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新的全球生态经济学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应该是系统地修订经济运行规则。我们的文明——或者说至少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大多数且越来越多的人—

—藉此来判断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好是坏。人们经久使用的技术已变得根深蒂固，即使我们明显井痛切地感觉到它们所造成的有害后果，也很难把它们屏弃。我们现在统计成本效益的方法也是如此：一旦把它奉为金科玉律，不下大决心就几乎根本不可能改变它。

在全球的观念战争中，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取得了胜利，同时也赋予我们新的责任，去改变我们的经济处世观中的缺陷。我们知道这些缺陷使破坏环境的行为合法化，甚至鼓励这些行为。举例说来，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见到的，现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完全没有统计自然资源消耗。自然界的每一种东西都只被当作无穷无尽任人自取的东西。一个发展中国家砍伐它的雨林，以出售木材增加收入，但却不用扣除自然资源的消耗值，其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中也不用反映出这一事实：下一年它可能就无法再出售雨林了，因为它已被砍光了。

但是，只认识到问题还不够；美国应该领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改变这一被普遍使用的计算公式，和其它类似的统计方法。它们使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印象。否则，决策者可能会对保护全球环境具有的经济价值认识得更清楚。我们没有理由不改变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

作为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我曾在一系列的听证会上列举我们现今的经济理论中应该加以改变的所有公式，以便消除自由市场计算环境价值时的严重歪曲。但是，针对每一个令人误解的公式、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新公式来取而代之。它能够估价出市场决策所造成的生态后果。

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是一项理论工作，但我确信它是我们能够希望完成的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工作之一。一个国家政府制订的每一条大政方针都会使个人相应做出数不胜数的小决策。这些选择汇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使政府的大多数政策相形见绌。所以，改变个人每天的决策所依据的标准和价值观是改变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真正关键。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改变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方法的特别机制——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制订出任何新的方法来取代其它错误的经济公式。现今使用的统计生产力的公式就是一例。由于估价政策的改变对生产力造成的潜在影响时未计算环境成本效益，所以得出的是严重歪曲的数字。为了改正这种无视生态的作法，我们应该与相关的专业群体（如会计、统计员、审计员、公司律师、统计学家、各行业的经济师、城市规划人员、商业银行家等等）一起研究，并鼓励他们修订他们的公式。这项工作看起来只比一个烟囱一个烟囱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容易一些，但是，起初正是这些错误的公式所体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造成这些烟囱排放二氧化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观念和思维方式。

我们还必须改变现在使用的贴现率。这种方法让我们系统地低估我们的决策在未来产生的后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严重破坏周围世界的能力。然而，我们仍然用和工业革命开始时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计算我们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仍认为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即使这种假设在过去是成立的，它在现在也显而易见地是自欺欺人。体现这种假设的公式必须加以改变。但是，真要改变它们仍然需要一个战略计划和系统的规划。

为了完成向可持续的新经济转变，我们必须对今后几代人会受到的影响

做量化统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向易洛魁人①学习。他们规定，部落首领们的一项议程是讨论所做的决定会对今后七代人——大致为 150 年——产生什么影响。当然，有时确实很难预测未来，但即使在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固执地拒绝哪怕是想一想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并且不光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改变。经济决策的每一层次都要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因素。

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来加快制订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规则。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步骤是取消国家和国际上在鼓励和资助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上的预算支出。例如，世界银行应停止对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建造公路提供资助。这些公路迄今为止主要用于把链锯和喷枪直接运进森林深处。应该在有了切实措施能防止这种情况之后再恢复资助。

政府的这类不合理拨款应该是最容易纠正的错误。随着我们对生态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最终也会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做到这一点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非常困难。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是欧共体、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农业的补贴鼓励了人们不断地开垦荒地，导致土壤受到严重侵蚀，变得不宜持续耕种，打乱了市场的供求关系。

与此类似的是，如果不是用广大纳税人的钱资助的公路通到了生长着参天古树的山区深处，大片的原始森林就不会被砍光。人为地提高甘蔗的价格使纳税人和消费者资助了对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的不断破坏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甘蔗这种作物根本不会在那片地区生长。事实上，我在此前一直支持食糖价格补助，一直对此投赞成票而没有意识到全部后果。

或许，简单描述一下我的投票动机会有教育作用，因为在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积极努力地帮助他人改变的思维和行事习惯同样也存在于自己身上。我有好几个同事多年来一直劝我不再支持食糖补贴。但由于我认为其它一些考虑更重要。所以从来严肃地考虑过他们的劝告。作为国会中南方“农场集团”的一员，我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支持其它农业州的农业计划——特别是对我的州很重要的计划——以换取他们对我这一州重要计划的支持。这一互利原则本身当然并不坏，它是有助于国家维系成繁体的一种方法。但是，当它成为优先于一切的考虑时，就会随意遮蔽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能客观地考虑事情。在食糖问题上，我发现做到客观尤为困难，因为我州的一个公司——生产玉米糖浆并依据食糖价格定价——的雇主和雇员对我进行游说。从理论上讲，如果取消补贴让食糖价格下降，人们就会失去工作。不光是正在加速破坏大沼泽地的种植园工人，田纳西州生产玉米糖浆的工厂工人也会失业。这就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既成事实。改变这一事实很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在写这本书时，我自己就决定不再支诗食糖补贴。除此之外，我想把责任转给补贴的支持者，让他们去证明生态问题不应被理解为扰乱市场的结果。更加困难的是铲除我们社会的更为根深蒂固的破坏性行为模式，如不断大手大脚地烧掉化石燃料。

随着我们对生态危机认识的普遍增强，保证让人人都能在市场上获得有关我们的决策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鼓励市场力量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运作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关注这一问题的公民在购买商品或决定其它经济问题时能够有更好的办法照顾环境问题。但是，消费者必

①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译注

须能够确认所得信息的真实性。不幸的是，有些公司试图用无根据的环境担保来误导消费者。为此，一些环境主义者，如地球日创始人之一的 D. 海斯，正在努力推行一种易于识别的“绿色标签”，使人们能够鉴别符合严格生态标准、包括循环利用标准的商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出力。它可以进行监督，保证诸如汽车百公里耗油量和电器能耗指标等尽可能准确。此外，我认为政府应为绿色标签确立法律标准。完全由私人组织来完成这项工作有很多好处，但没有法律的力量几乎注定会失败。

向公众披露谁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的详细情况也是使市场力量服务于而不是破坏环境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途径。例如，一些使用漂网捕鱼的大公司由于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而停止了这种做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近期的一次有关海盗式漂网捕鱼船队的听证会上，我听到的证词说，有些这样的船队其实秘密地属于据称已停止这种行为的几家大公司。有一个案例表明，一艘漂网渔船把鱼卸在三菱公司所属子公司的工厂。如果这一信息公之于众，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种事情，母公司的产品就会在市场上遇到麻烦。

公众的关注能使最大的公司采取行动。一些公司已经发现，它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也提高了生产和赢利。例如，3M 公司实行了“污染预防支付”的计划。由于不断注意消除能够发现的所有污染源，公司的利润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最好的公司认识到，随着他们改变工业影响环境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工业造成其它影响的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受。例如，消除产品缺陷的严格品质控制系统要求仔细考虑生产过程的每一细节和各方面的相互影响，而这正是判断消除污染的最佳方案所需的。这也使一些公司开始感到强调环境责任是一种良好经商方式。有些公司，如杜邦公司，甚至开始把环境管理表现当作管理补贴和奖金的一部分。

一些未能有所改变的公司正开始从证券公司受到股东的挑战。事实上，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计划——保护环境经济联盟——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把投资者和公司董事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上市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表现上。越来越多的退休基金会、大学和教会根据瓦尔德兹原则决定它们的投资。该原则规定要评价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表现的标准。

为了反对企业的错误目标，支持它们的正确决策，我们还应通过新一代的环保反托拉斯法，以坚持仔细审查诸如纵向合并之类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依据现在的反托拉斯法，铁路不能拥有卡车公司，因为这样做会遏制两种交通形式之间的有益竞争。但是，大的纸张消费企业能够购买森林土地，而大片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使纸张循环利用的压力不复存在。同样，生产杀虫剂和化肥的公司能够购买种子公司，筛选和培育能够最大限度抗化学物质的种子品类，淘汰自然抗虫害能力较强的品种。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不应该自动禁止产权合并，但应该作出规定，来研究合并对环境造成的潜在破坏作用，并在必要时有权防止这种合并。

在国际贸易法和协定中加进环境标准也越来越显重要。根据贸易法规，政府对某一产业的补贴有时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同样，执行控制污染措施不力也应被划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特别是在美国努力把自由市场原则推行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鼓励更自由和更公正贸易的时候，与每个国家签订贸易自由化协定时必须包括环保标准。虽然把保护环境与贸易协定混为一体并不能使之持久，但任何贸易谈判

中的其它考虑同样不能持久。此外，即使现在也已经有了宝贵的先例。德国积极努力在欧共体内强制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关贸总协定设立机构考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例子。

回到国际经济发展这一难题。我得出了我很不愿意看见的结论：为“发展”第三世界而建立的几个国际金融机构由于无视大规模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后果而使其贡献利少弊多。虽然它们在把环境义务写入贷款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它们对自己所负的责任完成得远远不够。所以，我和参议院的几位同事开始想办法敦促它们。在给一个国家贷款时，所有贷款人协调一致，制订一个“一揽子”计划可能会很有效。不过，一些环境主义者已经迫不及待地积极行动起来，争取让美国完全停止对不能实行环境机制改革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系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际贸易法规并没有考虑到环境问题，现在必须迅速修改以促进环境保护。

同时，金融机构应该重新定义货币。硬通货（某个工业国家的货币，用以偿付国际债务）和软通货（通常会膨胀和不稳定的某债务国货币，一般只能在国内流通）的巨大差异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使用和资源分配模式。例如，过去种植当地粮食作物的土地全都被毁掉而改种能够出口的作物了，这样能得到硬通货，而以前只能得到软通货。令人悲伤的讽刺是，硬通货常被用来从进口商那里购买非本地生产的食物以满足不再能自己生产粮食的人口。这种做法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还必须在接受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新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促进金融改革，尽管这样做困难重重。其中一个最严重但却最不受到重视的问题是资本外流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少数富人从国家经济中囊取了大笔金钱并存入西方银行的个人帐户。事实上，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资本外流数额的涨落与外国经济援助数额的增减几乎同时同比例地发生。在这些国家中，更加公平地分配政治权力、财富和土地是成功拯救环境与社会的必要前提。

过去 10 年中，最出色的发展设想之一是史密森学会的生物学家 T. 拉夫杰伊提出的所谓“环境抵债”的提议。按照这一计划，工业国家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同时与债务国签订强制性协定来保护债务国中环境易受破坏的地区。巴西于 1991 年夏最终接受了一个这样的协定。既然大多数债务怎么也不可能偿还，既然保护环境完全符合债务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世界其它国家的利益，所以获利的是所有国家。此外，大量削减使发展中国家不堪忍受的债务负担是创造可持续社会所绝对不可或缺的，也是最终创造一个包括这些债务国在内并能让它们发挥积极健康作用的国际大家庭所绝对不可或缺的。

第三世界的债务整整有一半被积攒起来，购买在彼此之间发动战争的军火，结果有时造成整个国家的灾难和屠杀，同时还经常导致可怕的环境破坏。伊拉克 1991 年入侵科威特就是一个例子。制止这些战争（手段之一是截断工业国家输出的先进武器）是我们为保护环境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这些战争使我们与第三世界的债务协定更显荒谬。

除了“环境抵债”的构想，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危机的另一个新设想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信贷”市场。我主张签订一项

国际条约，限制每个国家每年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并建立一种排放信贷机制。完成这项条约之后，成功地减少了排放量的国家可以将排放权卖给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这种调整的国家。在实践中，它会成为使投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把投资引向能最有效地取代产生二氧化碳的所有生产活动，包括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形式取代化石燃料，发展高效节能技术，和彻底重新设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产方式。当然，在如何分配排政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容易的，在决定每年排放总量减少多少才切实可行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当足够多的国家认识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时，制订出一项条约也许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因此，显而易见，为了做到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改变经济政策观。各国领导人和经济部长应尽早召开一个全球最高级会议，讨论对付这一挑战的新方法。会议的日程包括立即通过一套新的经济安全法规。下面是我提议的主要内容：

1.修改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加进环境成本和效益。2. 修改生产率的定义以反映环境改善或恶化的数据。3. 各国政府应同意不再使用不合宜的贴现率，采用更好的方式来统计我们的政策对未来后代的影响。

各国政府应取消公共财政预算中补贴和鼓励破坏环境活动的款项。
各国政府应增加有关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信息量和准确性，并为消费者提供这类信息。
各国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揭露公司破坏环境的情况。7.

各国政府应制订计划帮助公司研究有效改善环境的成本效益问题。

修改反托拉斯法，增加环保限制。
政府应要求将环保标准写入公约和国际协定，包括贸易协定。
国际金融机构对所有发展基金贷款计划的评估都应包括环保标准。
政府应加快“环境抵债”的计划，鼓励环境管理，减轻债务。
各国政府应签订一个国际公约来限制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建立一个排放权信贷市场，让排放需求大的国家与需求小的国家相互买卖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