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然成风——世道感化

唐宋时期，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当时的儒者继续坚持儒家思想，进一步提倡仁爱孝悌，倡导社会风气，从而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理想和赤诚的仁爱精神。

与此同时，朝廷的教化措施，使得朝廷官员乃至百姓孝悌日新，既为被朝廷所大力表彰，也被着意广泛播扬。

唐宋两代涌现出的孝悌楷模，将古代儒家孝悌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不仅丰富了儒家孝悌思想的内涵，也在历史长河中树立了标榜后世的丰碑。

唐宋时期的仁爱孝悌

唐宋之际，经过长期的多政权并立和民族杂糅后，中原民族的“纲常”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唐宋时期儒者坚持理想，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和赤诚的仁爱孝悌精神。同时，官方不断强化社会教化措施，直接导致了孝悌行为不同以往，从而展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韩愈是唐代的大文学家，他在潮州做刺史时，听说韩江里的鳄鱼吃掉过江百姓的事情，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3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3天不走就5天走，5天不走就7天走。7天不走，便要严处！”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江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韩愈本来连佛都不信，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是他为政措施中“仁爱”思想的体现。

一直以来，韩愈都在大力维护儒家伦理思想的正宗地位，赋予儒家“仁爱”思想以新的含义，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韩愈在《原道》中从“博爱”的角度重新阐述了秦汉时期以来儒家的“仁爱”思想，认为儒墨有相通之处。“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这种将儒家的“仁爱”思想扩展为对夷狄禽兽之爱的新解释。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博爱是韩愈用来解释儒家的仁爱的，他说“博爱之谓仁”。这个说法在宋代以后产生极大影响，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阐释。

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也致力于弘扬儒家仁爱思想。他认为人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来自同一个本源，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

仁爱是儒家有独特含义的爱，仁是指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而然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因为基于血缘，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张载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扩大，逐步阐发仁爱，将心比心，推及于人。

孔子和孟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是指东南西北四方的异民族，把他们当做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一样来对待，就是把仁的思想向外推。张载把这样的思想进一步推广，不仅推之于人，也要推之于万物。把万物都纳入到仁这样一个具有血缘关系中来。这是张载看待事物的方式。

经过唐宋时期韩愈、张载等人的努力，传统儒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官方也在不断强化社会教化措施，促使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由官方旌表孝悌而引起的官民孝悌行为，成为唐宋两代儒家“仁爱”思想发展的一个新气象。

旌表孝悌一直是封建社会德行教化的重要方面，但唐宋时期对孝悌的认识却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认为孝悌是个人得以区别于禽兽，得以“立身扬名”的重要因素。

唐代的博陵有一个崔姓的节度使，他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纪很大，嘴里的牙齿已经完全脱落了。崔大人的祖母唐夫人，每天先梳好头、洗好了手，就到堂前拜见婆婆，再上堂来给婆婆吃着自己的奶。所以长孙夫人虽然没有牙齿，吃饭困难，但还是很康健。

有一天，长孙夫人忽然生起病来，全家老少都到她房里去探望她。她对大家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报答媳妇的恩情，但愿子孙的媳妇，个个像我媳妇那样孝敬，我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崔家极重孝道，后来，博陵这地方姓崔的人做尚书、做州郡官的，就多达好几十位。论起天下做官的人家来，总要推崔家是首屈一指。

唐代朝廷的旌表赏赐行为在民间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孝悌行为还只是民众的个人行为，仍然没有被纳入礼法教化的社会行为之中。与之不同的是，在宋代更多则是民众被感化的事例。

宋人的认识则超出了唐人认知的局限，清醒地认识到旌表孝悌，实现由孝而忠的政治功效的重要意义。

对旌表孝悌的主观认识的发展引起了其教化措施的变化，对唐宋社会的孝悌行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反映在民间的孝悌行为上，则表现为孝悌行为中礼法教化色彩的日渐浓郁。

宋代的刘月娥7岁时就被后母暗地卖到金尚书的家中。后母骗刘月娥的父亲说：“我们的女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父亲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哭得双眼都瞎了。

过了几年，刘月娥的父亲恰巧在一个金家里碰见女儿，父女两个人抱着痛哭一场。于是刘月娥便辞别主人，跟着父亲回家。

父亲要把后母赶出去，刘月娥说：“如果母亲不这么做，我便不能跨进富贵人家的家中，这样说来，她已经对我有大恩德了，又何必怨恨呢？况且我一回来，母亲就走了，我怎么会安心呢？”

父亲听刘月娥这么说，只好作罢。

后来，父亲年纪老了，没有儿子，家境又更加穷困。父亲逝世后，刘月娥侍奉后母非常孝顺。后母不能行动，刘月娥背着她行走。等到后母去世后，刘月娥才又到富人的家里做工。

刘月娥为人帮佣时，谆谆勉励女仆们要尽责和勤劳，如果对方不采纳或加以辱骂，她便立刻道谢而且不再计较。遇到辛劳烦苦的事情，她总是以身作则。

别人送她钱财、剪刀或衣服，她必一再推辞，不得已才接受。纵使一小块布料或木材，她都不敢随便丢弃。对于年幼的女仆，她常为她们梳头、化妆或缝纫，并且把她们当做自己亲生的女儿那样看待。她的德行被当时的人们所称赞。

民众为孝悌事迹感而化之，不仅在于孝悌行为的感人，更在于宋代朝廷的旌表已经在社会中发生了作用。以礼法为基础的社会舆论导向，已经在宋代社会中建立起来，并开始在影响个人的社会行为方面产生功效。

唐宋两代的孝悌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孝亲行为，还表现在大家族中家庭关系的维系状态，并且出现了法制规定向礼制教化让步的一种趋势。

在唐代，大家族的家庭关系是以“敦睦”、“友爱”为其表象的。即使在大家庭日渐瓦解的时候，维系其艰难存在的纽带依然是那割舍不断的亲情，尽管这种亲情的维系作用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日渐削弱。

当亲情无法继续维系大家庭的存在的时候，就需要为得以继续存在的大家族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人员的行为重新订立规范，而家法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严格尊卑等级的家法束缚下，“肃”开始成为宋代大家族内部的主要特征。宋代大家族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受外在影响的有意识行为。

宋代曾发生了这样的事例：樊景温、荣恕旻兄弟分居多年。后来樊景温家的樗树五枝并为一，荣恕旻家的榆树两本自合，兄弟两人感其异状就商议聚居一起，乡亲们无不称赞其和睦。

樊景温、荣恕旻两家族分居多年，依然要恢复同居状态，其主要原因既在于以官方旌表为表象的礼法外在影响，也在于他们期望获得朝廷的认可与赞许。由此观之，这些有感于自然祥瑞的举动，并非完全缘于亲情，而是官方的礼法导向以及以社会伦理舆论的影响的结果。

宋代社会中还形成了制订家礼的风尚出现了为众推崇的家礼模式与版本。这种家庭关系的出现，对我国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的深刻影响，是简单的教化问题所无法包纳的。但仅就孝悌观念而言，由这种礼法关系所引起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唐宋儒者丰富了儒家“仁爱”内涵，在新的“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官方的旌表与提倡，引起了孝悌行为的变化。这在当时不仅促动了孝悌感化行为的不断出现，也对古代后期的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心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旁注]

韩愈　（768年～824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与著名文人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张载　（1020年～1077年）。北宋时期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其庙庭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庙。

旌表　古代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自秦汉时期以来，历代王朝对所谓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推崇，往往由地方官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以匾额，或由官府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秦始皇为巴寡妇清筑女清怀清台，可为旌表之始。

尚书　秦代及汉代初期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汉武帝时，选拔尚书、中书、侍中组成中朝或称“内朝”，成为实际上的朝廷决策机关，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选拔。隋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

樗树　又名“椿树”、“木砻树”，因叶基部腺点发散臭味而得名。属于苦木科，是一种落叶树。它原产于东北部、中部和台湾。生长在气候温和的地带。这种树木生长迅速，可以在25年内达到15米的高度。此物种寿命较短，极少生存超过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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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注重兄弟情谊，曾将大哥的遗孤韩湘接到身边教导他读书，但韩湘对读书进士不感兴趣，却对访仙修道执迷，韩愈对此非常痛心。

有一次，韩愈在寻找外出访仙的韩湘时，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希望侄子能有觉悟。

韩湘回家见诗后，也写诗来言志。韩愈不相信侄子的本事，韩湘就撮土一盆，随即说道：“花已。”拿开盆只见碧花两朵。韩愈对侄子的本领大为惊异，只好听任韩湘离开自己，云游天下去了。据说后来韩湘位列八仙，就是韩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