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沙漠驻舟

我站在一条渔船的甲板上，钢板在太阳下热得发烫。碰到好日子，这条渔船一天可以捕 50 吨鱼。可这不是个好日子。这条渔船的驻锚之所，曾是中亚所有地区产量最高的渔场。现在我向船头望去，丰产的希望却十分渺茫。我应该看见蓝绿色的温柔波浪拍打船舷，实际上极目所见却只有滚热的干沙。这支船队的别的渔船，东一条西一条，也都陷在干沙之中，沙丘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尽头。

奇怪的是，这让我想起我前一个星期在美国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煎鸡蛋。煎鸡蛋应该在平底锅里吱吱起泡，可这个煎鸡蛋却摆在菲尼克斯城市区的人行道中央。我想，这两件事是这样联想到一起的：这个鸡蛋，就像这条渔船一样，本身并无不妥之处，而它的栖身之地却经历了想不到的改变， 让人觉得它摆错了地方。那个电视画面上了新闻，是因为亚里桑那州那大也实在不是个好日子，连续两天气温打破记录，达到华氏 122 度。

一只骆驼走过咸海已经枯死的海底，我的思绪又转回到沙漠上的这条渔船。这条不合时宜的渔船说明的事情是一样的：它身下的世界突然而残酷地改变了。10 年前，咸海还是世上第四大的内陆海，可以和北美四大湖中最大的一个相比。如今它正在消失，这是因为人们要在沙漠里种棉花，设计得很糟的灌溉计划用掉了供养它的水。新的海岸线从沙原退缩，离开眼前这支永久停驻的船队差不多有 40 公里。然而，附近的小城慕那克仍然在制作鱼罐头，鱼不是从咸海来的，而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从一千多英里以外的太平洋运来的。

我 1990 年 8 月到咸海来，是来亲眼见证这场破坏。这场破坏的规模近乎圣经故事中的灾难。但我在这次旅行途中还看到了其它令我惊忧的现象。我从慕那克回到莫斯科那天，我的朋友 A. 雅布罗科夫刚好从白海回来。他也许是苏联环境主义者的领头人，刚刚紧急旅行到白海去调查一桩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几百万海星神秘地死掉，被海水冲上岸，一堆一堆，膝盖那么深， 蔓延好多英里。他穿着胶皮裤，在海星的残骸里走来趟去，试图解释突然死亡的原因。那天夜里，他讲述了那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后来的调查表明，白海灾难的罪魁祸首多半是军用放射性废物。可是， 世界各地的滩岸边上，还冲上来过很多其它神秘的批量死亡。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呢？冲刷上里维埃拉①海岸的死海豚不断增加。法国科学家最近得出结论说，死因在于环境压力不断累积，到了一定的时候，使这种动物变得太弱， 无力抵抗一种病毒。德克萨斯州的海湾沿线，海豚的死亡数字也突然增长。1988 年夏天，12000 头海豹神秘死亡，尸体被冲上北海海岸。这些事件大概出于同样的原因。一年以后，威廉王子湾死掉的海狸和海鸟沾满了石油。这一事件对科学来讲固然并不神秘，但它丝毫不减对人类文明的起诉。

一幅令人困恼的图象刚刚消褪，另一幅又出现在面前，向我们提出新的

① 法国和意大利接壤一带的著名海滨胜地。——译注

质问。孩子们在朝阳下冲浪，他们不仅要当心偶或出现的海蜇，而且要当心浪头有时会卷来用于皮下注射的针头。这意味着什么？针头、死掉的海豚、沾满石油的海鸟，这一切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曾经熟识的世界之岸正在加速瓦解，我们已经站在新的海岸线上，面对超出我们想象力的巨大危险？我们从自然中来，现在却把脊背转向自然，这时候，我们脚踝上感到有

奇怪的潮水在上涨，卷成的漩涡正把我们拉到脚下的流沙里去。每一次这样的潮水退去，留下的总是一些大船的残骸，远离海洋，七零八落散乱在我们时代的沙原上。每一幅这种发人深省的画面都是一次新的警告：我们若不悬崖勒马，灾难已经指日可侍。

为了寻找造成环境危机的潜伏原因，我跑遍世界各地，考察研究过很多这种描述毁灭的画面。1988 年晚秋，我来到南极横断山脉，在这高山上，午夜的太阳从天空中的一个小洞里闪耀着。我站在不可置信的寒冷之中，听一位科学家讲他正在挖掘一个时间之洞。他把风雪大衣的大领子拨到后面，他几乎被光线烤焦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褶。他指着一个冰芯，让我看它的年轮。这个样品是从我们脚下的冰川挖掘出来的。他的手指沿着时间指回 20 年以前的那一层冰，告诉我说：“这就是美国国会通过《清洁大气法》的那一层。” 距离华盛顿整整两块大陆，在世界的底部，我们可以检测到，哪怕我国减少一点点废气，地球上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受到的污染也会改变。

我们的雪橇飞机停在坚冰筑成的跑道上，为了防止飞机的金属部分冻结，发动机始终没熄火。跑道的上风头，离开南极点不到 100 码，科学家每天好几次对空气进行跟踪观察，绘出大气的无情变化的曲线。迄今为止，最突出的大气变化随着上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发生而在此后不断加速。工业意味着烧煤，后来则是烧石油，越烧越多，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这种物质把大气里的热量留住，慢慢使全球变暖。访问期间，我看到一位科学家记录下来那一天的测量结果，在图表上陡峭的曲线尽头上再往上加了一点儿。他告诉我，即使在这地球的极顶，也很容易看到大气的剧烈变化仍在加速。

两年半以后我到了地球的另一极。在北冰洋 12 英尺厚的巨大流动冰块上，我们一行支起了小帐篷，在午夜的太阳底下睡了一觉。吃饱早饭，我们坐着雪橇又向北走了几英里，去和在冰块底下巡游的核潜艇会合。这里的冰层比较薄，只有三英尺半。核潜艇破冰而出，载上我们这些新乘客，重新潜入冰层下面的水里。在船上，我和一些科学家作了一次谈话。这些科学家到这里来，希望更精确地测量极地冰帽的厚度。很多人认为由于全球变暖，冰帽正在变薄。美国海军利用水下声纳技术获得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北极冰帽的实际情况。但这是些绝密资料。不过我事先为这些科学家和海军谈妥了一项解密的协议。现在呢，我想亲自看一看北极。航行了 8 个小时以后，潜水艇再次破冰而出。我面对一片雪景，风扫过白皑皑的雪原，雪原闪闪发光。天地之间是隆起的冰丘，就像岩席挤撞后拱起的小小山脉。这种景象有一种异样的美。然而就在这里，二氧化碳的含量也在急剧升高，而气温最终也将随之升高。实际上，人们预测，全球变暖将使极地的气温比地球上其它地方的气温升高得更快。极地的大气变热，冰就会变薄。由于极地的冰帽在调节地球气候方面作用极大，冰帽变薄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考虑这种后果并非想入非非。我从北极回来以后 6 个月，一个科学研究小组报告说北极的冰层分布发生了可观的变化。另一个小组的报告则认定北极的冰帽在最近仅仅 10 年里就变薄了 2％。这个报告虽有争议，但颇可由后来的各种数据加以支持。而且几年后科学家进一步证实，在北极圈以北的大量陆地上，春季的融雪每年都发生得更早；冻土带的深层土壤的温度在稳步上升。说起来，环境破坏得最让人不安的图景恰好在北极和南极中间。在巴西的赤道地带，持续不断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天空滚过，无边无际的亚马逊雨林正受到威胁。人们烧掉成公顷的雨林，以便开辟快速牧场，为快速食品工业提供牛肉。1989 年，生物学家 T. 罗维厥依曾带我到那里访问。人们告诉我，在旱季放火的日期越提越早，如今每年砍掉的雨林比整个田纳西州所有的都要多。罗维厥依说，亚马逊雨林里每一平方英里里的鸟类种属比整个北美的鸟类种属加起来还要多。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灭绝成千上成种歌声，而我们今后再也听不到这些歌声了。

6500 万年前白垩纪结束时期，恐龙及其他无数物种灭绝。从那里直到上世纪末，物种灭绝的速率几乎没有改变。

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亚马逊是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几乎注意不到这些鸟类以及其它珍贵物种的消失。然而，我们漫不经心，只能自食苦果。这些物种就像谚语所说的金丝雀，无言中向矿工报警，只不过这一次的警报是： 比较起过去 6500 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现在

至少都要快上 1000 倍。

那些大动物、漂亮的动物，一旦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有时倒也会引起注意。我曾经访问过赤道上的另一个地方——东非。我在那里看到一只死掉的大象，偷猎者用锯子锯断象牙，而为了获得这值钱的象牙，他割开了大象的头，留下一幅阴森可怖的画面。显然，我们对象牙的纯粹审美方面的看法必须有所改变，因为生长象牙的大象正受到威胁。在我眼里，那晶润的洁白现在看上去已经变了，它仿佛是一份证据，表明曾有变态的精怪来访，从此， 象牙仿佛变成了一个美丽而冰凉的幻影，带来惊喜，也带来死亡。

在海洋下面，我们会碰到另一个幻影。我曾在加勒比海潜水，看到并触到一株死珊瑚的白骨，在珊瑚树的表层上，生活着一种微小的有机物，浑名 “租客”。这些微生物把珊瑚树打扮得色彩缤纷。它们不习惯变暖的海水，难以存活。失去了表层的微生物以后，珊瑚变得透明了，露出了自己石灰质的骨架。于是，地球各地的珊瑚树都忽然开始像经过了一道漂白。过去，这种现象几乎从来是偶然的暂时的，然而，多次发生以后，珊瑚树就无法复原了。最近几年以来，科学家发现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漂白现象，而越来越多的珊瑚树从此不再复生。它们虽然已经死掉，却更加明亮耀目，附身于此的，与附身在象牙那凄迷光彩之中的，也许是同一个精怪。然而，我们无须遍游世界就能目睹人类对地球的戕害。随便走到哪里差

不多都看得到一些景象，提示出环境所受的压力。每当参院开会，我和家人就住在弗基尼亚州的阿灵顿。有一次我开车出门，一只大山鸡晃晃悠悠走过街道。我紧踩刹车。这只山鸡扑扑飞过停在路旁的汽车，越过人行道，进了邻家的后院。它消失了，但这幅自然似乎错了位的景象却久久挥之不去。山鸡怎么会跑到我们的街区来散步？要知道，这里离开国会山仅数英里之遥。也许这片街区的环境，说来说去对野生动物并非那么不相容？要么，会不会有人拿它当作宠物来饲养，就像鼓肚的越南猪近来竟成为流行的宠物？我一

直迷惑不解，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我忽然想起来，三英里开外的河边上，原有几百英亩森林，这是我们整个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片森林，而开发商正在用推土机把它们削平。树木倒下，好腾出地方来浇水泥，盖楼房，建停车场，铺街道。同时，曾经生活在树林里的野物只好逃亡。鹿多数被汽车撞翻， 另一些生物逃脱得稍远一点儿，比如这只漂亮的大山鸡，竟一直逃到了邻家的后院。

在我明白这一点之前，我曾闪过这样的念头：美国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也许容得下野生动物存身，既然鸽子、松鼠、黄鼠狼、负鼠一一学会了在城市近郊安身，山鸡之类好生为之，说不定也有个机会。我想到这里，模模糊糊感到一点安慰。这一点实有讽刺意味。反过来，现在我带着孩子到动物园去看大象或犀牛，就会想到那只山鸡。它们像那只山鸡一样，既让人惊喜也让人悲哀。它们让我想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对野生动物怀有敌意的世界，这个世界喜爱水泥结构更甚于喜爱自然景色。我们在人工铺设的路面上和这些动物相遇，而它们正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灭绝。

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带，有些夜晚，天空自己也会呈现另一种幽灵，提示正在发展的生态失衡。如果日落后天空晴朗，如果大气污染还不曾完全遮蔽你所在地区的天空，你有时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云。暮色刚刚升起的时候， 高天深处有时会出现这种“夜光云”，在我们头顶熠熠闪烁透明的白色。这种云看上去很不自然。是不自然——夜光云越来越常见，是因为大气里的甲烷大量增加。（甲烷也叫沼气。垃圾场、煤矿、稻田都释放沼气。新砍伐的树林中成亿的白蚁，燃烧化石燃料，以及人类很多其它活动，也都产生沼气。） 过去，人们有时也能看到夜光云。现在不断增长的过剩沼气把水蒸气带到高层大气，在比过去高得多的大气层凝结起来，形成云气，在夜色已经笼罩大地的时候，这种夜光云还在高空久久反射太阳的光线。

我们该怎么感受夜空中的这些幽灵？单纯的惊奇？像在动物园里那样的混合感觉？也许我们应该为我们人类自己的力量瞠目结舌。为了掠取象牙， 人把那么多大象的头扯开，乃至于这个物种会濒临灭绝。用同一种力量，人把物质从它在大地上的位置扯开，数量如此之大，乃至于扰动了日夜的平衡。我们使全球变暖又加了一层威胁，因为在造成温室效应的各种气体中，甲烷是增长得最快的一种，现在总量位列第三，仅次于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已经改变了高层大气的化学结构。不过，即使我们不谈这种威胁也罢，但我们把这种云气送上天空，让它在入夜时幽灵般地熠熠闪耀，这就不使我们自己吃惊吗？也许我们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人类文明的强烈光线，再也看不出这是些什么样的天光云影了——这是大自然的明示：人类文明正和我们的地球猛烈冲突。

虽然我们有时还很难看清对环境的戕害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会有过某种亲身经验，提示出环境受到的破坏。也许是太多的夏日气温超过了华氏 100 度，也许是太阳晒焦我们皮肤的速度越来越快，也许是人们不得不持续争论应当怎样处理堆积成山的垃圾。然而，我们的反应很让我迷惑。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全力以赴来拯救我们的环境呢？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为什么同是令人吃惊的图景，有些会立刻激起行动，或至少让我们关注怎样有效地回应，而另一些却井非如此，反倒让我们瘫痪，或寻求一些比较好过的办法避开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在南极和北极这两极的旅行使得我往往从相反相成的

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在潜水艇里几次有机会从潜望镜看到北极冰山透明的底部，那景象颇让人有几分幽闭恐怖。有一次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曾有三条鲸鱼被困在波弗特海的冰山底下。四个大陆的电视台网络赶到那里，实况录播鲸鱼为获得空气而进行的痛苦搏斗。这些镜头使得全世界都激动起来，于是科学家们和救援者们很快蜂拥现场。人们实施了几个精心设计的方案，但是都失败了。这时，苏联派出了一艘巨型破冰船，破冰而来，救出了两条还没有断气的鲸鱼。当时，我和成百万的人们一道庆幸这两条鲸鱼得救。这时， 我在潜水艇里，另一个念头却浮了上来。很多科学家认为，人类每一天都使得 100 种物种灭绝。如果真是这样，那在我们救援这几条鲸鱼的这些日子里，

就有 2000 种动植物消失了——永远消失了，而谁都没有注意到。

与此相似，德克萨斯的小姑娘杰西卡·麦克卢尔掉到一口井里，成队的男人女人前来营救，数以百计的电视镜头和记者把她的痛苦遭遇和营救者的英勇事迹送到数亿人的家庭和心灵。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反应似乎也有点片面。就在杰西卡受苦的那三天里。有 10 万和她年龄相仿或更小的男孩女孩死于原可以预防的原因如饥谨和痢疾。造成这些死亡的不只是粮食歉收，而且也有政治上的失败。这些孩子在为求生而挣扎的时候，眼前没有一排排的电视机镜头，也没有一个焦虑的世界在聆听他们苦难深重的声音。世界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死掉了。为什么？

部分原因也许在于我们知道很难作出反应。如果要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所要求的努力和牺牲，看起来比我们所愿设想的更多，如果任何个人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仍于事无补，那么我们很容易会把刺激和道德责任分开来看待。而且，一旦看到任何回应都注定了失败，曾让我们一度考虑过作出回应的景象现在就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会让人痛苦。这时候，我们不再对这幅景象作出回应，而是对它所引起的痛苦作出回应了。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对世界的另一种基本联系又被分离开了：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感情分离了，我们的眼睛睁着，心却闭上了。我们视若无睹，听而罔闻。

环境破坏的可怕图景那么多，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才能清理出个头绪来。在一一考察这些可怕图景之前，也许可以把它们略作分类，同时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可以有个头绪，以便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回应。

军事上有一种分类法，按照冲突的广度把形形色色的冲突分成三类。一种是地方性战斗，一种是区域战役，一种是战略冲突。第三种冲突事关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须从全球范围来理解。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待环境威胁。大多数水污染、空气污染和非法垃圾堆放是地方性的。酸雨、地下水源的污染，大规模的石油溢漏，这些基本上是区域性的。这两类问题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同时出现，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却不具战略性质，因为全球环境的运行并未受到影响，人类文明并不因此濒临灭亡。

然而，另一类新的环境问题却影响到全球的生态系统，这些问题是战略性的。最近 40 年来大气中的氯增长了 60O％，这些氯气不只弥漫在那些生产氯氟烃的国家上空，而且遍布所有的国家，遍布南极、北极和太平洋，从地球表面一直延伸到最高的大气层。氯水平的增长影响到全球范围内大气层过滤紫外线的功能，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氯排放到空气里，来自太阳透过大气层到达地面的紫外线也会越来越多，直到形成对所有动植物生存的一种新的威

胁。

全球变暖也是一种战略性的威胁。二氧化碳以及其它能够吸收热量的分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大气中的浓度几乎增加了 25％。这就影响到地球调节大气中的热量的能力，构成了全球性的威胁。大气中不断增加的热量改变了风、雨、地面气温、洋流、海平面，从而严重威胁到地球上气候的平衡。气候的改变又进一步影响陆地上海洋里的动植物的分布，对人类社会的居住生活更有巨大的影响。

换言之，由于人类文明突然具备了影响全球环境而不仅仅是影响局部环境的能力，人类和地球的整个关系发生了转变。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一直对地球环境施加相当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即使在史前时代，人为了获得食物就曾有计划地大面积烧荒。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在城市的表面铺满水泥， 在乡村精心耕犁养护牧场、稻田和其它种类的耕地。这些活动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即使如此，直到最近，这类改变对于全球生态系统而言仍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这代人之前，的确可以有把握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能做什么，都不可能对地球环境造成什么持久的影响。但我们现在恰恰必须扔掉这种想法，才能从战略上重新思考我们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文明现在成了改变全球环境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不肯接受这一事实，总觉得难以想象我们对地球的影响的规模近乎于月亮对海潮的吸引，或风力对山丘的侵蚀。如果我们的确能够改变太阳和地球的关系这样基本的事情，我们就不得不承担起一种新的责任，更加明智更加小心地使用这种力量。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一直没注意到地球上的自然系统是那么脆弱。

本世纪目睹了两项急剧的变化，足以从物理实在方面重新定义人与地球的关系。一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每 10 年都增加出一个中国的人口。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突然加速，使得我们能以从前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来燃烧、砍伐、挖掘、移动、改变各种各样的物质，从而改变地球的面貌。

人口剧增既是人与地球的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一改变的明证。若从人类发展史上着眼，就更容易看到这一改变多么剧烈。从 20 万年前人类诞生一直到凯撒的年代，一共有过 2.5 亿人在大地上走过。1500 年后， 哥伦布扬帆去寻找新大陆的时候，地球上大概生活着 5 亿人。1776 年杰弗逊写下独立宣言的时候，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10 亿。到本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之

时，这个数字变成了 20 亿出头。

换句话说，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直到 1945 年，经过上万的世代，人口增加

到了 20 亿。而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就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世界人

口将从 20 亿增长到 90 亿。而这一增长此时已经过半。

和人口增长一样，科技革命也是在 18 世纪开始渐渐加速的。而且它也以

指数方式加速。在很多科学领域中，这一条已经成了定理：最后 10 年里的重大的新发现要比此前全部时间里的重大发现更多。虽说没有哪一项单个的新发现像原子弹改变了人与战争的关系那样强烈地改变了人与地球的关系，但这些新发现合在一起却无疑彻底改变了我们开发地球的能力。同时，就像不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一样，不加限制地使用我们今天开发地球的能力，后果也不堪设想。

我们和地球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转变，理解它将

会带来什么。环境破坏的种种惊人图景引起我们的警党的程度也许各不州同，但这些在世界各地都出现的图景却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来承认：它们都是同一个深层问题的症状，而这个深层问题比人类任何时候面临的问题都来得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物种灭绝， 森林毁坏——这一切有个共同的原因：人类文明与地球的自然平衡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识到我们伤害地球的能力的确可能具有全球规模，的确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已经成为造成地球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我们必须首先把自己看作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够理解人在这个系统中的新角色。我们从前习惯于把这个系统看成一个因果作用的简单系统。现在看来，首要问题不在于我们对环境起了什么作用，而在于我们和环境处在怎样一种关系之中。于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环境危机，我们首先都需要重新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包括每一文明内部的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 以及生态系统各种主要自然成分之间的关系。

对我们的思考形成这样巨大挑战的，从前只有一个例子：原子弹的发明。美苏两国把数以千计的战略核武器布置在世界各地。这一事实渐渐迫使我们痛苦地认识到：核武器所蕴藏的力量不仅永远改变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永远改变了人和战争本身的关系。两个具备核武装的国家之间突然爆发全面战争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两个国家同时整体毁灭。这一认识使我们变得比较清醒，引导我们从核战争的可能性重新审视美苏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早在 1946 年就有一位战略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核 导弹的战略轰炸“很可能会撕开长久以来一直掩盖在战争现实之上的一种幻觉，这一现实就是——战争不再是拼杀，它已变成了毁灭”。

然而，在核竞赛的早期阶段，超级大国各自以为自己的措施会对对方的想法产生简单而直接的影响。几十年里，每一次部署新武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感到恐惧。但每一次部署新武器都导致对方部署更多的武器。有一点渐渐变得明显了：核竞赛问题虽然由于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但它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核竞赛的基础是已经过时的战争观念。

这一方或那一方部署某种最新最尖端的武器，或某一方单方面决定核裁军，都不会最终解决核竞赛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倒在于取得新的理解，在于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武器技术的改变，包括防止不负责任的国家获取核技术。

人类文明而今对环境的威胁已具有战略性质，全球环境的改变而今也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战略性质的威胁。这两种威胁像核武器一样把一连串挑战和虚假的希望摆到我们面前。有人争辩说，某种尖端的新技术，也许是核动力， 也许是生物工程，到时候会解决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大大减少对技术的依赖才可能改善生活条件。这种看法至少是太简单化了。现实的解决办法最终要求重建文明和地球的关系，要求恢复两者之间的健康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导致近年以来那些剧烈变化的全部因素。改变我们同地球的关系，这当然需要某些新技术，但关键的转变所需要的却是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关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