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与求异

有位编辑把他十分欣赏的某作者的文章给我看，而我却不以为然，于是他大叹：文人相轻！而我对他所下的这个结论还是不以为然，既然吃饭可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没有人认为这是食人相轻，为何文章就不能各有所好呢。其实，不仅仅是文章，其他诸如择友、择业、择偶⋯⋯事事都存在着因人而异的口味。这原本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我们却常常对这些差异的存在感到不舒服，确切地说，是对与己不同的异议感到不舒服。

从思维习惯上看，我们中国人倾向于求同而非求异。平时经常可以看到， 原本是一般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可往往是争着论着就演变为人身攻击，最后竟至反目为仇。其根本原因是，习惯于求同的中国人忍受不了由异己、异议带来的心理压力，致使争议极易导致争吵乃至失去应有的理智。另外，中国人一般不相信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能和平共处，更不用说友好相处， 所以，人们对持异己观点者往往总是有着本能的排斥心理。

在国外，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即一个学生在求学于老师并追随于老师数载之后，会因发现先师理论之不足而另立门户、另树理论流派，甚至于同老师对着干。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很多学科的理论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学生反对老师的历史，而这种“徒弟”对“师傅”的“叛逆”则恰恰是学科向前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我们中国，这种“叛逆”现象是很少见的。常见的

倒是，老师因学生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而不让学生的论文通过。

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实行的是“严进宽出” 的政策，即以严格得近乎苛刻的入学考试来把好学生的质量关，到学习期满， 只要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论文符合指导教师的要求，就都可以毕业。在此， 学生的毕业论文无论写得多平庸，只要没有违背导师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影响毕业。但是，学生如果违背导师的意愿且固执己见，那么，即使论文中的观点富有创建性，只要过不了导师这一关，就别想正常毕业。因此，中国的学生是不能也不敢背离老师的，同时也必然是难于超越老师的。

中国的考试制度可谓最完美的求同训练，它促使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努力。这种趋同化的学校教育使中国的学生练就了寻找标准答案的硬功夫。所以，在各种有统一答案的国际比赛中，我们中国学生总是技高一筹、出类拔萃。然而，一旦超出了具体的框架、具体的限定，一旦面临“求异”性的活动，如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观点、搞出有突破性的研究与发明等等，中国的学生就不行了。因为，长期的求同训练使我们的学生已经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独创能力了。

求同与求异的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美国的小学生独自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查找有关资料、并综合使用这些资料来写作诸如“怎样看待人类文化”之类的作文时，我们中国的博士生考生还在专业理论卷子上做着需要死记硬背并有着统一答案的填空题。实质上，学生能力上的缺陷反映的是教育体制上的缺陷。目前导师制的研究生考试形式，驱使学生致力于摸清导师的观点、思想，以便尽力迎和导师，而不是独立思考。由于最能圆满迎和导师的人往往是其徒子徒孙，即本校学生，因此，中国的大学总是近亲繁殖的最佳场所，于是便形成了一代更比一代差的状况。

在中国，文科类考试的论述题居然也有标准答案，即限定了论述的范围， 需包含的要点少则七八条，多则一二十条，少一条就扣相应的分数，所论述的部分甭管答得多有创建性，没答出足够多的要点就别想得高分。毫无疑问， 这种“求全”式的“求同”必然是高精度的“求同”，这种高精度的“求同” 在现有考试制度的鼓励下已把重复前人的工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为了达到这个高度，学生们必须精通于他人之他论，而倘若所记所背确属高论， 背记一番也算值得，但多数考试内容并无记忆储备的价值。

求同化教育的结果是思维僵化，从小接受的求同训练使学生们逐渐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能力。由此，我们的学校教育便培养了一大批出口成章但均引他人语，挥笔成文且皆摘他人言的录音机式的“人才”。“求同”限定了答案，同时也就限定了思维。答案是确定的，结论是前人已有的，这里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只需要重复已有的定论，而停留在重复水平是永远不会有创新的。

求同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求同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交往活动。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不习惯于差异的存在，因而很难容下别人的不同意见，更不会从对立面的观点中吸取有益的内容。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人的创造力，越来越需要多样化带来的活力。为此， 我们有必要改变原有的求同化的思维方式，逐渐习惯于差异的存在，并能意识到差异所带来的多样化与丰富化，进而学会在差异中发现启示，在差异中发现反向思维，以及在差异中发现创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