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中华

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的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

终于与父母团聚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国内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身在中国的父亲杨武之却是因为患上了糖尿病而只能躺在医院里。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北大、南开分别迁回北方原址，西南联大解体了。由于生活的艰辛，杨武之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全家只好暂时仍留在昆明。

杨武之深感自己的精力已不如从前，十分遗憾地说：“我已经不能像老将黄忠一样上阵提刀，转战沙场了。我的脑力和体力已不允许我再搞数学研究，后半生我只能从事教育，也许能再培养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学校的行政工作我也不会再担任了。”

杨武之身体稍有好转，就到昆明师范学院任职，担任数学系主任。

1948年夏天，杨武之告别了家人，一个人又回到了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杨武之本是在美国留学过的，解放前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学用的是美国和德国的代数课本，但这时中国的大学已全部改用苏联的教材。

杨武之开始时很不习惯，但他仍积极接受，并努力自修俄文，很快就读懂了由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编写的高等代数及数论教材，这才惊讶的发现，当时苏联水平的高超，绝不逊色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数学课本。

1949年的时候，杨武之带着全家人来到了上海，本想等北平解放之后继续回清华大学工作，但是却等来了清华大学解聘的通知。不久，杨武之被聘为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

1952年夏天，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他又进入复旦大学教书。

1954年秋天，杨武之经常感到疲劳，于是到上海华山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患上了糖尿病，需要住院治疗，没想到一住就是三年。

但不知什么缘故，胰岛素在他体内产生了抗药作用，剂量不断加大，还是控不住病情，健康急速恶化，两度病危。好在市政府和复旦大学校方对杨武之的病十分重视，立即将他转送到当时上海最好的华东医院，并且打听到美国刚生产出一种高浓度的胰岛素新药，疗效显著，建议杨武之让杨振宁从美国购买寄回来使用。

在美国接到信的杨振宁，立即把药买到寄回上海。如此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治疗，到1955年5月，杨武之的病情终于被控制，而且逐步康复，在上海的家人终于舒了一口气，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也感到放下心头大石。

但是，此后杨武之的精神状况以及身体情况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1957年5月里的一天，长卧病榻的杨武之，接到了儿子杨振宁打回来的长途电话。在电话中，杨振宁用极其兴奋的语调告诉父亲，他和李政道由于对弱相互作用字称不守恒的研究，已被推荐为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

杨武之留美五年，也曾到德国访问一年，对诺贝尔奖的地位和性质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要想获得这么一个大奖是多么的不容易。

听到儿子杨振宁的报告后，他衷心的为儿子的成就而感觉到兴奋和高兴，不由想起了儿子小时候说过长大后要拿诺贝尔奖的童言，他也早就看出儿子似有异禀，曾经在振宁的照片背后留下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字。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预感和预言今天都应验了。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杨振宁获奖的工作与数学中的群论有关，这是杨振宁小时候他亲自给儿子讲授过的，这是令他最为宽慰骄傲的。

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也刊登报道了。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轰动，当时的中国科协很快已经将事情上报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都过问了，而且亲自指示如何处理。

除了以杨武之夫妇名义发去贺电外，与杨振宁当年有师生之谊的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等教授以及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也都发去了贺电，对杨、李的获奖给予高度评价和热烈祝贺。

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几天里，一天，杨振宁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当年告诉他费米的下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来参加这次授奖仪式的张文裕教授。

同时，张文裕教授还带来了一封杨振宁岳父杜聿明的祝贺信。

杨振宁看到的那封杜聿明的亲笔信，就是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杜聿明写的。

在这之前，杜聿明已经和女儿杜致礼取得了联系。在得到父亲的消息之后，杜致礼立即给在台湾的母亲曹秀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从女儿这一语双关的话语中知道丈夫还活着，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当张文裕教授回到国内时，杜聿明收到了杨振宁的回信，在信中，杨振宁向岳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使自己深为感动。

1957年元月，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命题”得到实验的支持后，他们在国际物理学界已有很高的声誉，世界各地纷纷邀请他们去讲学。

就在同一年，杨振宁接受瑞士的邀请，偕同夫人杜致礼和当时他们唯一的6岁儿子杨光诺去日内瓦讲学。

在出行前，杨振宁写信给上海的父亲杨武之，希望能在日内瓦见面。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杨武之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杨武之相信，周恩来能明白他们父子渴望团聚的心情，也能明白像他和杨振宁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杨武之在信中提出，与儿子分隔已经12年，媳妇、孙儿还未见过面，自己年迈体弱，唯望有生之年能与儿子再见上一面。而且，他要把1949年以后国家的进步亲自告诉儿子，争取儿子回国服务。

果然，没多久杨武之得到了周恩来的答复：“同意出国探亲！”批示是由国务院办公室发出，经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下达的。

1957年6月24日，杨武之离沪出发赴日内瓦。当时出国可是一件大事，有关申领护照、签证和购买飞机票等都要到北京去办理。

杨武之从上海坐飞机先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工作的三子杨振汉和国家科委的人员前来接机。

在等待办理手续的期间，杨武之还专门去看望了杜聿明和曹秀清夫妇。

1950年，杜致礼和杨振宁在美国结婚，曹秀清得到台湾方面的同意后，专门到纽约主持婚礼，杨振宁对岳母十分尊重、照顾，杜致礼也要求母亲留下来一同生活，结果曹秀清没有再返回台湾。

当时，周恩来曾有指示，要设法联络、动员在海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属回国，所以，当曹秀清赴美定居后不久，北京方面就有人来与她联络，还带来了杜聿明的亲笔信。

就这样，曹秀清回到了北京，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她。杜聿明获得了提前释放，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杨武之在北京和杜聿明、曹秀清夫妇首次见面，杨振宁事业有成，与杜致礼夫妻恩爱，双方家长自是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谈得十分投机。

杨武之临行前，杜聿明夫妇还特别写了一封信，托杨武之交给女婿和女儿，对两人鼓励一番。

1957年5月份，杨武之只身启程，以带病之躯途径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于6月中旬到达日内瓦。

终于，杨武之和振宁父子在相隔12年之后，在日内瓦再次见面了。在这12年间，中国以及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武之一家也经历了不少的变化。

父子重逢的喜悦，令杨武之忘却了旅途上的一切劳累和不适，杨振宁也仿佛回到了从前在家中跟父亲讨论数学问题的温馨情景，杨振宁详细询问了母亲的近况，以及弟妹们上学、工作的情况。杨武之也头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媳妇杜致礼和长孙光诺，那一年，光诺6岁，杨武之61岁，杨振宁35岁。

在日内瓦的两个半月中，杨振宁向父亲详细报告了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曾经留美六年的杨武之，对美国是不会太陌生的。相反，对杨振宁来说，阔别了12年的中国可能已经变得有点陌生了，特别是1949年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杨武之向儿子、媳妇讲述了新社会的许多新鲜事物，包括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在临别时为他们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提醒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父母亲情，更要永远感念国家照顾的恩典。

杨振宁牢记父亲的教诲，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并在中西，特别是中美之间架起了一座了解的桥梁。

※即使在国外多年，杨振宁依旧心系祖国，我们在祖国的怀抱中长大，更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三年之后的1960年的春天，杨振宁再次邀请父亲到日内瓦见面，并强烈要求母亲同行。

这一次杨振宁和杜致礼夫妇也带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年仅1岁半的光宇。1948年就离开祖国来到美国，与父母也有12年未见的杨振平也赶了过来。

一家人见面，自是有说有笑的，尤其是杨振宁的妈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儿子，以及小孙子，自然是欢喜无比。

这一次，杨武之还带了一副围棋，杨振宁很早的时候就有下围棋的嗜好。这天下午，杨武之笑呵呵的拿出了围棋，于是两个人便坐在椅子上“杀”了起来，但是直到父亲让七八个子，他还是被杀的溃不成军，杨振宁只好无奈的摇着头。

在1962年的时候，杨振宁还再次邀请父母来过一次日内瓦。

1962年，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物质供应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美国的杨振宁知道了这些情况，赶紧写信要求父母再到日内瓦相聚。

这一次杨武之夫妇逗留了三个多月，一家人到瑞士各地饱览湖光山色，期间还由杨振平开车去了法国一趟。一向节俭成性的罗孟华是不舍得用钱的，每次都不肯外出游玩，杨振宁和杨振平兄弟只好骗她说已经付过钱了，她才不得不同去。

通过三次的见面，杨武之给杨振宁介绍国内情况，让杨振宁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大大的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