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情谊深厚

1964年10月16日，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对这个消息最早作出反映的是美国，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言论说：“中国不过是爆炸了一个小东西。”马上又更正说：“中国爆炸的这颗原子弹要比美国当年在日本广岛投的威力要大得多。”

接着，苏联的赫鲁晓夫在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声中下了台。世界有人评论：“中国原子弹爆炸这一天，宣告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

过了短短的两年多时间，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消息令西方人瞠目结舌。西方的物理学家根本没有把中国的物理学发展放在眼里，当中国造出了原子弹以后，西方人似乎才明白，中国也有很杰出的物理学家。更使西方人不能完全弄懂的是中国发展氢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1986年6月，各大媒体才纷纷报道了，中国的“两弹”元勋就是与杨振宁从小就有深厚交情的邓稼先。

在当年，邓稼先跟杨振宁在清华园两家是邻居，两个人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少年时代的邓稼先和杨振宁总在一起玩耍，他们一块儿打墙球，弹玻璃球，比赛骑车、爬树。

小学毕业后，两人同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两人又都赴美留学。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到了祖国，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但是，他们的友谊却一直保持着，绵延了半个世纪。

在1971年的夏天，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一下飞机，他就列出了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邓稼先立即被召回北京。

两个老友见面，自然是兴奋激动不已，在会上杨振宁悄悄地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是有外国人参加了？”

邓稼先回答说：“你去问问周总理吧，总理最清楚。”

这之后，两位老朋友短暂的重逢就算是结束了。杨振宁返回前，还再次去了上海，跟父母弟妹们多聚了几天。

在临别中国前一天的一次宴会上，杨振宁突然收到了一封急件，打开一看，是邓稼先写的，在信上说：“经过确实查证，除了50年代末期得到过一些来自苏联的‘援助’外，中国1964年试爆的原子弹，没有任何外国人的参与！”

当杨振宁得知中国的“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时，杨振宁独自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这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他为稼先而自豪，更为祖国而自豪。

杨振宁当时并没有料到，他和邓稼先的这次会面，对邓稼先来说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关于杨振宁和邓稼先的深厚友谊，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在《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写道：

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

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

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

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

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邓稼先患了重病。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听到这个消息，万分难过。他四处奔走为邓稼先寻找特效药。回国时还特意带来了邓稼先喜爱的音乐唱片，劝他要乐观起来，争取早日康复。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业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老朋友邓稼先。

八宝山公墓在暗访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吊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按照邓稼先的生前嘱托，把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送给杨振宁，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

许鹿希女士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在1986年7月28日，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一起飞抵台湾，借参加一次会议的机会，提前为自己的老师吴大猷祝贺80岁的生日。

那时，吴教授已经是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杨振宁刚下飞机，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向吴教授，高兴而急切地向吴大猷老师问好。

吴教授紧紧拉住杨振宁的手，频频点头：“还好，还好。”

杨振宁虽说成了世界名人，但他对所有教过自己的老师，都怀着一份深深的敬意。

杨振宁理论物理的引路人费米病重，杨振宁得知消息，心中非常着急。在费米弥留之际，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芝加哥，出现在费米的病床前。

当杨振宁在香港讲学时，得知王竹溪先生病逝的噩耗，悲痛之余，匆匆赶往北京，悼念先生，安慰师母。

杨振宁这种尊重师长、不忘师恩的行为，在科学界一直都被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