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的生活

那时的西南联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教室是一排排东倒西歪、低矮破旧的小平房。房顶是铁皮做的，地面是用土填的，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窗户没有玻璃，只好用纸糊上。

到了夏天，铁皮顶棚被火辣辣的太阳一烤，室内的气温比外面还高，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在冬天，寒风从窗缝、门缝里吹进来，把课本纸张吹得哗哗作响，教室里又成了冰窖。

最令同学们难以忍受的是下雨天，一阵大雨过后，室外已是阳光灿烂，室内却“叮当”之声不断，地面变得一片泥泞。同学们风趣地把这种教室称做“冬凉夏暖”。

宿舍是一个个大房间，每个房间有20张双层床，40个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

生活方面更是艰苦，不仅蔬菜供应不上，连主食也吃不饱，学生们一个个面黄肌瘦。

开饭的时间到了，大家蜂拥着走进食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一部分同学第一碗盛的饭很少，杨振宁一开始觉得奇怪，尤其是第一次，等他拿着碗想要盛第二碗饭的时候，锅里面已经干干净净了，不由惊讶的看着旁边吃饭的同学。后来才明白这些同学是为了争取时间，赶快吃完第一碗好去盛第二碗，动作慢了就要饿肚子。

杨振宁回忆道：“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至1942年我念了四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当时肩负英中文化交流使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考察了我国西南、西北、东南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他对那时的情景，特别是昆明的困况作了这样真实的记述：

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困难，实不易描写，学生的宿舍，甚为拥挤，极易感染疾病，如肺病等。由于无适当洗涤之设备，如沙眼之类传染病也很普遍。守正轨的科学家，将其以前的与今日的生活相比，悬殊甚大。

许多很有科学成就的男女们都住在东倒西歪的不易弄得很清洁的老式房屋中，他们的待遇又增加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已增加了103倍，我只能把这种生活与住在阿盖尔海岸居民所过之生活相比。他们以前一年工作之收入为1000镑和一层楼房；而现时一年之收入，尚不及70镑。常常有人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温饱。

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愿意过这种生活，而不愿在侵略者统治下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

在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教学设备也非常简陋。实验室的设备少得可怜，比较贵重的仪器每次用完，都要放到一个很大的空油桶里，再放到地下的防空洞内，为的是躲避敌机的轰炸。

图书馆的藏书也很少，学校订的各种杂志往往需要一两年以后才能收到。学生使用的作业本都是用很粗糙的纸订成的，厚薄不匀，一写一个洞。

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难住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认真地工作着，学习着。

杨振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学生活。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教职工在昆明还能手有余钱。但随着物价的上涨，教职工的生活也一天天拮据起来。

物资剧烈上涨而薪金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薪金的实在价值却是一直下降。

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耗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

而一般的教职员，则更是入不敷出，常喝稀饭无粮，常卖家具典书，负债度日者甚多。不少教授为让全家能有粗茶淡饭果腹，只好到处兼课。

在艰难的生活中，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教授夫人们各显其能，拿出看家本领来养家糊口。

闻一多教授除在昆华中学兼任教员，以便每月可得些米外，还要挂起招牌，为他人刻图章维持生计，以至于他自己都说“三分之二收人，端赖此道”。

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夫人，在小学校门口支起油锅卖麻花，既经风吹雨打、又受烟熏火燎，还获利甚微。

朱自清教授既没有大衣，又没有钱缝制棉袍，在1942年冬天为了御寒，就买了件赶马人披的那种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垫上。

朱自清从1941年起就两三年无钱回家看望妻儿，直到1944年暑假，才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咬咬牙卖掉了珍藏多年的碑帖，筹集了一笔路费，得以回成都与家人团聚。

刘仙洲教授每月额外有200元津贴，而一年的津贴积攒下来也只够买一支毛笔。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通风透气。

193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教的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只好将自己的衣服以及书籍典当。

留德归国的气象学教授、元代书画名家赵孟頫之后赵九章，被迫含泪卖掉了一轴赵孟頫真迹传家宝。

杨武之一家的生活也过得十分艰难。杨家到昆后，杨振宁的弟妹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三人实际上已经失学了。

杨武之担心在这种坏境中孩子们学业荒废太长，就自己担任家庭教师，一有空闲，就教孩子们念书。

杨振玉在《父亲、大哥和我们》一文中回忆说：

父亲总是抽出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从我们六七岁开始，父亲在家里设下一块小黑板，进行家庭教学。

他在黑板上教过我们语文、算术。随着我们学历的增长又教过我们英语、诗、词、三角代数、几何、微积分等。他还教我们念古文观止、讲历史名人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第二天，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杨武之一家随搬到乡下的潮流，从文化巷搬到了昆明西北方向，距城四五公里的大塘子村，住在一位姓朱的农村人家里。

大塘子村在黑林铺与普吉之间，因村东南有一个大水塘而得名。村内有道路与滇缅公路相连。

杨武之一家所住的房屋为两层楼房，二楼住人、一楼养猪。算学系华罗庚先生家就住在杨家旁边。住了一个月，日本飞机没有来轰炸，大家又纷纷搬回了城里。

1940年9月30日，空中又传来了一阵轰鸣声，接着刺耳的警报声响了。

突然有人大声的叫着：“快跑啊！敌机来袭击昆明了！”

联大的师生停止了工作和学习，蜂拥而出，到野外或防空洞去躲避。杨振宁的全家也及时地躲到了防空洞里。

敌机飞走了，人们陆续回到学校。杨振宁全家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大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租赁的房屋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少得可怜的家当几乎化为灰烬。

1940年秋，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杨武之一家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一样，搬到了昆明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

杨武之一家租借的是西北郊龙院村的两间破屋子。

当时，租住在这里的还有梅贻琦、吴有训、赵忠尧、余瑞璜、任之恭、赵访熊、赵九章等联大教授。

龙院村隶属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嵩阳镇，地处嵩阳镇东北边，距嵩阳镇政府所在地十公里，到嵩阳镇道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县城十公里。

龙院村曾名梨园村、灵源村。在昆明西北，距西南联大约九公里。因村西山麓多处出水而得名。

龙院村距熊秉明家住的海源寺只有一公里。待安顿好后，杨振宁想将搬到龙院村住的消息告诉熊秉明，便来到海源寺找到了熊秉明，告诉他杨家全家人都很好，请熊庆来一家放心。

龙院村已差不多是穷乡僻壤，只有几户地主家有电灯照明，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龙院村都没有，没有铁路、公路，没有煤气、自来水，没有电话、邮局，没有水泥，极少物品是用钢、铝做的。

白天，可以看见蛇在屋梁上爬行，夜深时还能听到阵阵狼嚎。

这里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靠杨武之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当时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天，一位教授在街上走，后面跟了一个要饭的，一直跟了一条街，教授身上实在没有钱，不得不转回头说：“我是教授！”

要饭的一听便走开了，因为连乞丐也知道，教授们的身上是没有钱的。

从联大到龙院村，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杨武之只能每周回来一次。

遭到轰炸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在原来住的地方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皱皱巴巴但仍可使用的书来，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杨振宁在艰苦的岁月刻苦学习，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更要珍惜美好时光，为攀登新的科学高峰而奋斗。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

在西南联大才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四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都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上也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每逢下雨，满是泥泞。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而且很不安全，常有日本飞机前来轰炸。

1940年9月30日，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儿家当全部毁为灰烬。万幸的是，全家人都躲在了防空洞里，免于灾难。

几天之后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了基本压歪了的仍可用的书本，欣喜若狂。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在那种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

在当时，昆明经常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闻一多、冯至两家也未能幸免。

闻、冯两家躲进防空洞后，一枚炸弹落在了他们住房的后花园，幸亏炸弹落地后成了“哑弹”。

等找来警察一看，说可能是定时炸弹。这枚没有爆炸的炸弹，惹得闻、冯两家有家不敢回，提心吊胆地度了一个不眠之夜。

后来，闻家迁到了昆明西郊陈家营，冯家迁到了金殿后山林场内的茅草屋中住下。

1941年，住黄土坡的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到旁边的同系教师闵嗣鹤家的防空洞去谈问题时，遭敌机轰炸，被埋在了洞里。

大家花了二三个小时，才将耳朵被震出了血的华罗庚等人刨了出来。随后，死里逃生的华罗庚一家搬到了西郊离城更远的一个村子居住。

该村与杨武之教授所住的龙院村仅一路之隔，两家来往十分方便。就在华罗庚教授家搬来不久，杨振宁一家又一次遭到敌机轰炸。

炸弹落在杨家所住的天井里，房屋被炸塌。幸好此时杨振宁一家外出躲警报，才躲过一劫。

当时除杨振宁外，几个弟妹都很小，最大的才有12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可是龙院村没有学校可上，父亲心中十分着急。

后来，他就常从联大图书馆借画报和其它书籍回来给孩子们看，如《伦敦新闻画报》《世界数学名人传》等，还经常给孩子们介绍自己在美国读书的经历，鼓励孩子们要好好读书。

更有趣的是，在龙院村，杨振宁还同熊秉明合作放映“土电影”。杨振宁在旧饼干筒上装了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制成“放映机”。熊秉明在玻璃片上画上一些神话人物或日本鬼子之类，制成连环画。

晚上俩人用自制的“放映机”或打个手电筒，把“连环画”从放大镜前依次抽过，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慢慢通过时，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或制成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龙院村里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弟弟妹妹们放“小电影”。

对于这些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来说，看这样的土电影就是最大的享受。

在放电影的过程中，杨振宁既要当放映员，还要当配音演员和节目主持人，唯妙唯肖地模仿片中人物的对白，给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幻灯片上的故事。

杨振宁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下军棋、国际象棋、跳棋和日本“将棋”，喜欢玩桥牌。

此外，杨振宁还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还是在家里做功课，总会大声地唱歌。弟弟妹妹们听他唱得多了，也全学会了。

1943年5月，杨武之一家才迁回到城里来，住进了文化巷27号一排三间的厢房。

这时，杨振平进入联大附中二年级，杨振汉进入附中一年级，杨振玉进入联大附小五年级，杨振复进入联大附小一年级。

罗孟华用蓝布为四个孩子每人缝了一个书包，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上学去了。

杨武之一人的薪金，要供全家生活及孩子上学之用，实在是捉襟见肘。身临窘境的杨家，早在1941年3月，就成了联大教职员空袭受损救济补助的首名对象，得到600元的救济。

1944年，为了能够增加收人，杨武之到联大附中兼课，教六年级数学，并常应邀到联大附中演讲，讲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学生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鼓励他们学好科学文化，战后为复兴祖国而努力。

到抗战结束前，杨振宁一家已经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但还是平安地度过了抗战时期。而能过到这一步，除头发斑白的杨武之苦苦支撑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振宁有一个勤劳节俭、日夜操劳的母亲。

杨振汉在《家、家教、教育》一文中回忆说：

母亲日夜操劳，从无节假日，开门七件事加上买菜、烧饭、洗碗全亲自动手。抗战八年我们兄妹几人几乎很少买衣服、买鞋袜，这些都是母亲自己动手缝制或改制。

母亲的勤劳、节俭、朴实，以及她那坚韧顽强的精神一直也支持着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虽然全家人个个清瘦，但每个人也总算是健康安全。

杨振汉《家、家教、教育》一文中还记述：

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几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