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园的日子

1929年的夏大，杨武之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聘他为算学系教授。以清华理科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术地位，杨武之自是欣然接受。于是全家离开厦门北上，先到了上海。

在上海，当时已经怀胎十月的罗孟华产下了一个女婴，但不幸婴儿出生不久即告夭折。

由于开学在即，杨武之决定先行北上，留下杨振宁母子在沪，拜托当时刚自欧洲回国、也准备北上到清华任教的老同学周培源代为照顾。到9月底，杨振宁母子乘火车自沪北上，周培源沿途照料，顺利平安抵达。

到了北平后，杨武之全家住进了清华园西院19号一幢四合院房子。西院在20世纪30年代扩建，门牌改为11号。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一共任教了八年，那是他一生个人事业、家庭的高峰。

清华大学是一座美丽的校园。

清华大学，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皇家园林的遗址上发展而成的。

在这个学术性强，重视知识、重视研究的世外桃源里，杨振宁度过了他最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段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回忆。

在1985年出版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杨振宁写道：

我们在清华园中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清华园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的、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

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在当时，清华园内有所教职工子弟学校，叫成志学校，自1929年起，杨振宁在这里读了四年书。

成志小学是专为清华教职员子弟而设的，校舍在清华园东边，是一幢三层高的红砖建筑物，即今日清华大学工会所在地。

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相当动荡不安的，但是，修筑在高院深墙之内的清华大学，名副其实是一座“象牙之塔”，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和痛苦并没有太多反映到校园里面来。

杨振宁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点，就高兴地离开家门，沿着小路往南走，爬过一个小山丘，再沿着围墙往东走，20分钟便抵学校。

不过，每天上学的路上，杨振宁总会不时被一些“大事”所吸引而停下了脚步，例如蚂蚁搬家、蝴蝶孵化之类，这样，20分钟的时间就要大大超过了。

在成志学校，杨振宁结识了一大批小朋友，大家一起上学，一起游玩。

今日清华校园内的医学院、近春楼、伟伦中心、游泳池、静斋、等建筑物，当时都还不存在，整个园区，就是一大片荒地，上面只有树丛、土山、荷塘、农田和几户人家，这里就是杨振宁和小朋友们的乐园，日子过得愉快极了。

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觉得读书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察感。

杨振宁在成志学校的成绩非常好。数学尤为突出，教授们都常提起杨振宁的早慧，“杨武之之子”成了清华园家喻户晓的名字，甚至在与清华大学相邻的燕京大学即现为北京大学校址，有的教授也常以“杨武之之子”的聪颖和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复旦大学的校长、已故的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先生当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曾经常提及“杨武之之子”，因为谢玉铭和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虽然不在同一个系，但两人交情很深，经常来往。谢希德后来回忆道：

我和振宁虽然岁数相近，但不上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因此我和他在北平并没有见过面。但听父亲说振宁曾随其父到我家，振宁的聪明好学给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的弟弟们小时由于贪玩，学习不够认真时，父亲常以“杨武之之子”的好学精神为典范来教导他们……我深深为父亲看出振宁幼年时的非凡天才而感到骄傲……

由于杨振宁感觉学习非常轻松，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清华园内生活得如鱼得水。他喜欢滑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而且常玩一些有刺激和冒险的游戏。

当时，和杨振宁最要好的小朋友是数学教授熊庆来的次子熊秉明，两人童年，十分投契。但当时大人们已经看出两个孩子在天赋、才能和性格上的差异，预言日后秉明长大了会是艺术家，振宁则会当科学家，后来果然言中。

其余小学同学还有郑士成、张实、王碧仙即王希谈、梅祖彬、梅祖彤、俞欣、俞成等。

杨振宁从小性格就不畏缩，而且特别喜欢求知、也善于表达，从父亲或其它地方知道了一些什么新事物，或者自己想出了一些什么新点子，总爱在下课途中讲给小朋友们知道。

※喜求知、不畏缩、爱思考的品质是一个追求成功者必备的品质，只有拥有这些良好的品格，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作为。

那时，校园内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杨振宁一个人在那里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周围一帮小朋友在静静地听着，很被吸引的样子。

有时放了学，人还未到家，在屋内的杨武之已远远听见儿子那高亢的嗓门在大声说着什么。

杨振宁经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工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有时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冲下来在一座没有栏杆而只有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十分过瘾。

多年以后，上了年纪的他回忆起来，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回忆说：

当时，清华大学有成排的大金鱼缸。每当这些给搬走了去清理的时候，年轻的孩子们就趁机来练车。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这些小孩子就沿沟行车，大哥花样更多，常把4岁的我载在他和把手之间的小座位上行驶。

一次不巧，运气颇坏，哥哥的车速太快，失去了控制，摔了一大跤，我的左额撞上了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哥赶紧带我先去医院把血止住。

然后带我回家给我吃金钱素，哄我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六十多年前的事，我的印象已开始模糊，只记得金钱素是在不寻常的时候才吃的。可是父母盘问后，大哥挨了一顿骂。

除了骑车之外，杨振宁和同伴们一起经常在草坪上做游戏，在槐树上荡秋千，在院子里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观察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习生活。

杨振宁在家里最受弟妹欢迎的节目之一，就是说外国的故事。在晚上睡觉前，杨振宁总会把自己看过的如《爱丽丝梦游奇境》《金银岛》《三剑客》等之类的故事说给弟妹们听，书中精彩的情节自然很吸引人。但令弟妹们最为不满的，是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头无尾，因为杨振看书很快，一本书还未看完，就已经开始看另外一本书了。

这段宁静快乐的时光给杨振宁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作为一个旧中国封建家庭出身、又留学外国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杨武之的道德行为是高尚、可贵的。而读书不多的母亲罗孟华，刻苦耐劳，相夫教子，品格同样也是高尚的。

从父母身上，杨振宁不仅得到了生活上的照顾，知识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在行为品德上都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与熏陶。

当时清华大学的数学系，除了系主任熊庆来之外，还有教授杨武之、郑桐苏、孙光远，助教陈省身、唐培经等人。杨武之工于代数，孙光远长于几何。

杨武之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待人处世通情达理，所以深得同事们的爱戴。

华罗庚是新中国著名的数学家，然而他的“伯乐”杨武之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华罗庚是一位数学大师，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1930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这篇论文很快被专攻代数的杨武之发现了。

杨武之一打听，华罗庚竟是助教唐培经的同乡，是一个自学成才、又是身患伤寒后留下跛足的残疾青年。

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杨武之，立即把这篇论文推荐给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并让唐培经向熊庆来诉说了华罗庚的坎坷经历。

爱惜人才的熊庆来和杨武之商定，要唐培经乘假期之便，回到老家去看望华罗庚，如他愿意，就请他到清华来当助理员。

1931年秋，华罗庚来到了清华。他边干助理员的工作，同时听数学系研究生班的课。当时杨武之教授开的课是《群论》，与华罗庚一起听杨武之教授课的还有陈省身、柯召等人。

华罗庚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生，杨武之十分器重他。课余时，华罗庚常常登门请教杨武之教授，杨武之总是十分认真地向他进行讲解。从此，华罗庚开始走上了研究数论的道路。

1934年，杨武之利用休假再次出国，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华罗庚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给杨武之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

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1936年，熊庆来受聘回故乡云南任云南大学校长，清华大学聘请杨武之为数学系代理主任，后又正式聘为系主任。杨武之任代理系主任后，同意郑桐苏教授的建议，破格聘任华罗庚为助教。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内，是颇具争论的。

但是，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支持下，清华大学数学系终于破格聘任华罗庚为助教。1936年夏，又在叶企孙和杨武之的支持帮助厂，华罗庚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1938年，华罗庚从英国回到昆明西南联大，那时杨武之任系主任，在他的提议下，华罗庚被正式聘任为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

在清华园时，杨家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他们是杨振宁的二弟振平、三弟振汉、小妹振玉。

弟妹相继出生，杨振宁在家中有时就要扮演小保姆的角色，帮着妈妈照顾弟妹。他很有办法，能把不懂事的弟妹们管得服服贴贴。

杨振宁自制了一张写上各人名字的图表，贴在家中，弟妹们哪个全天没有吵闹打架的、或帮妈妈做事的，就记一个红点，相反就记黑点。

一个星期下来都是红点的，就由他带到城里去玩一次。这个办法果然很奏效。

1933年初秋，杨振宁进入位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学习。这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中学，教学质量很高。

在这里，杨振宁接受了正规的中学基础教育。杨振宁聪明好学，读书对他来说，是件毫不费力的事。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国语和英语也学得很好，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

可是不久，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寇侵华的炮声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