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学习

1938年2月，杨振宁全家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这时的北方，依然是雪花飘飞的季节，但在这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在抗战开始初期，作为一座后方边远城市，总算暂时能提供一处安身之地。分头从陆路、海路进发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这时亦已全部抵达昆明，从此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价值的西南联大时期。

1983年，杨振宁回忆自己后来的成就时说，西南联大的日子最为难忘，他曾经说道：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战争带来的灾难并没有压倒西南联大师生员工，他们仍然个个精神饱满，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习和工作着。

但是，由于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组成，实际上是云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教授及学生，所以学术水平是十分高的。

加上国难当前，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和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联大师生都有一股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因此学习风气十分浓厚。

在当年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

教授来自三大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

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

当时由冯友兰教授以“满江红”词牌填写的西南联大校歌，对这一种风气和情景有十分感人的描述。歌词唱道：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须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朱自清，继为罗常培教授。其后罗常培教授赴美，由罗庸教授继任。罗率田教授在声韵学方面的成就，是举国公认的。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也是有口皆碑，每个中学生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背影》。

朱自清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批评，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不但讲书认真，还坚持要学生做读书报告。他不同意只顾教师自己研究学术。

西南联大不仅保持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而且由于三校一批著名教授的到来，更壮大了教学阵容。

杨振宁的国文本来就不错，经过著名教授的培养熏陶，更使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西南联大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教授的专长，打破了传统的由一位教授开一门课的教学法，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位教授只讲授一两周课。

这样，尽管初看起来似乎缺少系统性，但由于每位教授都是讲授他本人最精粹、最拿手的部分，因而非常吸引学生，使大学生们受益匪浅。

西南联大时期，三校本科生合在一起上课，研究院则仍各自办理。在联大，杨武之继续教学工作，先后多次任联大数学系主任及清华研究院数学系主任等职。

在昆明，杨武之一家先住进翠湖北路玉龙堆3号，数月后又搬往大西门内文林街蓖麻巷11号，后改称文化巷。

全家安顿下来之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继续学业。在昆华只念了半年，还没有读高中三，1938年秋天，16岁的杨振宁就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投考联大前，杨武之已开始为儿子讲解一些近代数学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让他读一些英文数学书籍，包括赫地的《纯粹数学》及贝尔的《数学人》，以及讨论群论、无限大等问题，令杨振宁在这一个时期对数学的兴趣和了解进一步提高。

数学是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历年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西南联大里，不仅有像杨武之、姜立夫、江泽涵等中年数学家，而且拥有一批像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青年数学家。

当时，华罗庚刚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他在英国两年的时间里，在堆垒素数论的研究上声名卓著，先后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发表了18篇论文。

华罗庚专长几何，且在矢量丛连络论研究领域已很有造诣的陈省身教授，并于1937年从德国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来。他不仅与杨武之教授有师生之谊，而且与杨振宁又是师生关系，感情十分深厚。

这些都给了杨振宁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四十多年后，杨振宁在《杨振宁论文选集》中还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但是，尽管为儿子讲解数学，杨振宁也展现出很强的数学能力，但是，杨武之却并不主张儿子念数学，原因是数学的实用性不强，杨武之希望儿子念更实用的学科，日后可以学以致用、科学救国。

因此，杨振宁在1938年报名投考西南联大时，报的是化学系。但就在等候入学试期间，杨振宁用一个月的时间自修了高中三年的物理，发觉物理更合自己的口味，于是在录取入学后又改成了物理系。

正当杨振宁跨入大学校门之际，世界科坛正在为开创核能时代而进行着最富有开创性的冲击，核裂变即将发现。

正是这些在经典物理中令人难以想像的重大科学成果，使杨振宁把目光和兴趣转向了物理。

给杨振宁他们上普通物理课的是赵忠尧教授，赵教授在物理学上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还跟张文裕教授学习了原子核物理学，张教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原子核物理学在当时是前沿学科，全国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开设这门课。这门课使杨振宁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大学二年级时，吴有训教授给他们上电磁学课，周培源教授给他们上力学课，杨振宁从他们那里，都获益匪浅。

1929年杨振宁随父亲搬入清华园，由于吴有训教授与杨武之教授同为芝加哥大学学生，又同为清华大学教书，因而他从小就认识这位著名学者。

1962年1月，杨振宁从美国把自己所写的一册书寄赠给吴有训教授，在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年前晤A.H.Compton教授，他问我师近况如何，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由衷地表达了杨振宁对吴有训教授的敬爱之情。

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还有叶企孙教授、王竹溪教授、霍秉权教授、朱物华教授、吴大猷教授、郑华炽教授、马仕俊教授、许贞阳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界的风云人物，都在物理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

正是这个优秀的教师群体，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这些教授学识渊博，专业精深，思想活跃，治学严谨。更令人敬佩的是，在当时实验设置简陋，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认真教学，敬于业务，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之才。

对于后来成了物理学家的杨振宁来说，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杨振宁高中时没有学过物理，但在西南联大也很快就对这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产生了兴趣，并且在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结业时，取得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八年间在这门课上所取得了99分的最好成绩。

这说明杨振宁对物理学确有很高的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