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作文能带来好运

一位相识不久的女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她那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读了我的一篇关于打蟑螂的散文，爱不释手，反复读了许多遍，几近背熟，并对文章的作者非常崇拜，很想求教一下如何写作文。对此，我原本并无热情， 觉得对阅读面狭窄的小学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听得这位做母亲的夸赞其女儿如何大量阅读，连莎士比亚全集都读了，这才积极起来，生怕挫伤了一个小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性。

电话打来，小女孩说的第一句话立刻打消了我的原计划——谈写作技巧，因为她的开场白是：“您小的时候害怕写作文吗？”

我是实话实说，“不但不怕，还十分喜欢”。从电话线里传来的声音立刻变了调，她似乎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也同时知道了，她是千百万怕写作文的孩子之一。

怕写作文的孩子总是大多数，爱写作文的孩子则总是极少数。现在的孩子如此，以前的孩子也一样。我记得，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全班四十多名学生里只有三个人表示喜欢写作文。

我说自己当年如何喜欢写作文，这话不假，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有很多时代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说实话，如果让我今天做中小学生，恐怕也会成为不爱写作文的学生大军中的一员。

我的中小学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由于那时的学生多是只上学、不上课，所以，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我完成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时，我已上了初中二年级。而从高一的第二学期起，老师就没再布置过作文。也就是说，我在整个中小学阶段只写了两年半的作文。

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数理化，不喜欢语文。那时的语文教材里充满着政治说教，令人难以忍受。当年之所以能在不喜欢语文的同时却喜欢写作文， 并没有太多的主观因素，仅仅是因为语文老师的作文审美标准和我的文风很相符，使我的作文总能得到全班最高的评价而成为范文。确切地说，那时的我喜欢写作文仅仅是因为不用费力气也能得高分。

文革期间是文风很差的年代，绝大多数同学都深受其害，写作文时照着各种报纸大抄特抄，而且喜欢堆砌形容词，结果作文总是写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她喜欢简洁明快的文字。我记得她给我的一篇极短的作文的评语只有两个字：“凝炼”， 当即令那些字数超过我五六倍，甚至十几倍的同学很不服气。其实，在文字审美的倾向上，我原本与别的同学没什么两样，只是后来看到鲁迅先生的一段忠告，即如果只有写短篇的素材就不要写成中篇甚至长篇，遂有了以“短” 为美的写作观念。另外，曾看到某位大师的告诫，即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形下， 不要使用形容词，遂有了建立朴实文风的概念。

尽管文革期间的文风不正，但由于没有升学考试，所以，学生们不需要操练应试作文，老师们也可以摆脱八股式的作文评价标准而尽情地按自己的

作文审美标准来向学生提要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非常偶然的幸运。其实，老师对作文的要求是因“时”而异的，我记得当年我母亲，作为一个小学的高级教师，在指点正在上小学的我姐姐写作文时，一再强调要多读课外书，并为女儿借了大量的各种课外书；到了今天，当她辅导我的外甥写作文时，却鼓动孙儿多看范文，并为他买了大量的“作文精选”之类的范文书。

在此，我并无意贬损范文，不是说被称作“范文”的作文写得不好，而是觉得大多数的范文写得太“规范”了。为应试而写的作文，大都有着八股式的文章结构，高、大、全的思想意境，似曾相识的遣词造句，结果难免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孩子们自己的语言其实很丰富，也很生动，可一写作文总喜欢或拿腔作调，或原封不动、鹦鹉学舌般地抄别人。记得前不久，电视里播一个关于素质教育的新闻调查片，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某中学生在课堂上念自己写的作文，这无疑是范文了。可我一听，这位中学生正读的那几句居然是某畅销杂志上转载的一篇文章里的精彩段落，这杂志偏偏就在我手头， 翻开一看，一字不差。

抄成人达到发表水平的既成之作，对于中学生来说，这的确是投入少、产出大的便宜事，只要抄得巧妙，那埋头于作业本堆中而无暇看大量刊物的语文老师是较难发现的。但是，靠抄袭的方式来写作文，对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却只能是有害而无益。

写作文的重要性是无需赘言的，每个学生都知道这是中考、高考必过的关卡。然而，绝大多数学生还只是把写作能力视作应试能力，似乎考完大学， 写作能力就算完成历史使命了。其实，写作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立志从文的人来说，写作能力无疑是挣钱的本钱；对于立志搞研究的人来说，论文的质量依赖于写作能力；在机关里工作的人，更是每日公文写作不断⋯⋯

说写作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作为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在我的生存出现困境的时候，帮我摆脱困境的不是数学能力，也不是物理能力，甚至不是工程设计能力，却偏偏是写作能力。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地处京郊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工作两年后，按国家规定可以报考研究生，但该单位领导竟制定了“不许考研”的土政策， 在几经争取无效之后，有意考研的我不得不决定调动工作。开始，我只是谨慎地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在历尽了不被录用的处境之后，才偶然从某个应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们单位本来是打算要我的，可是一到我所在的单位去外调，听得的言词都是关于我如何地调皮捣蛋，于是就不敢要了。一旦知道了内情，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极为糟糕的，到如此地步想不走都不行了，而暗中的绊儿又使我走不出去。所以，我改变了求职的原定方针，不再考虑专业、工作性质，只要对方肯要我就行。

从报纸上得知某家报社招聘记者编辑，迫于生计，我没有多想就前往应聘。这是我应聘的诸单位中，离我的专业差得最远的职业，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校对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报纸的基本运作程序，至于记者编辑的具体工作内容也搞不大清楚，这次应聘于我仅仅是碰运气而已，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何况仅招数人，却有二百多人报名应聘。

这家报社招聘考试的形式是闭卷笔试且分两部分，其一是报纸编辑的基础知识，其二是写一篇命题作文。显然，前者是可以临阵磨枪的，而后者则只有靠平时的写作能力了。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改行之际”，因为前来应聘的人中几乎没有学新闻的，像我这种理工背景的人倒非常多。

我的故事的结局很圆满，也就是说，我被录用了。后来我得知，是作为主考官的报社主编看中了我的作文，被列为第一。尤其令我感激不尽的是， 当报社派人去我当时的单位外调并带回了一连串可怕的评语时，这位主编找我面谈了一次，然后，认定我正是他想要的人才而不是什么捣蛋鬼，故力排众议，不改初衷。

我进报社后，主编告诉我，考生的所有作文考卷都是由他审阅的，令他最不满意的是，很多考生作文的第一句话都是“我从小就喜欢语文”，还有不少人虽没把这句话用作开头，却仍使这句话出现在作文中的其他地方。主编对这句话显然是深恶痛绝，他一看到这句话，就不再往下看了，因为他认为，编辑不是文字匠，故当编辑和喜欢语文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主编对我说， 他看了我的作文的第一句，眼睛就一亮，因为这句话是：“我从小就喜欢做梦。”

其实，我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语文，所以，这句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我的作文里出现的。另外，当时我对报业的一切都太陌生， 连“编辑是文字匠”这种大众化的概念也丝毫不具备，由此，面对一个几近一无所知的职业，我只好在朦胧的白日梦中去寻求作文的灵感了。

这段经历至今使我感叹万千，在我如困兽一般走投无路时，居然是一篇作文给我以转机。当然，我很幸运，我碰到的这位主编是在北京的新闻界里颇有名气的“鬼”才，能得此殊荣，不仅是因他的足智多谋，更是因他那强烈的创新意识。我想，如果主考官不是他这种类型的主编，而是一个具有与他极为相反的气质、个性的人，那么，同是一篇作文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谈到作文评价的相对性，的确是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不同的老师对同一篇作文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譬如，某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变了”。有个考生为此写道，他在路边骑车，不小心撞倒一棵小树苗，本想一走了之，后来还是停下来，扶正了树苗，又将也被人撞倒的绿化宣传牌重新插好。对于这篇作文，第一位阅卷老师给了最低等的评价， 认为题目是“变了”，而全文却找不到一个“变”字，明显文不对题！但在复评时，这篇作文被判为优等，理由是，小作者没有单纯地就“变”写“变”， 意蕴深长，是难得的一篇佳作。

试想，连受过统一判卷标准训练的判卷老师都有如此相左的作文审美观，更何况其他人了。所以，一个学生大可不必因一个老师的夸赞，就觉得自己的作文真是完美之作；也没必要因一个老师的不欣赏，就自卑于自己的文字风格。当然，有几点原则我认为还是比较普遍适用的基本要求：内容及文字的逻辑性；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朴实无华、简洁明快的文风。另外， 鉴于考场上的应试作文与社会工作、职业上的文字写作要求不一样，所以， 作为学生，恐怕要同时发展两种类型的写作能力，这无疑是出于生存上的需要。

对于学生来说，写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利于考试的中榜、求职范围的拓展等中期和远期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思维训练这一近期目标的达成。写作其实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所想写出来，如果写不出来，说明缺乏思考，如果写得困难，说明思维不清晰。因此，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开展思维、整理思维、深化思维的思维训练过程，而一定的思维水平是任何人在任何职业中取得任何成功的基础。

作为一个曾经是爱做数学题胜过爱写作文的人，我想告诉青年学生的

是，无论对立志学文的人，还是立志学理工的人，写作能力都是比数理能力更基本的生存能力，其基本性不仅在于表面上就能看得清的实用性，更重要的是其潜在的、不易被看清的对思维水平的调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