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钟宽洪在一间被木槿花树簇拥着的小楼上，一个四五岁的瘦小男孩，正缠着表

哥表姐讲故事。 “从前⋯⋯”一个个故事接着往下讲。有开头就有结尾。终于，表哥嘴

里没词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 “怎的，没了？”正听得入神的男孩慌了，问。“没了。”

“真的没了？” “嗯。”

男孩二话不说，扑上去抓住表哥，扯过他的手臂就乱咬乱捶一气，够蛮横的。身边的大人们虽然直摇头，可看他年纪小，又没有兄弟姊妹，就总是让着他，疼他。隔不多久，这个男孩跟着大人到离城 10 里地的杨广乡下，一座叫灵宝寺的寺院里赶庙会。在那儿吃素斋时，席间不知谁冲着男孩问了句： “这两天又听了些什么故事，还咬不咬人啊？”不料这男孩听了，脸色一变， 再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席上的人们忽然发现这男孩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不觉慌张起来，饭也顾不上吃，急匆匆分头到处去找，田边，路上，河岸， 树丛中⋯⋯到处都不见他的踪影，可把大人们急坏了：这么丁点年纪，他能跑到哪儿去哇？

其实，他早溜回家了，这时已经在小楼上，倒腾他那些不知已看过多少遍的破旧小人书了。

这个淘气的男孩便是我。

我家小楼上有个小小的木书架。里边的书不多，一本《三字经》、一本

《百家姓》、一本《西游记》，还有一部《聊斋》和几本小人书。家里穷， 没钱买书，小书架大半部分空着。

上小学前，父亲教我念《三字经》，大部分字都不认识，只好背诵。背去背来，居然正背倒背都行。《西游记》和《聊斋》，先是听大人讲，后来上了小学，认了些字，才硬着头皮看的，虽说不少字不认识，可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对于书多的人家，我羡慕的了不得。有时到外婆家，我会穿过绿绿的树丛，来到河塘边，想开心事：要是我有好多好多书，那该多好啊！

可这哪能呢？

自从 9 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的日子就艰难了。菜油灯下，母亲做针线活来供养瘫痪在床的祖母和正在上学的我。母亲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故事。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后来大多成了我写童话的素材。遇到花鸟鱼虫，耕作节令等等自己不明白的事儿，便去问母亲，她都能回答出来，让我的写作能顺利进行下去——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一家三代人忙着对付艰辛的日子，压根儿没心思来想别的事儿。一天晚上，月光射进我家的小窗，照在我的小书架上，我翻着那些不知

已被我看过多少遍的书——已经再也找不到可看的了，我心里很烦躁，忽然， 我指着小书架，大大咧咧地说，“妈妈，等我长大，我要写好多书，把这个书架装满！”

当然，在当时这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新中国的诞生，让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 12 岁那年，家乡解放了。我的面前展开了新鲜迷人的天地，在中学里，语文老师把他丰富的藏书

借给我，鼓励我投稿。于是，我便偷偷摸摸把自己作文本上扯下来的东西寄出去，居然有两篇在沈阳的《好孩子》杂志上登了出来。

⋯⋯

几年之后，在首都北京，我见到了从小非常敬慕的前辈作家张天翼、杨朔、金近老师，听到他们慈爱的教诲，以后 40 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把为孩子们写作的事坚持了下来。

我主要写童话。我的童话分为两类：田园童话和都市童话。前者如《金钟山》、《水晶楼》、《金葫芦》、《金沙江边三只鸟》、《老鹰山》、《白云公主》等，在这几本书里，我描绘了故乡的荷塘，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故事， 有较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后者如《通天电梯》、《鸟语广播电台》（系列童话）、《风儿特快专递》、《老鼠快餐店》、《蟋蟀 BP 机》、《哇啦二将》、

《香味磁带》、《夜莺卡拉 OK 厅》、《及格保险公司》、《万能旅游包》等， 这些童话有的被改编为电视剧，有的被海外儿童报刊转载。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所写的书远远没能装满家乡那个小书架，我童年的宿愿尚未了却。我还要努力。不但要写得多，还要写得有趣，让小朋友们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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