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著名教授

1945年夏秋之间，太平洋战事刚刚结束，各地交通还未恢复正常。杨振宁自昆明乘飞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准备在那里乘坐轮船前往美国，这是当时到美国最省钱的一种方式。

但是，轮船的班期不是固定的，也不容易有空位，杨振宁只好日复一日的向轮船公司打听，这样一耽搁，竟是在加尔各答呆了差不多有三个月左右。

期间，他非常思念远方的父母和弟妹们，也深深地体会到父母亲的艰辛。他把母亲亲手织给他的唯一的件白毛背心从加尔各答邮寄回昆明给二弟穿。

※杨振宁牵挂父母，爱护兄弟，表现了他尊老爱幼的优良品质。我们也应该培养这种品质，多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时，杨武之非常担心儿子的行期，用电报和长途电话联系都很困难。

有一次，杨武之向驻加尔各答的中国大使馆查询消息，对方竟说没有杨振宁这个人，一下子将杨武之吓坏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杨振宁此时已登船出发去美国了，只是虚惊了一场。

杨振宁和同去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终于在10月份等到了运输美国兵回国的空位。这种船叫自由船。每艘船载几千名在中国、印度、缅甸等地的美国士兵归国。

船上留一两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杨振宁这些留美学生，终于坐上了这艘船。

船上的条件很差，杨振宁和他的同学一共二十多人挤在最底下的“统舱”内。睡的床共有四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

他们的周围全是美国士兵，这些美国人看见进来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用英语叽哩呱啦地说个不停，但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过，那些话杨振宁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杨振宁当时听不太懂那些美国人的话，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展废除“脏话”运动时，才知道这些美国士兵说的全是脏话。

轮船鸣着汽笛，喷着黑色的烟柱，轮船终于启航了。

轮船喷着粗大的黑色烟雾，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行驶，杨振宁来到了船舱外，迎着海风，凭栏远眺，看着无边无际、波涛翻滚的大海，他的思绪也如大海的波浪在奔腾。他想到了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祖国，不由在心中默默地说：到美国后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将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力！

晚上，船舱内一片鼾声。杨振宁躺在床板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种对亲人的留恋和思念之情袭上心头。

杨振宁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亲人。但是心中对理想的那一番执着和渴望却又让他感到对美国的迫切期待。

自由船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大西洋，于1945年11月下旬到达了美国纽约。

一个多月的海上飘泊终于迎来了登岸时刻。当船上的人们望见了前方隐隐约约的陆地，船上的人们不禁欢呼起来。

艾利丝岛就在眼前，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人们频频招手，欢迎远方的来客。

杨振宁在纽约登陆后。他用了两天的时间熟悉一下纽约城，为自己购买了一些生活品，然后，按他既定的计划去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新生活。

早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像杨振宁这些热衷物理学的中国青年学子，对当代美国物理学大师的名字就已如数家珍；能够跟随这些殿堂级的大师学习，是他们不惜背井离乡、远别亲人的主要原因。而当时的物理学界，有不同的学术派别和风格。

物理学的本质就是要发现物质世界里最本质的结构和关系，而如何去感受、发现和描述这些关系，不同的物理学家会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如有的人会侧重于演绎和伸延的方法，有的人会倾向于归纳和集中的方法，有的人讲究铺陈的华丽和繁复，也有的人努力追求结构上的简约和平实。

这就是物理学上不同的研究风格，与科学家本人的个性和感情有很大的关系。

在当时最著名的、首屈一指的美国物理学家中，杨振宁最佩服、向往的有三个人，他们是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和主持世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物理学家费米。

杨振宁在读书和研究中，在听老师对当代科学家的介绍和评价中，他特别赞赏和偏爱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的研究风格。这种风格是由科学家本人的爱憎，再加上他的能力、脾气、机遇等诸因素塑造成的，而这种风格又反过来决定了科学家在事业上的贡献。杨振宁曾多次说过：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这三位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虽然国籍不同，风格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中提出其中的精髓，然后把这些精髓通过深入浅出的办法，用非常美妙的数学方式表示了出来。

三位伟大科学家们的文章往往是单刀直人，切中要害，从来没有多余的话。杨振宁很早以前就想向这三位伟大的科学教请教了。

可是，爱因斯坦年纪大了，即将退休，狄拉克是英国物理学家，不收研究生，所以，杨振宁远涉重洋到美国来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学习物理。

费米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量子动力学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1932年，中子被发现后，费米凭直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经过不断实验探索，他终于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用水和石蜡等物质去减慢中子的速度，再用慢中子去轰击其它物质，发现了其它新的放射性元素。由于这一实验成功，令费米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外，费米还做过核裂变的实验，参加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他支持建造了人类第一个原子反应堆。1942年12月，成功实现了铀原子裂变由产生到停止的临界过程。同时，他还是同步回旋加速器的主要研制者。当时，他的同步回旋加速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对撞机。这台对撞机芝加哥大学一直使用到1973年，后来费米搬到费米的实验室，直到现在还在被使用中。

费来在物理学上的学术天才和远见卓识，以及他的为人、风格，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他们都希望在费米的麾下学习、研究物理学，同时在他周围也汇集了一批举足轻重的物理学家，形成了20世纪继丹麦哥本哈根学派之后又一重要的学派——费术学派。

杨振宁知道费米从事了战时工作，行踪是保密的。但是，他以为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了，费米也许已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于是，杨振宁满怀希望地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所在的燕平大厦。

杨振宁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八楼物理系办公室，他兴奋地询问近期费米教授是否即将开课。

可是，物理系的被问的几位秘书竟都摇头，说从未听说过费米这个人，杨振宁大失所望。

杨振宁没有找到费米教授，他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性，决定去找维格纳教授做论文。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杨振宁就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了维格纳，并在做学士论文时，还研读过他的著作。

维格纳教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在美国，他不仅担任几所著名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同时还在美国许多科研机构承担重要职务。

杨振宁对维格纳在对称问题上进行的关键而又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印象很深，而关于对称性问题，正是受吴大猷教授引导之后，产生兴趣的。于是，杨振宁决定去普林斯顿，找维格纳教授。

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然而，他又扑了一个空。维格纳教授下一年度休假，不开课。

一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杨振宁意外地遇见了过去曾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张文裕教授。

师生在异国相逢，非常高兴。张教授是1944年春天从西南联大来到美国的，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教授，从事宇宙射线的实验工作。

杨振宁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张教授，张教授听后笑了，并悄悄地告诉振宁：“听说费米不久要到芝加哥大学主持一项研究，并已要在那里任教，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他。”

杨振宁还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个原子能研究所，费米会加入这个原子能研究所，继续从事原子核的研究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杨振宁高兴得跳了起来。告别了张教授，杨振宁马上开始办理去芝加哥大学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