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程

最理想的朋友，是气质上互相倾慕，心灵上互相沟通，世界观上互相合拍，事业上目标一致的人。

为理想赴美留学

杨振宁是一个有抱负，有事业心的青年。他要求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他选择学物理是有他的考虑的。他数学学的很好，但他觉得纯数学太虚，有些不实用。

杨振宁认为自己具有学物理的风格和爱好，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攻学物理，而扎实的数学基础为他在物理上的成就铺平了道路。

1944年夏天，杨振宁从研究院毕业，取得了硕士学位。秋天，教育部宣布，中断了八年的留美庚款，恢复招考，杨振宁立即报名。

当时，联大物理系的教授吴有训、周培源和吴大猷的等都对杨武之作出预测，他们认为以杨振宁优异的成绩，必然能够考取。

1944年8月，待庚子赔款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唯一的留美公费生。

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1944年9月11日，西南联大附中新学年开学，杨振宁到校任五年级和四年级的数学教师。成为联大附中教师的杨振宁，按照学校的要求，认真备课，做到讲课思路清晰，表达准确到位，使学生对需要掌握的知识学懂弄通。

而正是这份工作，既检验了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所学的知识，又培养了杨振宁从事物理研究需要眼力、毅力和能力。

联大附中创办于1940年，初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学校，有中小学两部分。1941年改为联大附属中小学，由师院院长黄钰生兼校主任。

1946年后，附属的中学和小学分别改为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和附小。杨振宁在附中时，附中在文林街岑公祠。他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

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是正在率领远征军在前线与日寇作战的杜聿明将军的千金，杜致礼很喜欢这位相貌英俊且才学出众的小老师。

杜致礼出生军人家庭，从小受到严格教育，酷爱文学和音乐。青少年时期适逢抗日战争，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附中。

1944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的杜致礼认识了她的数学教师杨振宁。

1947年，杜致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进入美国著名女子学院“卫斯里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后转到纽约圣文森学院。

杜致礼迸入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转入的是1945届。据本届同学张丽石在《怀念杜致礼同学》一文中记载：

致礼随父母来昆明，进入附中我班。她中等身材，脸略瘦，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平易近人。

她喜欢打篮球，与我同是班级篮球队员，因而在球场上厮混熟了，结下纯真的友谊。

平时文静的她，在球场上可活跃了，满场跑动，身手矫健，投篮准确，常博得同学的喝彩。

当时她家住西山，常常是一早从西山来学校上课，比较辛苦。有时因故缺课，便借我的听课笔记去抄，从不缺漏，可见她学习认真的态度。因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他父亲杜聿明、母亲曹秀清曾来学校看望她，并与我们同学接触。

杨振宁到西南联大附中任教时，杜致礼、肖庆年等12人已于1945届转到了1946届学习。杨振宁对从来没有官小姐做派、清纯靓丽、聪颖过人的杜致礼格外注意。

有一次，杨振宁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头天缺了一堂课的杜致礼补课。杨振宁让社致礼坐在办公桌对面，翻开书本就讲起课来。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显得十分害羞的样子，惹得16岁的杜致礼忍不住想笑。

在这个有些特殊的环境中，他们偶尔四目对视，两人的脸竟然飞红起来。这是杨振宁和杜致礼两人唯—一次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

在西联大有位男学生的名字很特殊，叫闻立鹤，杨振宁因他后来为保护父亲闻一多遭特务枪击而受伤印象很深。另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广斌，小说《红岩》，就是他写的。

杨振宁的英文基础很好，1945年春天，他还给一群美国军官和士兵上中文课。一个星期上三个小时，每月可以赚1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因而对家里的经济很有帮助。

教学之余，杨振宁主要研究场论，也研究过变形物体的热力学，在1945年去美国之前，他已在《美国数学学会通报》《中国物理通讯》《化学物理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四篇文章。

从1938年至1945年夏，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度过了难忘的七年光阴，掌握了物理的基本精神。虽然西南联大条件极差，但强烈的求知欲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他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及血浓于水的爱国情怀，与在西南联大度过的七年岁月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于这一段历史，杨振宁后来回忆道：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就像我曾经讲过的那样，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就是一顿美餐，可也不能经常奢望。但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既不指望也不渴望更多的物质享受。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

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意识到，但正是那种极其简单的生活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学研究的爱憎，并对我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喜爱基本上是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形成的。正如他后来写道的：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杨振宁学会了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研究和工作。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

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

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作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

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1944年，清华为考取留学的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办理护照时要求填公历的出生年月日。杨振宁只知道自己是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出生的。但是护照上要填公历，他估计自己出生的日子应该是9月22日。此后，他一直把9月22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在到达美国后，杨振宁查阅了万历全书，方知自己确切的生日应该是1922年10月1日。这样，杨振宁就有了三个“生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公历9月22日和公历的10月1日。

离开中国的日子快到了，杨振宁的心情格外激动，也有几分不安，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一种难以言状的压力。

他将离开祖国，离开西南联大，离开亲爱的母亲去美国，去寻找父亲曾经走过的求学道路。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世界在等候他，他要在那里学习、生活。

此时的杨振宁已不再是那个背《龙文鞭影》的幼童了，在父亲母亲的关怀下，在师长的教导下，杨振宁已出落成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双目有神，凝重的气质折射出智慧和才干的光芒；棱角分明的嘴，显示着他的刚毅；他温和儒雅，善良而正直。他积极向上，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朝气。

1945年夏天，杨振宁告别了父母，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弟弟妹妹、尊敬的老师和同学朋友们，告别了当时千疮百孔的祖国，乘船而去。

与母亲、弟妹们再三叮嘱道别后，杨振宁在杨武之的陪送下来到了昆明市东南郊的东拓路，等候公共汽车前往巫家坝机场。

候车时，父亲杨武之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和一些家常话。汽车来了，杨振宁与父亲道别后上车，俩人隔着窗户又挥了挥手，不久人越来越多，俩人也就看不清对方了。

杨振宁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感情很深。事隔半个多世纪后，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

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挥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当时，杨振宁心想，要不了两三年的光景，自己就可以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很快就可以回到祖国了，与父母和弟妹们团聚了。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竟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离别，到他再次踏上神州大地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