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观承孝心爱心谱华章

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爱孝悌”观念，有史以来就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一传统发展到清代，依然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清代乾隆年间的名士方观承，千里探亲，居官爱民，被世人传为佳话。

方观承是南方人。他小时候，祖父方登峰曾经当过朝廷里的工部主事，父亲方式济也考取过进士，当过内阁的中书。

有一年，祖父的朋友戴名世写了一本书叫做《南山集》，被朝廷看成是有反叛思想的禁书，把方观承的祖父和父亲，也牵连进去了。方观承的祖父和父亲的官做不成了，家里的财产也被没收了，还被抓起来流放到黑龙江守卫边疆。

这时，方观承和他的哥哥年龄很小，罪犯家庭的子弟没人收留，一时间门庭冷落，亲友们都装作不认识他们哥儿俩，与他们断绝了来往。

幸好，父亲和祖父做官时和清凉山寺里的和尚是好朋友。和尚见兄弟俩可怜就收留了他们。每天，兄弟俩只能吃点施主给和尚们的饭过日子生活苦极了。方观承哥俩过着这样苦的日子，仍然惦记着在北国被流放保卫边疆的父亲和祖父。

一天，方观承与哥哥找到老和尚：“长老，我们想到北国去看望父亲和祖父，二老在那里受苦，我们放心不下！”

老和尚十分感动，他看到孩子们还小，就劝阻说：“路途遥远，我又无力给你们凑那么多路费，怎么去呢？”

方观承说：“我们都有两条腿，可以走着去！”

“那可远得很哪！”老和尚说，“还是等你们大点了再去吧！”

方观承说：“父亲和爷爷天天在北国受苦，我们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寺里的长老无法，只好给方观承弟兄俩凑了一点钱作为路费。弟兄俩辞别老和尚离开了清凉山上路了。

在途中，尽管方观承和哥哥省吃俭用，还是很快就把那点钱用光了。但是哥俩并未因此却步，而是艰难北行。饿了，就去敲沿途人家的大门，舍着脸跟住家要口饭吃。

本来，他俩是当官人家的子弟，跟人家要饭吃总是难以开口的。但是，肚子饿极了只好壮着胆子对人家讲了实情。若碰到好人家见他们可怜，又是去北方探亲，被他们这种孝顺长辈的精神所感动，就送给他们一些吃的。

有时，碰到凶狠的人家，不但不给吃的，还唆使恶狗咬人。兄弟俩只好互相保护着逃到村外。饿得两眼昏花时，只好在庄稼地里随便挖点东西充饥。

千里征程，哥俩儿走得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老茧。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北国军营，找到了在这里服役的祖父和父亲。亲人们相见，抱头痛哭。祖父和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孩子会来看望他们，内心得到极大的安慰。

以后，他们兄弟俩每年都到北国去探望亲人。在这个过程中，方观承虽然失去读书中举的机会，却能接触社会实际，不仅使他获得了书本上难以得到的知识，也为后来从政时体察民情举措奠定了思想基础。

方观承每次途经北京都要挥笔街头，卖字弥补路费。他写的字刚劲潇洒，求者蜂至，终为大清皇族平郡王福彭所赏识。

1732年，福彭出征准噶尔时招方观承为记室。第二年事平，方观承升为内阁中书。后又升军机处章京，再升吏部郎中。

1742年，方观承出任地方官，察勘浙江海塘及江南水道，取得了治理水利的经验。他熟悉地形，决策及时正确，前后上乾隆帝数十疏，凡被采纳者都行之有效。

从1749年起，方观承任直隶总督达20年之久，对境内农田水利进行综合治理，成效卓著。方观承将直隶主要河流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儿庄一段改支河为正河，扩大流量，将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顺新河道流出。

又将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大名，分两支：一支出城北；一支入河间，并在河口筑堤，断水南流，以减轻洪水对东南低洼地区的压力。又疏浚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在大规模水利兴修中，方观承实行“以工代赈”，发动32州县总体出动，要求达到“沥水有归，农田杜患”。

方观承十分重视棉花生产，认为种棉“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种棉纺织，才能使“衣被周乎天下”。

他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植棉经验，绘成《棉花图》16幅，每幅附解说，系统地说明了从植棉到成布的全过程，同时列出每道生产程序中的工艺经验，进呈乾隆皇帝，乾隆御笔题诗16首，倍加赞许。

方观承为政一方，造福一方，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也受到了朝廷的褒扬。而方观承和哥哥千里探亲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

方观承这种把孝心献给长辈，把爱心送给百姓的好事，写就了一首人间完美温馨的爱的乐章，奏出了中华民族仁爱孝悌的强音。

[旁注]

名士　“名士”一词，源于古代魏晋时期。魏晋多名士，他们的特点是多隐居，峨冠博带，说怪话但博学多才，形貌潇洒，偶尔也有放浪形骸的。

福彭　（1708年～？），努尔哈赤第八世孙，曹寅长女曹佳氏的长子。他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幼年受康熙帝的恩养，长受雍正帝拔擢、乾隆帝重用，在有清代史上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福彭及其父纳尔苏的宦海浮沉对曹家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

乾隆　（1711年～1799年），清代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他文治武功兼修，在发展清代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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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化县新志》记载，方观承曾于1755年随清代朝廷官员前往西北巡边，路经宣化府时写下了“柳川书院”大字匾额，并拟定了《柳川书院碑记》的文稿。

《柳川书院碑记》与其说是碑文，不如视为阐述古代教育思想的教育论文。文章写得深刻生动，阐述含蕴丰富的教育、教学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不无参考意义。同时，文中所写的内容，对我们了解宣化柳川书院的兴建历史及其后宣化府中学堂的早期校舍概况，均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