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返回故里

1971年7月，杨振宁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黎机场出发，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傍晚时分，飞机缓缓的降落在了上海虹桥机场，杨振宁走出舱门，深深的呼吸着故土的空气。

母亲罗孟华、弟弟杨振汉、妹妹杨振玉来到了机场接杨振宁，来接机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上海有关的单位的领导人。

离开机场，杨振宁坐车直奔上海华山医院探望父亲。虽然之前已经有好几次相聚了，但是这一次的相隔也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杨武之却是一直处在病患当中，而此时还依旧躺在上海的华山医院里，急切的盼望着儿子的归来。

在医院里，杨振宁见到了父亲，杨振宁觉得，父亲比6年前他们在香港相逢时显得苍老衰弱多了。母亲陪伴在父亲床前，精神倒很好，只是常年的劳累使她的腰背微微弯曲了。

见到儿子回来，杨武之的心清特别高兴，精神也一下子好了许多。

在上海，杨振宁见到了弟弟妹妹们，他们一个个都成了中年人。杨振宁关心地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他们在重温了小时候一块儿玩耍、做游戏的情景，倾诉了各自的离别感受。

大哥杨振宁的归来，给这个大家庭一下子增添了许多的光彩与欢乐。

在北京，杨振宁会见了儿童时代、中学和大学时期的好朋友邓稼先。在北京大学，他见到了敬重的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先生，见到了同窗好友黄昆。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他又见到了老师张文裕、赵忠尧先生。

杨振宁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先生，见到了岳母曹秀清女士。翁婿相见，感慨万千。

在上海，杨振宁还访问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等。

在北京，杨振宁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以及一些工厂、医院，参观了中学时的母校崇德中学，游览了故宫，参观了博物馆。另外，他还参观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大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合肥。

1971年7月，作为美国著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从第一次回国以来，始终把昆明当作第二故乡，多次回到他深深眷恋着的昆明。

回到西南联大旧址、回到当年住过的龙院村等地。在杨振宁访问的记录上，昆明成为他访问次数较多的城市之一。

1971年7月2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和他的亲属。

应邀参加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长刘西尧。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竺可帧、周培源、华罗庚、钱学森、钱伟长等人。

杨振宁的岳父、岳母杜聿明夫妇、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和妹妹杨振玉也参加了宴请。

周恩来希望多了解一些有关美国的情况，便不停地询问杨振宁关于美国的学生运动、大学改革、黑人运动、失业、围绕选举的政治气氛、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杨振宁都一一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1971年8月4日下午，杨振宁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他站在高处，远眺绵延起伏的长城，心潮澎湃，思绪万下。感受到了长城的美丽与壮观、悲壮与力量。

使得杨振宁在数月之后依旧是心情激动的写道：

在此行看到的景色中，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长城了。长城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它简单而坚强。它优美地境蜒上下，缓慢而稳定地随着山峦起伏。有时消失于远处山谷中，那不过是暂时的，终于又坚毅地攀登了下一个高峰。

查看它的每一块砖石，我们会体会到在它复杂的历史中，真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血和汗。可是只有看到它的整体结构，看到它的力量和气魄以后，我们才会体会到它的真正意义。

它是悠长的，它是坚韧的。它有战术上的灵活，有战略上的坚定。它的长远的一统的目的，使它成为自太空接近地球的访客所最先辨认的人类的创作。

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坚韧。它表现出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的朕手取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作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一统的观念：尽管中国历史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如此大的地域和多种方言，尽管中国有过多次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

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兴、分则衰。

在近一个月的故国访问中，杨振宁大为震惊。因为中国大陆比他26年前所见到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杨振宁尤为感动和振奋的是，科学在中国从未受到轻视。他看到了中国的科学家表现出极强的敬业精神，了解了许多技术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回到美国以后，杨振宁曾四次公开发表演讲，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推动中国与外界的交流。

杨振宁的首次访华，叩开了中国紧闭了二十多年的科学大门。

从此，一批又一批著名华裔外籍科学家不断回到祖国，使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迎来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局面。

1982年9月，当年杨振宁的同事聂华桐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演讲时，介绍了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的意义和影响：

杨先生在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回到美国之后，他对中国的情形做了很多报告，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他的作风和为人，他的演讲和报道在美国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一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做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在这些地方的报告，尤其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接近，杨先生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1972年6月16日，杨振宁第二次回国，在上海探望双亲和弟妹们后，又先后去了北京、南京、沙石峪、西安、延安、广州等地访问，参观过革命历史博物馆、工厂、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和科学研究单位，游览过名胜占迹，历时五周。

在杨振宁北京和上海与科学界人士座谈，又一次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

周恩来诚恳地请杨振宁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想起了他在参观访问上海、北京时所见到的一些情形，他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这些，杨振宁是针对当时把大批知识分于下放到工厂、农村作体力劳动，作为“改造对象”而言的。他对于这种不尊重知识、浪费人才的现象十分痛心。

杨振宁还提出，如果要在国际上获金牌，那么在中国科研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应发展不要花大钱的科目，如拓扑学的研究等。他还建议要注意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果大学招生只吸收工农兵家庭的子女，这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

杨振宁特地提到了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独子张哲因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而不能报考大学而使张、王两位教授非常不安的事。

杨振宁这一次同周恩来的面谈的非常投机，并且对周恩来的热情、诚恳、谦虚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见后，周恩来对杨振宁的意见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力所能及地作了认真的落实。

中国的拓扑学列入了研究课题，一批本来要下放到学校的知识分子被留下来开展研究工作，张文裕、王承书的儿子张哲也被允许报考大学。

返美后，杨振宁于10月28日在纽约唐人街合作大礼堂发表演讲，并配合影片主要介绍了新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向美国华侨说明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古文物的破坏者。

※杨振宁在国外处处维护祖国的荣誉，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也应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时候，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仍然是病魔缠身，也依旧还在上海的华山医院住院治疗。杨振宁在每次回国之后，都是要尽量抽出时间来看望父亲。

有一天，杨武之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孩子们说：“我遗憾的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否则我将同你大哥一起去北京见周总理，我将当面谢谢周总理批准我去日内瓦，我将当面谢谢周总理关怀我的病情。”

“我76岁了，还能碰上中美关系改善，碰上中国的春天，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春天，不能不说也是幸福。如果我身体好，我还能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一些贡献，我有的朋本、同事和学生在海外，有的在台湾，我会请他们回大陆看看。”

看到父亲日益衰弱的身体，杨振宁心中很是难过，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只能回到美国。

1973年5月4日，杨振宁听到父亲的病危的通知后，第三次返回祖国，探望上海的父亲。但是就在5月12日，病魔缠身多年的杨武之病逝。

5月15日，复旦大学为杨武之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复旦大学的领导和杨武之的生前好友，人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为这位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送行。

杨振宁胸带白花，臂缠黑纱，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代表全家作了题为《父亲杨武之》的讲话，杨振宁讲道：

父亲于1896年农历三月二日出生在安徽合肥。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来在安徽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了几年数学；我是在那个时期出生在合肥的。安庆那时叫怀宁，所以他给我取名为振宁。

1928年以后他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大同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先后四十多年。

父亲为人纯真谦虚，力争上游，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的印象。

父亲给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进入物理学界有决定性的影响。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

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很像刻的印象。

这两年来父亲的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他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结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

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最后，让我代表全家向华山医院、复旦大学、治丧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全体来参加追悼会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5月16日，杨振宁自上海抵京，并会见了周恩来、刘西尧、罗青长，参加会见的有张文裕、王承书、方晓、岳岱衡、韩仰山、王玉璋、陈铮等科学家和有关方面领导。18日，杨振宁返回了美国。

1973年7月12日，杨振宁又偕夫人杜致礼第四次到达北京访问。这一次，他提出要见毛泽东。

7月17日，杨振宁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接见他，这天下午，杨振宁由周培源陪着来到中南海，周恩来走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领到毛泽东的书房，并把他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他回国表示欢迎，让他和周培源分坐在自己的两旁。毛泽东说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一开始还比较好懂，可是当他谈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和思想时，引用了许多典故和成语，这些杨振宁不太熟悉，听起来非常吃力，坐在旁边的周恩来看出了这一点，便充当了翻译。

80岁高龄的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杨振宁，并同他进行大约一个半小时极为亲切的谈话。

毛泽东的精神非常好，跟杨振宁谈了上下古今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还询问了宇称的守恒、不守恒，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等物理学问题。

后来，杨振宁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毛泽东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了解，至少是科学美国人水平。在临别的时候，毛泽东表示，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杨振十在科学方面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他感到很高兴。

会见时，毛泽东和杨振宁一起合了影，事后还送给杨振宁一张，杨振宁全家都感到无上光荣，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直挂在杜聿明的会客室里。

会见结束后，新华社立即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

新华社北京1973年7月17日电，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探亲、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同杨振宁博士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极为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

杨振宁在毛泽东与他会见之后，随即启程前往日本参加一个高能物理会议。之后他又从日本飞向香港，再由香港飞抵大陆继续访问。

毛泽东会见外籍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受到了国际国内社会舆论的关注，不少人纷纷推测毛泽东和杨振宁谈了些什么，会见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杨振宁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这方面的猜测已经太多了，右派左派各有解释，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主席对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主席对海外中国人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