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岁月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生最需要的是学习，人生最愉快的是工作，人生最重要的是友谊。

颠沛流离的生活

崇德中学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33号，举世闻名的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千米。是一家教会中学，由圣公会开办，解放后改为三十一中，那时有学生三百多人。

崇德中学始建于1911年，是北京市建校最早的完全中学之一。这是一所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中学。

杨振宁在校内寄宿，每个星期的星期日乘坐清华校车到西单，下车走到学校。到星期六13时左右，又到东单乘清华校车回家。这样往返四年，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

初到崇德中学，杨振宁对这里一切都有点不习惯。因为清华园内的孩子都是教员子弟，家里都管的比较严格，不会说脏话、粗话。可是到了崇德中学，有些同学一开口就是粗话或是带脏字，让杨振宁很不习惯。

那时杨振宁才11岁，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未开始发育，人长得瘦瘦小小。

当时崇德中学非常重视英语的教学，杨振宁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他的国文和理科成绩也很优异。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对杨振宁有比较大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本杂志《中学生》，每月厚厚一本，每期大约有一百多页。从文学、历史、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一些文章，杨振宁每期必看。

上面最吸引杨振宁的，是由一位名叫刘尊宇的作者写的数学文章，文章写得深人浅出，非常有趣味。此外，还有不少翻译的西方科普小说，如《昆虫的故事》《神秘的宇宙》等，都令振宁觉得十分有趣，得益很大，包括了解到如排列等数学概念。

在《中学生》上面，杨振宁还开始接触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当时还仅是一个初中生的杨振宁来说，不可能懂得这些深奥的内容，但是已经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若干年后他终于走上了以物理为终生事业的道路，这一个阶段的接触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其中有一篇介绍排列与组合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7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他提起了这篇文章，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排列与组合的概念。

至于文学方面，振宁在高小时期已经看了大量的章回演义小说。如《水讲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以至《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

到了初中，又看了一些大部头作品，包括《红楼梦》。但当时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觉得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婆婆妈妈的，有什么好看？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在美国再读《红楼梦》，才懂得这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另外，杨振宁对图书馆的一些科普书也很感兴趣。这些科普书都是国外一些物理学家写的，国内有人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杨振宁把这些科普书的中译本从图书馆借出来，认真地阅读。尽管有些内容他不能完全理解，但给了他很多的“营养”，对他很有帮助。

杨振宁对书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进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他以后学物理都有一定的帮助。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杨振宁对校内情况已开始适应，各科成绩都不差，初一上学期在全班30人中考了个第六，班上那些闹事的同学也对他开始改变态度。这样，前后整整半年，杨振宁初到崇德时的那种压迫感才告完全消失。

那时，崇德中学的课程是相当繁重的，初一就有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和手工等科目。到了初二，数学科在代数之外又加上了几何。

读书对于振宁来讲是毫不费劲的，他聪敏、好学，兴趣广泛，不仅数、理、化课程成绩优异，国语和英语也都读得很出色。

1934年，杨振宁的好朋友熊秉明自法国回来了，这不由令杨振宁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清华大学有教师每隔四年可以休假一年到外国进修的规定，熊庆来教授在1932年休假，携带家眷去了法国，直到1934年才返回清华。

返国后的熊秉明，进了燕京大学附中，离西院不远，一对好朋友仍可以经常在一起。

有一次，两人想到要办一份杂志，杂志取名为《赤子之心》，是熊秉明手写的，找了一些同学投稿。但出了三期之后，无以为继。若干年后，两人都想找这本《赤子之心》，但都找不到了。

这一年，杨振宁升上初二。这时，他在班中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数学科成绩十分突出，可以帮同学做习题。而且，晚上在大量的自修时间里，他还常常替高年级的学生做代数、几何习题。这一来，他在同学中的地位也就大大地提高了。

杨振宁在崇德中学读书期间，父亲曾于1934年秋休假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这段时间，杨振宁便每周替母亲写信寄往柏林，报告家中的一切情形。

在信中有时还与父亲讨论代数或几何题目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心得和体会。这样，杨武之在异国他乡也能知晓妻子和孩子们的境况，更为杨振宁的聪明智慧，以及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感到欣慰高兴。

对于儿子的聪慧过人，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明显突出的学习能力，杨武之当然早已察觉、了然于胸。

这时，如果杨武之刻意在数学方面提早把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教给儿子，杨振宁也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杨武之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想拔苗助长。他深深明白，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比当什么天才儿童更重要。

杨武之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全面、稳固的基础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打好底子，以后要学什么、专攻什么，也是事半功倍和不会走弯路的。

所以，当所有人都劝他早早让儿子多念一些数学的时候，杨武之却反其道而行，在杨振宁初中一、初中二那两年的暑假，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得意弟子，他是专门来教杨振宁读《孟子》的。

于是，每天下午丁则良都到杨振宁家里，站在自制的小黑板前面，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课本，为杨振宁讲着课。

而坐在眼前不远处的杨振宁也是一手拿着课本，便聚精会神的听着，边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着。

一直以来，杨武之没有刻意去向儿子灌输一些数学方面的高深知识，而是让儿子学习诗、歌、词、赋，学习历史和古文等，这些在以后很难学到的东西。正如杨振宁后来回忆时所讲：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

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很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孟子》是中国科举制度要求考生必背的内容。已过古稀之年的杨振宁回忆道：“《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经过两个暑期的学习，杨振宁在初中阶段已可以背诵全部《孟子》，并在中国历史、包括学校课本没有教的上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知识。

杨振宁本人后来一再指出，这个阶段的学习确实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书架上有很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哈代和E？莱特的《数论》中一些定理以及斯派塞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空间群的图。因为当时杨振宁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

为此，杨振宁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也给杨振宁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通过这些方式，杨振宁掌握了数学中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正是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支配他后来科学研究的风格和品味。

杨振宁在物理学方向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聆听他的演讲，阅读他的科学随笔，就会发现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才华大部是在清华园这个独特的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所得。

杨振宁与父亲杨武之的亲近，能够学到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父亲教他唱歌、吟诗作对。其中有一首歌《中国男儿》，杨振宁最喜欢，也是他父亲一生最喜欢的。也是他儿时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其中唱道：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撑天空。

长江黄河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1993年，杨振宁在纪念邓稼先的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中，介绍过这首歌。杨振宁对祖国的深切关怀、对同胞的骨肉之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在他幼年时的这种刻意培养。

杨振平在一篇回忆他的父亲杨武之和大哥杨振宁的文章中，提到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说：“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可见，杨振宁的爱好和兴趣，很大部分都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后，杨振宁经常到清华园去，他所住的招待所离成志学校很近。1999年的一天，杨振宁深情地说：“清华园是我儿时长大的地方。今天早晨起来，我从招待所的窗户看去，就是我念小学的学校。”并且幽默地说：“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人生走了一个圈。”

如今的清华园已不是儿时的清华园了，但杨振宁依旧是记忆犹新，他曾在《父亲和我》文章中写道：

我读书的小学是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情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从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和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在崇德中学时期，除了读书外，杨振宁也喜欢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体育如球类、溜冰、游泳也都玩得不错。

※劳逸结合的学习方法，把杨振宁造就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我们也应该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这样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杨振宁念初中二那年，崇德又来了一位清华子弟，是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先生的大儿子朱迈先，那时朱自清的元配已去世，另娶了续弦夫人。朱迈先比同班同学大好几岁，人长得很高大，但非常聪明，写得一手好文章。

不久，朱迈先在同学中找了十来个人，包括杨振宁，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大家经常在一起看书、讨论，看的书有科普读物，慢慢也看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朱迈先的成熟和见识令他在同学中平添了一份吸引力和神秘感。

直到多年以后，杨振宁才了解到，当时，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几乎在每一所中学、大学都有类似读书会的活动，而且影响很大。

那时的朱迈先，很可能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后来，杨振宁果然听说朱迈先离开家里，参加“八路军”去了。

20世纪70年代回国之初，杨振宁曾多方打听朱迈先的下落，但得到的消息却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原来，朱迈先曾当过师政委，某次被国民党抓住，被关禁期间叛降，后来被处决了。这件事发生时，朱自清仍健在。

初中三年时，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全市初中生演讲比赛，题目是《中学生的责任》，稿子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写的，结果得了第二名，拿到一面银盾。

进人高中以后，杨振宁买一些化学实验用的仪器和试剂，在家中做变色实验给他的弟妹们看。他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多次在演讲比赛中获奖，而他的演讲稿是自己准备的。

杨振宁在崇德中学上学时期，北平并不安宁。

1931年，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东北三省，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5年，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回东北去，收复我国的失土！”

悲壮的歌声，激烈的口号声在北平的上空回荡。祖国在沦丧！民众在流血！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给少年杨振宁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1935年12月9日，北平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大游行，向当局示威，遭到了大批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

12月10日，崇德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全市学生的总罢课。12月16日，全市一万多学生和市民再次走上街头，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东三省被占领后，整个华北平原也再难保持宁静。1933年初，日军多次进犯北平古北口，清华园里也不时风声鹤唳。

一天夜里，振宁在睡梦中被母亲唤醒原来杨武之夫妇听到了一阵枪声，声音十分接近，好像有日本军队进了校园，于是连忙把孩子唤醒。杨振宁和弟妹赶紧穿上棉衣，躲到母亲床上，屏息静气，不敢吭声。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杨振宁和弟妹才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这事之后，为了安全，杨武之决定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3岁的杨振平和1岁的杨振汉送回安徽合肥居住，留下振宁和自己在清华。

但过了几个月，看见暂时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杨武之又和振宁去合肥，把妻子和杨振平、杨振汉接回北平，一家人又再生活在一起。

这一次的重访合肥，令振宁感到周围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离开合肥前，杨家虽还算得上是中等人家，但实际上除了一所旧房子外，已没有什么收人，用钱要十分节省一而这几年，杨武之在北平当了大学教授，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人，都比离开合肥前提升了好几倍，在亲友邻里眼中成了上等人，境况已大不一样了。

从1937年6月起，北平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消息，覆盖了北平报纸的版面，成了北平老百姓家家户户的议论中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局势更加紧张了起来。

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放了暑假，崇德中学与全市的各所中学一样也结束了学业，杨振宁回到了父母身旁。

杨武之于是带领全家人，乘坐火车一路经天津到南京，再换乘轮船到芜湖，又换乘汽车回到了合肥。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家中收入比较丰厚，且那时物价也比较平稳，再加上夫人持家勤俭，所以略有积蓄。

在1936年，杨克歧受兄长之托，在合肥北油坊巷内代买了一幢住宅。杨武之带领全家回到故乡时就住在这里。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庐州中学，即原安徽省立六中继续高中二年级的学业。

开学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开始对合肥频繁进行轰炸，庐州中学迁到了巢湖西岸的小镇三河镇，杨振宁的家也由合肥迁到了三河镇。未过多久，战争形势又紧急起来，庐州中学不得个停办了。

1992年6月18日，杨振宁曾回到母校访问、题词，并看望了当年的外语教师王道平先生。

后来杨振宁在题词中写道：“1937年秋我曾在当时的庐州中学读过书，半个多世纪以后有机会参观母校，倍感兴奋。合肥一中我知道是很好的学校。敬贺此后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消息传到三河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不久日本飞机又频繁地轰炸合肥，大批灾民流过三河镇，向西而去。尤使罗孟华焦虑不安的是，他的丈夫杨武之已于数月前独身去了长沙，在临时大学任教。

杨武之将一家托付给弟弟杨克歧后，便只身一人来到了湖南长沙。由于华北已是战火连天，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到了长沙，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

当时，校址设在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的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的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的费用。

当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常务委员三人至五人，由教育部筹备委员中指定人选。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并有主席指定常委主持各事项的执行。

当时，由于长沙城内房子不够，于是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

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时大学师生艰苦卓绝，仍固守岗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于1938年2月决定迁往昆明。

杨武之在长沙时，既忧心国难当头，同胞们还不能团结救亡，又忧心家眷和亲友在合肥，恐遭不测，故日夜思念。

后来，杨武之的学生朱德祥先生回忆说：

老师在长沙，多次同我们讨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侵略成性，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国势不强，人民受教育水平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吃大亏。

老师还担心师母带着五个幼小弟妹留在合肥，师母又是缠足，若有闪失，老师必将抱恨终生，老师日夜思念，几星期后，前额头发就一片斑白了。

我们都劝老师请假赶快回合肥，将家眷接来长沙。老师考虑临时大学刚成立，教学研究工作紧张，一直不肯请假，拖到放寒假时才走。

1938年1月，杨武之终于回到了安徽，他是从汉口赶回来的。当时临时大学已决定迁往昆明，杨武之在与三河镇毗邻的桃溪镇会着了妻儿。

他是专程来接他们一起去昆明的。此行十分辛苦。他们从桃溪镇出发，经六安、宿松和湖北省的黄梅，到了武穴，再搭上长江轮船，前往汉口。

这时的汉口，成了东北、北平、天津等地以及上海、南京等地难民的集散地。时值隆冬，难民所里人满为患，街头流浪、行乞的人遍地皆是。这悲惨景象给杨振宁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看到汉口的景象，全家人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又开始了长途奔波。他们先乘火车到广州，又到香港，再坐船到越南，沿红河北上，越过老街到了中国云南的河口，乘火车，最后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

全家人的这一次远行，横跨中国六个省，穿越国界，全程约五千公里。全家人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历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

当时暂居长沙的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师生入滇时分为两路。

女学生和家眷走海路，取道广州、香港，经过越南入滇。杨振宁一家正是按这一路的安排入滇的。

另一路走陆路，有三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取道贵州入滇，徒步去昆明，内有知名教授闻一多等十多人。他们一路上冒着风寒雨雪，跋山涉水，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行程一千五百多公里，历时六十多天，于4月28日抵达昆明。

1938年三四月间，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陆续到了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