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旦水竭井枯

地球不断地通过蒸发与流失促成海洋与陆地之间水的再循环，通过降雨、江河与小河支溪的流动来实现水的分配，然后把水收集、存储在湖泊、沼泽、潮湿的土壤、地下蓄水层、冰川、云、森林以及所有的生物体内。水的这一运行模式相对来说相当稳定，而从整体上说，人类文明在过去 9000 年间也适应了这一模式。水，特别是大量的淡水，一向对任何文明的生存和成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 5000 多年之前尼罗河沿岸的第一批灌溉网络开始，到罗马时期的高架渠和以色列东南部的山顶城堡马萨达的蓄水池，一直到每日将淡水引到纽约市的宏大引水隧道系统，人类文明一向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来确保水的适当供应。

人体大部由水构成，其比例相当于陆地与水面的比例。人体的肌肉、膜、脑和心脏、汗水与眼泪——无一不反映出生命的同一配方，有效地利用地球表面上的各种配料。人体中，23％是碳、2.6％是氮、1.4％是钙、1.1％是磷， 再加上少量的大约三十几种其它元素。但最重要的是氧（61％）和氢（10％）， 两者独一无二结合而成的分子，我们称之为水，占人体的 71％。

所以，环境保护论者断言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这并非只是华丽的词藻。我们的血液所含的盐甚至与海洋中所含的比例大致相同。第一批生命就是在海洋里形成的。这些生命形式后来把自储海水的形态带到陆地上来，乃至我们人类仍和侮水有着化学与生物上的联系。难怪在大部分宗教里，水都具有重大的精神意义，从基督教的洗礼到印度教的生命慧水观念都是如此。

我们特别依赖只占地球上总水量 2.5％的淡水，其中很大一部分又被南极洲以冰的形式封存起来，在较小的程度上又被格陵兰和北极的冰山冰川封存。剩下来的大部分为地下水。所有的湖泊、溪流、江河和雨水则仅占总水量的不及 0.1％。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水量依然可以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但它在全世界分布很不均匀。结果，人类文明的发展多多少少受限于淡水的分配情况，与淡水分配的地理模式取得一致。这个模式的任何持久改变因此将对我们现有的全球文明形成战略性威胁。

不幸的是，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在本世纪，我们正对全球水的系统造成重大损害。地球的健康依赖我们和地球之间能够维持复杂的平衡。所以，我们在大气中造成的变化正在改变水由海洋移向陆地又从陆地移回海洋的方式，是不足为奇的。较高的温度既加速蒸发也加速降雨，加快了整个循环。此外，增加的暖度也会提高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这又进一步扩大了温室效应，进一步加速了循环过程。

另外，因为全球变暖在极地比在热带地区来得快，它也可能改变地球冷热之间的平衡。海洋一直维持着较为均匀的温度分配，从而协助维持地球的平衡。海洋凭借一种特别的、相对稳定的模式，通过靠近陆地的巨大洋流， 例如墨西哥湾流，把热量从赤道地区移送到两极地区。温暖的海水从热带地区向北移动，其中一部分在途中蒸发。当它碰到格陵兰与冰岛之间的北极寒风时，蒸发加快，留下含盐量大得多的海水，越来越浓越来越重。这些迅速冷却的水以每秒 50 亿加仑的速度沉入海底，形成一股深流。这股虽然知名度不高，却像墨西哥湾流一样有威力的洋流，在海洋下面，在墨西哥湾流下面， 向南流动，在这一过程中把冷气从两极地区带回赤道。

许多科学家耽心，由于两极地区变暖的速度要超过热带地区，两者之间

的温度差异变小了。主要由这些差异推动的洋流可能减慢，或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循环改变，气候型态也将改变，某些地区地得到更多的雨，其它区域则较少；某些区域将变暖，其它区域会变冷。

1991 年，哥伦比亚的拉芒－多赫蒂地质观测台的一位科学家 P. 施洛塞和他的同事们宣布，在本世纪 80 年代，“海洋热泵”的一个关键部分——也就是推动墨西哥湾流及其较冷较深的对应深流的那个组成部分——突然莫名其妙地放慢了大约 80％，这种速率“和一个停滞的水体差不太多”。施洛塞怀疑这可能是由于冰岛东北的水所含的盐分变少了，结果下沉得不那么快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全球变暖造成了这种剧烈变化，不能说这已不再是一种暂时现象，但这种现象的确和地球温度增高所会产生的效应相一致。施洛塞的确说：“原因还不知道，但无论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都说明这个系统的平衡是多么微妙。”

科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气候变化对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海洋热泵可能造成的影响。因为大约在 10800 年以前，这台热泵的速度突然变慢，据说造成了气候史中最剧烈突然的变化。

拉芒－多赫蒂的一位地质化学家 W. 布洛克所做的工作导致了这种意见。我访问他时他解释说，大约在公元前 8750 年，也就是世界刚脱离上一个冰期的时候，后退的冰川融化，大量淡水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内陆海，地点在加拿大中部。在现在的苏比利湖那里，当时有一个巨型冰坝，从南边拦住了这个内陆海。然而，随着温度的继续增加，这个冰坝突然崩裂，大量的淡水通过现在的圣劳伦斯河，泛滥到北大西洋里。由于格陵兰与冰岛间的水含盐量突然减少，不再下沉，海洋泵也就突然关掉了。

接着发生的事情应当提醒我们，气候并非总需要几千年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上面所说的事情之后不过几十年，地球的气候型态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北大西洋不再因墨西哥湾流而变暖，于是冻结起来。所以，脱离了冰期的欧洲就经历了一次延长了的新寒流，实际上又回到了冰期的情形。而世界其它部分却继续变暖。然后突然间，海洋泵又开动了，恢复了欧洲的变暖趋势，温度猛涨了 10 华氏度。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城市，这是有组织文明的第一批现象。然而，因为欧洲还刚刚解冻，城市不是在欧洲出现的，而是在南边远远的地方，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拉凡特。那一区域几百年间气候条件一直颇为理想，有助于农业的发现与发展。会不会是初民的人群由于有利的气候突然逆转而逃离欧洲，移向南方，把他们的生活观念与原来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生活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综合而导向第一批有组织的人类社团呢？时间是对的，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冰期出乎意外再现之时人们逃离欧洲舞台的情况。

我们有时低估了气候型态哪怕微小的变化对以往的人类文明的危害。而和我们现在造成的重大变化相比，过去地球平均温度的变化要小得多了。气候型态的小小变动就会把山上的雪线推高，就会把下雪变成降雨，从而也就会改变整个的水分配系统。在过去数年间，由于地球温度打破了最高记录， 加利福尼亚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降雪量突然减少的时期。1990—1991 年度，降雪量比通常减少了 15％。加利福尼亚正处于严重干旱之中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当然，这些近期的变化可能与全球变暖无关，但它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

破坏性却可能与长期的、更重要的变暖趋势相一致。C. 斯托克顿及 W. 波格斯对增高两摄氏度及降雪量减少 10％会发生什么作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会减少山上的雪，从而可能使美国西部整个河谷地区的水供应量下降40％—76％。一般认为这种区域性的预言有点臆测，但是近年来较暖的温度都和美国西部极度的缺水联系在一起。缺水又导致另一些后果，例如森林火灾的次数增多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埃弗格莱兹，由于更热更干燥，火灾就更常见，范围就更广阔，而且每年的火季也提前了。

如果说淡水供应的重新分配是对全球水系统的第一位战略性威胁，那么，第二位的威胁也许是人所周知的海平面的升高和全世界沿海低凹地区的丧失。由于 1/3 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不及 60 公里的地区以内，沿海地区土地的丧失会导致史无前例的难民人数。

虽然在不同的地质时期海平面有升有降，但从未有过目前预期的作为全球变暖的后果而将出现的这样迅速的变化。孟加拉国、印度、埃及、冈比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苏里南、泰国和中国，更不要说像马尔代夫、瓦努呵图（旧称赫布里底群岛）这样的岛国。如果科学家们现在作出的预测是准确的，这些国家将遭到侵害。此外，专家们认为，每一个沿海国家都将受到不利的影响。荷兰精心筹划修建了昂贵的堤坝网来遏止北海的侵袭。另一些富有国家也比其它国家更有能力来应付海平面的升高以及迅速改变的水供应情况所将造成的问题。但是遭受最大危害的贫穷国家可能眼巴巴地看着数以百万汁的本国公民变成难民跨越国境，涌到那些较富有的国家去。

全球变暖通过几种方式增高海平面。较高的平均温度使冰川融化，使南极洲和格陵兰的冰帽破裂，把大冰块排入海洋，使海水变暖而造成热量扩散。

海里的冰融化，例如覆盖在北极洋上的冰面或是北大西洋上的冰山融化，并不会影响海平面，因为冰块整体已经排开同等体积的海水。就像在一杯水里的一个冰块融化后并不会改变水面的高度。但若把冰块一个个码起来，而不是在水中飘浮，融化后水面就会增高，有时还会溢出杯子。同样， 以陆地为基地的冰融化后，海平面也会升高。地面上大半的冰是在南极洲， 在大片的陆地上面，或像西南极洲的巨大冰盖那样在一些岛屿上面。据信在125000 年前间冰时期，这一大片冰盖破裂，滑入海洋，使海平面增高了 23 英尺。科学家们倾向于打个折扣，把下一次再度发生这种灾祸的可能时间推断为 200 到 300 年。但在 1991 年，研究西部南极洲的著名专家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R. 宾德舍德勒博士在我的小组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刚刚惊奇地发现，从冰盖底取出的新冰样现在表明了某些强有力的危险变化。他缩短了他以前的估计期，如果地球温度继续增高，那里的冰盖破裂将来得更快。世界上别处的冰也大部分在陆地上。格陵兰上有世界第二大冰盖，它在北半球气候平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还有各个山区上的冰川。两位著名冰川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贝德极地研究中心的朗尼和 E.汤普森早在1992 年就提出报告说，所有低纬度的山区冰川现在都在融化后退，其中某些

冰川融化后退得很迅速。另外，这些冰川所包含的记录表明，过去这 50 年要

比 1. 2 万年间任何一个其它 50 年温暖得多。有一个征象证明这是实情。1991 年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一个“四千岁男子”。怎么发现的呢？原来自从他死后，冰线第一次后退了。

变暖及融化的最终后果是海平面不断升高，现在几乎达到每 10 年增高 1

英寸的程度。进一步的效应是沿海地区盐水侵入地下淡水层以及沿海湿地的丧失。1989 年我在路易斯安那州考察了一个这样的地区，吉恩·拉菲特长沼地带。那里有一条陆地，有些地方不过 2 英尺高 5 英尺宽，挡住升高了的含盐的海水，这一边则是美国最好的淡水养殖场。下次暴风雨带来的海浪可能就会冲毁屏障，破坏长沼地带的淡水生态系统。暴风雨与较高海平面合在一起，事实上已经不断使所有沿海地区受到更加糟糕的侵蚀。

在迈阿密这样的沿海城市，饮水来源于地下淡水层。淡水层实际上浮在咸水上面，结果上升的海平面会把淡水推高，在某些情况中会推到地面。世界观察研究所最近有一份研究海平面升高的报告，其中注意到，曼谷、新奥尔良、台北和威尼斯是面对同样问题的另一些主要城市。其它位于低凹海岸地区的大城市如上海、加尔各答、达卡、河内和卡拉奇将是第一批遭受海潮侵害的人口密集城市。

科学家们说，变暖的海洋也可能造成飓风的平均强度增大。因为海洋表层的深度和热度是决定飓风风速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自海洋扑向陆地的更经常的暴风雨反过来会大大加剧升高的海平面可能造成的损害。因为海水在暴风海浪的袭击过程中才能冲向离海岸很远的内陆。

地球水系统所将遭受的第三大战略威胁来自土地使用模式的大规模变化，特别来自大范围的森林砍伐。一个森林的毁灭会影响到一个特定地区的水文循环（天然水分配系统），就像一个大的内陆海的消失造成的影响那样确实。地球上的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存储的水量要比湖泊中存储的水量还大。森林本身能制造雨云，部分是因为蒸腾现象（蒸腾相当于植物流汗； 再加上大叶子的表面蒸发）。确实，降雨之后，在雨林中几乎立刻就开始出现飘往天空的细雾，既增加了空气的湿度，又可能增加下风头更多降雨的机会。森林又可能制作一种叫作烯的气体以及少量的叫作甲硫醚的化合物，作为气体飘向大气，进行氧化，然后变成一种硫酸盐颗粒的气溶胶，水汽就在颗粒上凝聚形成雨滴，——就像牡蛎壳里围绕一颗砂粒形成珍珠那样。

虽然我们依然需要大量了解森林与雨云之间的共生现象，我们却确实知道森林被毁之后，雨最后也会逐渐减少，湿度也会降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原是森林的那个地区，还会继续有一个时期的大雨，冲走不再受到树冠荫蔽、不再为树根固定的表土。附近的地区有时径流泛滥，而这些水原来是由森林所吸收的。附近的河流也常为冲走的表土淤塞，逐渐堵塞了河流。河床因此变浅了，泄洪能力受到损害，两岸泛滥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

在埃塞俄比亚可以找到丧失森林然后丧失水源的悲惨例证。在过去 40 年间，林地所占面积由 40％降到 1％。同时，降雨量大幅度下降，已经使这个国家迅速变成一片荒原。长期的干旱再加上政府的无能产生了史诗般的悲剧：饥荒、内战及经济混乱给这个一度光辉灿烂的古国带来了灾难。

在南美，有些人现在害怕大规模烧毁亚马逊雨林会打乱水文循环，这种循环使雨水向西穿过亚马逊盆地，带到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水文系统受到干扰会造成毁林地区的干旱。

地球水系统的第四大战略威胁是地球的大部分水资源受到广泛而危险的污染——这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化学污染物造成的。地球水系统和地球大气不一样，后者是一个单一的巨大的空气储藏库，经常而彻底地“搅动”，成为均匀的混合物。地球水系统则包含若干大型水库，这些水库并非一向与别

处的水彻底混合。由于在整个地球大气中分子的自由循环，氯氟烃这样的污染物就会分解成氯原子，而在地球各地的大气中无所不在。地球的水供应却不是这样。

然而，在大部分世界水资源中若干危险污染物已经变得极为广泛。例如， 已发现大气层核试验遗留下来的辐射性微粒广泛地分布在世界的大部水源中，虽然通常数量不大。这些微粒尚未形成战略性威胁，但在若干区域，少数污染物——例如多氯联苯和滴滴涕——已经广为分布，即使数量不大也对生态造成危害。伟大的俄罗斯环境问题专家雅布罗科夫曾经指出，某些强大的杀虫剂即便浓度极低，也会改变动物的行为。他注意到，“一种叫做赛维因的杀虫剂，即使浓度为十亿分之一，也能改变大量鱼类的行为，使它们的行动不再协调一致。这种有毒成分的浓度升高成为当今生物世界的化学背景。”

海洋和内陆江河系统中最容易见到的污染物之一是溢漏的石油。规模特大的石油溢漏，像萨达姆·侯赛因故意排放到波斯湾的石油或是像埃克松·瓦尔德兹号油轮因疏忽而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造成的那种溢漏，己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更常见的却是小型的溢漏，不为人所注意，然而次数要多得多， 每年给海洋造成累积的损害。海洋学专家 J.库斯特尔声称，海洋污染现在已经损害了海洋表面由浮游生物构成的一层极薄的薄膜。这些浮游生物为海洋中最微小的有机物提供了食物，是整个食物链的开端。我们尚不知道这层薄膜受损的后果，但已经深知浮游生物在海洋生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连结海洋与大气所起的重大作用。污染也对海洋中的另一种生命系统即珊瑚礁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珊瑚礁也有助于生态的稳定。

像地球大气层一样，地球水系统也具有一种天然的机制，能够经常清除本身的污染物。但不同的水体清除本身的能力却广有差异。北海受到严重的污染，但北海波涛汹涌的开阔水体因为循环得快，可以得到部分的净化。但是大部分被围起来的海、湖和水道就流转得很慢。例如波罗的海，每 80 年才换一次水，结果，沙皇们倾倒在波罗的海中的污染物和布尔什维克接掌政权后倾倒进去的大量有毒污染物混合在一起，而且经过最近的政体变化之后， 还会长期留存在那里。同样，流速快的河流会相当迅速地把大部分污染物冲走，而某些大型的地下水层一年才不过流动几十英尺远。因此这些水源完全不可能自己清除污染物。

在工业国家，近年来在净化污水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例如在美国，1972 年的清洁水法已经显著地减低了污染程度。25 年前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污染得如此严重，实际上引着了火。今日它虽然依然污染，却不会达到着火的程度了。在前苏联，情况实际上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河流依然在起火。1989 年 7 月，乌克兰的一位名为普里姆卡的农场工人到诺仑河边采摘蘑菇，把香烟头丢到河里，河水爆炸了，连续烧了 5 个钟头，原因主要是不久前的一次石油溢漏。东欧的水污染情况同样严重。波兰的维斯杜拉河携带着如此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汩汩流向格但斯克，乃至大部分河水甚至不能用来冷却工厂的机器设备。在西欧，像在美国那样，随着强烈的公众抗议， 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 1986 年，一家公司把大量有毒或有害的金属、染料和化肥倾入莱茵河，另一家公司把致命的除锈剂倾入河中，导致了极为愤怒的抗议。30 年前，伦敦的饮水中竟然有小虫子，现在再没有这种现象了。在日本的水俣湾，W. E. 史密斯曾清清楚楚地拍下了把汞倒入河水而

造成的可怕的污染现象，这些照片有助于提高清除水污染的标准。

然而从总体上看，世界水资源的污染仍在继续增长，而且急剧恶化。工业国家虽然取得了进展，许多问题依然存在：从某些城市饮用水中含铅浓度过高，到大部分美国较古老的城市的习惯作法——在下大雨时，污水与排水沟系统中的雨水合流，污水处理设备处理不了这样大量的水，于是污水与雨水合在一起，未经处理就流入溪流、江河与海洋。据环保局的一份调查，全美国差不多有一半的河流湖泊与小溪依然受到水污染的损害或威胁。

然而是第三世界的人们最深切、最悲惨地感到水污染所造成的后果。病毒或细菌引起霍乱、伤寒、痢疾、腹泻及其高死亡率。17 亿以上的人民没有适当的安全饮水供应。30 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因此不得不冒污染水体的风险。例如在印度，114 个城镇直接把人的粪便和其它未经处理的污水倾入恒河。

1991 年在秘鲁发生的霍乱是一个例子，而这类现象在第三世界中日趋普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在发展中国家里，每五种常见病中有四种是由脏水或是没有卫生设备造成的。而且在第三世界，由水传染的疾病每天平均导致 2.5 万人死亡”。此外，工业废物在发达世界常常受到监控， 而在不发达国家里却一般受到不计后果的处理，与造成污染的一方达成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于是，造成污染的一方有时切望把他们的工厂从管理污染较为严格的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例如由墨西哥北部经加利福尼亚南部流入太平洋的“新河”，一般被认为是北美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因为墨西哥的环保标准较低，管制不严。

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特别在第三世界，是对地球水系统的第五项战略威胁。在许多地区，人们正在以远远超过大自然注入的速度提取地下水。然而由于这些地下蓄水层是看不到的，因此我们也不去想它们，直到地下蓄水层开始枯竭或是它上面的地面开始下沉，我们才开始注意。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供给称为加利福尼亚高架渠的运河系统一半的水，而三角洲则每年下沉约三英寸，原因也许是它现在得到的沉积土比较少了。这个地区已经不得不依靠大堤网络保护不受海水泛滥，于是，这一带常常发生地震对这一地区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美国高原各州的奥加拉拉蓄水层正迅速被提取，结果会使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就业机会受到威胁。在附近的衣阿华州，含有硝酸盐的农田径流使得很多水井遭受污染，结果这个州的乡村地区在干旱时恢复活力的能力就较差。1989 年，衣阿华州国民后卫队被征调来供水以对抗干旱。

在墨西哥城，主要蓄水层的水位现在每年下降达 11 英尺之多。北京的地

下水位则每年下降 6.5 英尺。以色列的加沙地带居住着 75 万巴勒斯坦人。据巴勒斯坦水利专员 Z. 伊沙伊说，这一地区正面临缺水的“灾难”。埃及的5500 万人的饮用水几乎全靠尼罗河。据保守的估计，35 年以内人口至少增长

到 1 亿，然而尼罗河增加的河水不会比摩西在灯心草丛中找到的更多。事实上水量将会减少，因为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用水也会更多。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对水源的压力还因人均用水量的增加而增大。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养活增长的人口，农业日益依赖于灌溉。在全世界人类使用的全部淡水中，将近 3/4（73％）用于灌溉。悲惨的是，由于

缺乏效率和有害于环境的技术，全部灌溉用水中的 3/5 白白浪费掉了。许多大型水坝，例如阿斯旺水坝，尽管建造时怀抱远大的希望，却对周围的水文系统产生了负面效应，摧毁了宝贵的生态位，阻挠了蓄水层的通畅，严重损害了营养与沉积物的平衡。

但在一切涉及天然水分配系统的人类文明中，灌溉工作还是最最普遍的，最有威力的。仅在本世纪灌溉农田的数量就增加了五倍。正确使用灌溉是增加农业生产力极其有效的手段。例如，全世界的农田尽管只有 15％得到灌溉，然而这部分农田却生产了 33％的农作物。然而不幸的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使用的方法叫做开沟灌溉，由于沟渠通常未经衬砌，70％—80％的水白白蒸发、渗漏，而且还导致大量的盐分沉积在灌溉区域里。含盐的水由于蒸发而使盐分浓度增高，从而造成盐渍化。在采用这种灌溉方法的国家里，广大的丰产区由于盐分增加而趋于荒芜。前苏联的咸海区域就是一个例子。我乘坐一架小型飞机飞越这个地区的上空，首先看到的是田野闪耀着白光，就好像上面撒了一层盐。

开沟灌溉通常还使得地表下的“根部区”充水，很奇怪，这又会使植物失去氧气，阻碍植物成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灌溉学权威 S.波斯特尔说，除了咸海地区而外，其它盐渍化现象极为严重的地区还有阿富汗、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盆地、印度的两千万公顷的土地（不包括由于盐渍化而被迫放弃的 700 万公顷的农田）、中国的 700 万公顷、巴

基斯坦的 320 万公顷。在埃及估计有一半农田因盐渍化而减产；墨西哥的情况也异常严重。

灌溉模式有时会引起政治纠纷，原因是河水上游地区的水的消费者大量滥用河水，结果造成下游缺水。把能用的水都用于生产，这种冲动当然像灌溉一样古老。12 世纪斯里兰卡国王巴胡一世说：“不要让一滴落在农田上的水未对人民造福就白白流入大海。”不幸的是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水的需要由于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对水资源的不合理的要求而引发冲突。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居民住在一项大规模水分配系统的尾端。水从较湿润的北部引向较干旱的南部。在 1991 年的连续干旱中他们开始质问，在一个

3200 万人口的州内，人数较少的农民使用该州的大量水资源是否公平合理。科罗拉多州与其下游的邻近各州之间的冲突也是一样的，下游的人觉得本来应该流过科罗拉多分水岭的水被科罗拉多人用掉了。居住在水分配系统尾端的人民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当地的人口增长得最快，情况就会更加严峻。这一类争执在美国最后是会通过政治对话和法律斗争得到解决的。然而美国长期持有的那种观点——认为淡水有的是，用不着花钱去买——却已经动摇；我们突然认识到有必要确定水的经济价值，测量水的使用量。可以把这种新认识解释为我们将会缺水的一个征兆。

在问题极度紧张的某些地区，用水冲突不一定能够和平解决，而且有可能导致战争。1989 年我和水问题专家 J.斯达共同发起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来探讨解决这类冲突的可能补救办法。在 1990—1991 的海湾危机期间，有人公开推测土耳其是否会切断底格里斯河，不让河水流往伊拉克，以此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而伊拉克则考虑把大量石油倾泻到海湾，使沙特阿拉伯把饮用水引到海水淡化工厂的水管受污染。也有给人希望的事情。以色列和约旦两国之间尽管有几乎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却在努力寻找办法来避免由于两国人口都在迅速增加而可能发生的有关约旦河河水的冲突。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也

因人口增长而发生用水冲突。

如果地球气候的改变使水的分配模式发生变动，和水有关的地缘政治冲突将会大大加剧。要知道世界各国一直都在审慎地、痛苦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水的分配模式。根据新的气候型态来修改灌溉系统所需的财政支出可能庞大得令人惊愕，特别对那些已经有重大债务负担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它们现在已经因此难以提供足够的经费来教育和培训技术人员以确保现有系统的正当运转。债务负担迫使这些国家砍掉留下来的森林换取外汇，同时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缺水现象将更加严重。

有些人希望海水淡化工厂有一天会变得成本足够低廉，从而为最需要水的贫困国家提供用水。但是这种技术，就像套住冰山把它从两极地域拉往人口众多的热带地区的设想一样，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实行这类计划所需的巨大能量费用极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我们需要拖住的不是冰山，而是我们自己的常识。雨水使树木花草滋生， 干旱却制造干裂的鸿沟。江河湖泊生养我们，在大地的脉管里流动，一直流到我们自己的血脉里。但我们必须留心，让它们从我们这里流出的时候，仍然是纯净的，是没有被毒化的。我们必须想到未来，不要把它们白白糟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