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了甜蜜爱情

杨振宁在1948年获博士学位以后，应校方的聘请，留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当了一年教员。

1949年春天，一则消息在芝加哥大学传开了：“奥本海默教授要来芝大演讲关于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问题了！”

这消息引起了杨振宁的极大兴趣。

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教授应邀来到芝大演讲，内容是关于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问题。奥本海默自主持战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成了名噪一时的英雄人物，战后的1947年，他应聘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工作。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当年由一对犹太富商兄妹捐资创办，是全美国以至全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机构，其特点是只作研究不教学，而聘请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所里只有约二十位永久研究员，包括数学、物理和医学等领域，爱因斯坦是头一位获聘的学者。

此外就是短期的访问研究员，全部合起来也不过一百人左右，可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里理论物理学人才济济，是杨振宁早就向往的地方。听了奥本海默的精彩演讲，杨振宁更坚定了要到普林斯顿去做理论研究的决心。

于是，杨振宁去面见费米和泰勒，提出了到普林斯顿去的愿望，要求两位教授给自己写介绍信。两人深知杨振宁终非池中之物，也乐意代为引荐。

有这两位名师推荐，奥本海默当然不会怀疑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能力。因此，奥本海默收到推荐信后很快就回了信，同意接受杨振宁。

就这样，杨振宁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以“短期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杨振宁进入了真正的学术王国，在那里，思想是那样的自由，讨论是那样的开放，但争论以至竞争又是那么的激烈，脑子稍微一慢就会跟不上别人的思路了。

费米在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前，曾经告诫过杨振宁说：“高等研究院是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脱离关系，那里有点儿像古代的修道院。”

因此，费米劝杨振宁在高等研究院最好呆一年的时间，同时，他和阿利森、泰勒一起出面同芝加哥大学谈妥，保证在杨振宁做了一年博士后工作后把他返聘回来。

去了那里一年后，杨振宁非常喜欢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风格，那里学术气氛非常的活跃，20多个博士生，都是20多岁，思维非常的活跃，他们经常讨论，经常辩论，而杨振宁在那里的研究工作也做得很出色。

正因为杨振宁一直以来都表现的很出色，所以在1965年春，担任了18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职务的奥本海默决定在1966年辞去院长职务并退休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向研究院美个会推荐杨振宁为他的继任者。

为此，奥本海默找杨振宁谈话，提出这一建议。然而杨振宁的直接反应却是不想做这个学术界的象牙之塔的“首脑”，奥本海默让杨振宁郑重考虑后再作决定，杨振十在思考几人之后，还是决定不接受高等研究院院长职务。

他向奥木海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能否当一位出类拔萃的院长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毋庸置疑，当研究院院长决不会令我高兴。”

转眼间，一年时间已经到了，在当时，杨振宁想起了自己来普林斯顿之前费米的忠告，也感觉到这里不是久留的地方，但现在他却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在离普林斯顿不远的纽约，有了一个他日夜牵挂着的人，那就是杜致礼。

正是在附中这段彼此都留下美好印象的接触，为杨振宁和社致礼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的相遇，并结为夫妻埋下了缘由。

1950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如常到普林斯顿唯一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忽然间，他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的、清秀漂亮的女孩子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于是他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这一下，他清楚地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女学生杜致礼吗？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中看到杜致礼时，她来美国已有两年多了。

杨振宁与杜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

在异国他乡遇到了当年的代数老师，让杜致礼感到格外的高兴。也许这正是上帝的安排，两颗年轻人的心很快就贴近了。

不多久，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纽约举行婚礼。

翌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杨振宁按照中国人传统，写信给父亲，请爷爷给孙子取个名字。杨武之老怀大慰之余，给这位杨家的“长子嫡孙”取名光诺。

在为孙儿取名“光诺”的时候，杨武之的的确确没有想到，就在数年之后，杨振宁果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人。

后来，杜致礼说，她知道杨振宁在研究物理，非常的用功，并且杨振宁为人正直，于是就嫁给了杨振宁。

一篇是记者采访文章，介绍杨振宁夫妇的家庭生活，文章中写道：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身边总有个娇小的身影，穿着素色便装，白球鞋，避开人群的注意，以微笑回答大部分问题。她是杨振宁的贤内助杜致礼女士，物理学家成功背后最重要的女人。

杜致礼其实健谈极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学音乐。”杜致礼说，当年父亲总认为“音乐”对战乱中的国家“用途不够大”，希望她能学英文，更何况抗战中的广西省，音乐书、乐谱难得一见，她的“作曲家的梦”就这样远了。

爽朗的杜致礼以她主修文学的眼光，谈到了杨博士的文章。在这一趟“杨振宁旋风”中，许多人都对物理学家隽永的表达，与精练的文笔感到惊讶。杨夫人分析杨振宁的散文却只是“如写科学文章，简单明了，不擅修辞。”

写情书时也这样吗？杜致礼眯了眼睛说，杨振宁写信好比有清楚模式“第一点，我爱你；第二点，我爱你；第三点，我爱你。”看来一目了然。

一板一眼的科学家与纤细的文学心灵，却度过了35年“恰恰好”的婚姻生活。杜致礼反而觉得“两个物理学家结婚，上班、下班都是谈物理，岂不枯燥？”而所交往的物理学家里，也有很多玩乐器的。杨振宁虽然不会弹奏，却也和夫人学会了欣赏、不仅听巴哈、贝多芬的古典，近代的音乐也不放过。

身为一位杰出学者的太太，杨夫人承认必须比别人多付出一些，才能扮演“称职”的妻子角色。同时，也印证了“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伟大的女性”的说法。

此前，杨振宁的婚姻大事，远在祖国的父亲也非常关心。杨振宁后来回忆道：

父亲对我在芝加哥读书成绩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可是当时他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

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帮忙！”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又是外交家，但他的婚姻是在乡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下完成。娶了一位“小脚太太”。其后大半辈子，胡适不是没有过感情的冲击与涟漪，但他始终没有离弃这位原配的夫人。

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在杨武之、胡适身上发生过这种包办婚姻的现象，已经不可能在杨振宁的这一代身上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