政府让收集到的数据白白浪费掉了，现在又提出停止发射下一个卫星。这使我们没有机会为我们的星球拼造新的图片，从一个无比宝贵的特有角度观察我们对地球表面造成的改变。

现时的“飞向地球”计划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还没有人知道如何来处理每天从轨道上扫描下来的庞大数据。我们过去从未想到能收集到这么多的数据。为了整理和解释这些数据，我提出了一个姑且称为“数字地球”的计划，旨在建造一个新的全球气候模型。它能够处理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与今日的概念不同的数据。此外，“数字地球”的设计应使它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根据已知的气候记录做出预测，将预测数据运行于环境变化模型，从而与真正发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尽管全球气候模型都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它们仍能就未来的气候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我们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完整的信息，而我相信这种方法能极大地提高模型的品质和实用性。

由于收集的数据庞大无比，所以可能还需要扩大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渠道。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大都认为某种计算机大厦，或称多台并行计算机系统，在这方面可发挥它巨大的潜力。它在“飞向地球”计划中无疑会起关键性作

用。这些并行计算机还会发挥另一个宝贵的象征作用。我想这一点尤为需要：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收集和处理这么多的数据的任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才能彻底改变所有人对环境的看法。

多台并行计算机的威力在于它不必依赖一个中央处理器来处理信息。从内存空间提取原始数据，送到大功率的中央处理器，等候处理，然后再将处理过的数据存回内存空间，这些过程费去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而并行计算机则含有极多小型处理器，遍布于整个计算机的内存空间，一个个紧挨信息存贮区。对很多应用程序来说，这种工作方式至关重要。通过为每一小部分数据配备具有相应处理能力的处理器，我们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数据，存回内存空间。然后在内存空间和中央处理器之间往返一次，而不是两次，即可传送完毕。

我们可以从其根本原则来看待这种新方法。看来，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和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显然也是依照同样的原则运行的，而且由于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信息而具备同样的固有“设计优势”。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决定购买和出售商品或劳务，计算它们的成本和收益。他们处理的是相对而言很有限的信息，但处理得非常迅速。当亿万人同时处理信息时，结果会对整个经济的供求关系做出极有效率的判断。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则力图把供求关系的所有信息都送至一个强大的中央处理器来处理。在不得不应付甚至更为复杂的信息的情况下，这一体制所固有的低效率导致了它的崩溃，也导致了建立在这一体制之上的思想观念的崩溃。

同样，典型的民主体制奉行的是仍具有革命性的设想：一个国家做出有关前途的政治决策的最佳方式是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处理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政治信息，以旨在说服他人的自由言论和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定。个人的投票与所有人汇集在一起为整个体制指示方向。中央计划体制的政府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或公民在做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在制订“飞向地球”的计划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一事实。目前的计划是将所有数据送往少数几个中心加以处理，将结果转化为政策措施，再分送到世界各地。这一计划希望最终能够改变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使人们能够行动起来拯救环境。

我在此推荐另一种方式或建构。它让每个国家的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把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以“并行”的方式分散于世界各地。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就能完成得更快更有效率。然后我们再努力更新和提高各地的信息处理能力。此外，我们应该在需要重点治理环境和将要从西方引进重大技术的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建立环境培训中心和技术检测中心。

在讨论信息及其价值时，还应记住的是一些自私的犬儒主义者在想方设法用假信息来遮掩环境的本质问题。这其中就有煤炭工业。它一直在募集资金以在全国的电视、电台和杂志上进行一场广告战，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全球变暖并不是一个问题。从全国煤炭协会泄漏出的一份文件透露出了这场广告战的邪恶用心。例如，其中的战略备忘录在说明他们的“群体目标”时写道： “最欢迎这类广告的是大家庭中受教育较少的老年男性。他们一般并不积极地寻求信息。另一个可能的目标是年轻的低收入妇女，她们在听到有关全球变暖的新信息后可能会减弱对联邦立法的支持。这些妇女是杂志广告的很好

对象。”

为了消除这类既得利益行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必须有能力识破这种宣传。这场斗争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肯定会出现各种不顾一切的宣传哄骗。

关键仍然在于公众能否对环境威胁的严重程度形成新的认识。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继续阻挠所有切实的变革，直到有足够数量关注生态系统的公民愿意仗义直言，督促他们的领导使地球恢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