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情系祖国

在日内瓦的三次会面，对于回国服务的问题，杨武之是不止一次提出过的，希望儿子认真考虑，个人的才能心血要贡献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杨振宁对此是完全同意的。

在当时，留在美国，有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研究条件，有最快捷的科技讯息和广阔自由的空间，因此，留在美国继续做研究，日后适当时候再考虑回国服务，是杨武之、杨振宁父子三次日内瓦会面之后达成的默契与共识。

1964年秋，杨振宁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到香港演讲。杨振宁在之前已经跟父母在日内瓦重聚过了，但是他还没有见到过弟弟妹妹，所以还乘此机会想见一见弟弟妹妹们。

1964年12月下旬，杨武之、罗孟华夫妇和杨振汉、杨振玉一家四口，乘火车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在广州华侨大厦住了两天，再乘火车到达深圳，沿罗湖桥踏进了香港。

自1945年杨振宁在昆明出国起计算，杨振宁兄妹三人已足足有19年没有见过面了。杨振宁还清楚记得，当日离家时，两名弟妹难舍难分地拉着他的手不放，一晃眼，当日才10岁上下的幼弟幼妹，今日都已长大成人了。

一家人见面自然是非常的欢喜，尤其是杨振汉和杨振玉两个，两人小时候，父母工作家务忙，平日里都是大哥管着他们的，大哥杨振宁给他们看那些自制的魔术、“电影”和讲故事。多年分别后异地重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一家人，在香港开心的玩了半个多月，而在这期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曾打电话说，可以安排杨振宁一家到美国去居住，但是被杨振宁严词拒绝。

杨振宁此次来港的目的，是应邀为中文大学进行一次学术演讲，题目是《近代高能物理学之认识》。

演讲会在当时全港最大的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大约有一千多个位子。但是在好早的时候，排队的人龙已经从大会堂花园一直排到外面行人路上，绕了大会堂一个圈。

当时，不少中学生、大学生、教师来了，还有不少文员、职工以至老年人士也来了，他们不一定听得懂杨振宁要讲的题目。

但是，他们都要来亲眼看看这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为中国人增光争气的青年科学家，要分享一下这份中国人所共有的喜悦和光荣。当时，有千把人因买不到门票而进不了会场。

在香港与父母、弟妹见面团聚之后，杨振宁又回到了普林斯顿。

1964年春天，在美国生活了19年的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这一决定是经过了几年的犹豫与挣扎之后作出的，但入籍之后仍耿耿于怀，怕父亲到死不会原谅他的抛乡弃国之罪。

自1945年踏上纽约的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杨振宁就已经和美国这个国家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杨振宁虽然身在美国，但他的心灵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在关心着祖国的一切。

这种对祖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削弱过。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都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情景，就是在获诺贝尔奖时的讲演中，还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自豪”。

对于加入美国籍，杨振宁后来是这样记述的：

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

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

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不仅如此，我渐渐知道了华人在美国的早期经历。那是我们的历史，是浸透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偏见、迫害和杀戮的历史……

6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格。夜已经很深了，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空荡荡的。

一位老人坐在我身后，我便和他搭起话来。他是浙江人，大约生于1890年前后，旅美已经五十余年，有时以洗衣为业，有时给餐馆洗碗碟。他没有结过婚，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间屋子里面。

他对人显然十分友善。我心里想，难道这意味着他没有痛与恨？车到贝肖，老人蹒跚地顺着灯光惨淡的过道走到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看着他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脊背，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愤怒。

歧视虽然不似早年那样猖撅，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1954年底，我的妻子和我交付了数百元作为在普林斯顿附近一个住宅区内定购一所新房子的保证金。

几周后业主通知说，他必须把保证金退还我们，因为他担心我们是中国人可能会对他出售住宅不利。我们怒不可遏，去找了律师。律师却劝我们不要起诉，因为他认为我们胜诉的机会是零。

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是根基很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宽待。我也认识到，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

1961年元月，我在电视里观看了肯尼迪就职典礼。罗伯特？弗罗斯特应肯尼迪的邀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他选了《彻底的礼物》。当我听到：

占有我们尚不为之占有的，

被已不再占有的所占有。

我们所保留的使我们虚弱，

直到发现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与我们生活的土地，

于是在投降中得到了新生。

似乎什么东西一直触到了我的心灵。

后来在一本集子里我找到了弗罗斯特的这首诗。它确实很美，很有力量。它在我申请入美国籍的决心里起了一些作用。

杨振宁虽然入了美国籍，但祖国永远在他心中。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事实告诉我们，他的确是一位称职的美国公民，但同时，每一刻他都深念着自己的亲人，深念着自己的祖国。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的17个春秋，是他科学生涯中的黄金时期。

1965年初，物理学家托尔教授给杨振宁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说他要来看杨振宁。过了两天，托尔来到杨振宁处。

托尔即将就任纽约州立大学会溪分校校长，他希望杨振宁到那出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分校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

同时，该校物理系主任邦德，希望杨振宁接受该校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

早在1953年，杨振宁第一次应邀到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时，曾去过石溪，并对那儿的美丽景色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究竞是否接受邀请来石溪分校任爱因斯坦讲座教授，使杨振宁非常犹豫。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17年，已是那里理论物理的领衔教授，并已他的工作富有成效。

杨振宁认真地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接受了托尔教授的邀请。1966年夏天，他离开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在后来回忆搬家期问的心里感受时，杨振宁写道：

我喜欢这里朴实无华的乔治式建筑和平静而严谨的气氛。我喜欢它延伸到林中小吊桥的长长的通幽曲径。它是世外桃源。

它是一个冥思苦想的国度，住在这里的人都在默默地思考着自己的事情。研究院的终身教授们全是第一流的，到这里访问的人一般说来电都很出色，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

关于离开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职一事，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道：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

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象牙之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

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杨振宁离开象牙塔普林斯顿，走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他一生中非常勇敢的行动。

石溪大学位于纽约市东面，长岛的北岸。距曼哈顿约105公里，乘车一个半小时即可到达纽约市。校园内绿树环绕，环境幽雅。

石溪大学有很多专业在全美大学专业排名中名列前某，如：生物化学、生物、电脑科学、经济学、电子工程、工程学、英文、地质学、历史、数学、护理、音乐、物理和心理学等。石溪大学独特的教学体系，使其毕业生因学识渊博和具备创造性的思考能力，而受到广泛好评。

研究生升学率为全国平均水准的两倍。每年有六百多个企业机构来学校挑选人才。该校的很多教学科系和研究部门，在国际和美国的各种重要评比中获得四十多个奖项，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医学奖、普利兹文学奖、霍华德？休斯医学机构奖和国家科学奖章等。

在当时，石溪大学是一个普通的教学科研环境，同时杨振宁又要管理一个不大的研究所的日常事务工作，这样杨振宁由原先纯学术研究转为教学、科研、管理二位一体。

杨振宁在中国做研究时最佩服的二位物理学家之一的狄拉克，在1967年和1969年及后来曾多次作为访问教授来石溪工作。

杨振宁是按照严格的标准来组建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由于他在物理学界的声誉，不仅吸引了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来利这个研究所做教授、研究员，同时也吸引了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来石溪学院做研究。

在石溪期间，杨振了尽自己所能，创造条件来促进国际问的合作和友谊。中国科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时，首先访问的通常是石溪，然后杨振宁帮助他们联系，介绍他们到美国其它研究中心访问。

1974年秋，由杨振宁发起，托尔校长率领一个由美国部能物理学家及其配偶组成的代表团，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访问了中国。

通过这样的接触，帮助了许多中国学者来石溪与杨振宁以及其他的研究者一起工作。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杨振宁还曾与复旦大学一些研究微分几何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进行数年富有成果的合作，其中论文《规范场论的某些问题，Ⅱ》一文就是合作的成果之一。

杨振宁到石溪工作时，已逾不惑之年，而且还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去指导自己带的研究生和主持理论物理研所的工作，这似乎会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的思维更加的活跃了，尤其是更多的机会跟一些聪明的同学在一起，使得他的创造更具有活力。

在石溪的第二年，他便在统计力学中取得了重大成功，建立了杨-巴克斯特方程。70年代的时候，又发现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数学中纤维丛的联系，在80年时，又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振宁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他把一些很优秀的物理学者请到所里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购置了大量的图书仪器。这个物理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

但在同时，杨振宁的鬓发已渐有霜白，而石溪分校却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才。

在中美相互隔离几十年的日子里，杨振宁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无时无刻都不在深深地怀念着大洋彼岸的故土。

杨振宁学的是物理，其中有一部分是核物理，而核物理与原子弹武器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杨振宁为了不使自己有身份的危险而不能准许回国，他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直至后来，都不与这个方向接近。

与杨振宁教授共事多年的聂华桐教授用“血浓于水”四个字描述杨振宁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深情地说：

杨先生是牢记根本的一个人，对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常常谈起在中国生活学习的那些日子，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情景记得非常清楚。

多年来，我和他相处，我深深感到他对中国的关心，他关心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在改善，关心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心培养中国的人才，关心中国的前途。对于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扶助。

不仅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就是在华侨社会的人，也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中国的那种骨肉之情，在我和他相处的16年里，是深深地感受到了的。

1970年底，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

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指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春，美国国务院解除了美国公民不能到中国旅行的禁令。这让杨振宁感觉到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到祖国去看一看了。

经过一番的准备，杨振宁先给在上海的父亲杨武之拍了一封电报，告诉父亲他想要回国看看。

杨武之收到杨振宁的电报后，心中百感交集，一直以来他都是极力劝说和希望杨振宁能够回国看一看，而且相信杨振宁一定能够抽空回家的。但是，当时还没有这种在美国居住的“海外关系”回国探亲的事情，所以他还是担心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

考虑再三，杨武之决定给国务院写一封信，提出希望能够批准儿子回来探亲的报告。不久，杨武之就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就这样，杨振宁成为了第一个美籍知名学者访问中国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