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甲打乙”难成功 改策略“黄埔建军”奠基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国民党失去了新建立的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未能实现。孙中山继续奋斗，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袁世凯被打倒了，但北洋军阀的各派系仍然交替着统治中国，造成“满清季世，俗靡风颓，不肖官僚，励精图乱⋯⋯洎乎民国，绵绵延延， 滋蔓日广，举世所奉之伟人政客，多与官僚相通，或者变本加厉，每况愈下” 的局面。这对于一手缔造中华民国，把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国会、约法等成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孙中山，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京政府采取建议、谴责等和平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为挽救共和事业，只能依靠武力手段了。

1917 年 6 月，孙中山庄严宣布：“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孙中山从此致力于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事业。

要北代，需要北伐基地，更需要北伐军队，可是此时的孙中山，既没有基地，更没有军队。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时期，孙中山已经吃够了手里没有武装力量的苦头，所以他决心要掌握一定的军队。而此时， 西南诸省的一些军阀，特别是广东的军阀，表示欢迎孙中山南下。孙中山考虑再三，他认为西南诸省是他早年革命时着重经营之地，广东更是他最熟悉的民主革命策略地，也是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的重要活动地区，应当是有革命基础的，西南军阀的武装力量也是可以倚重的，孙中山决定回到广东去。

1917 年 7 月 3 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人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之后，又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同时致电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 6 省督军及各界，希望“火速协商， 建立临时政府”。17 日，孙中山率领受革命影响、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应瑞”、“海琛”两艘军舰，到了广州，竖起了拥护约法的旗帜。8 月 25 日， 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 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军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军政府的武装力量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孙中山对唐继尧和陆荣廷等南方军阀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这些人都几乎曾经参加或者附义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在孙中山心目中曾留下过好印象，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些人的特殊的阅历和地位，使孙中山认为完全可以加以依靠以“倚南讨北”。但是，孙中山并不明白，在当时， 西南 6 省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有护法的基础，可是由于社会基础仍为地主军阀所盘据，在这非“民国干净土”上所滋生出来的军阀势力并非真心实意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

西南军阀虽然发表过堂哉皇哉的讨逆护法宣言，但他们终究是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集团。他们具有扩大权力和地盘的无餍野心，而这种野心又和他们拥有的军事、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差距，所以他们只能掬兵自固，保住现占地盆，其较强者则在附近省份实行弱肉强食，互争雄长。他们和窃取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固然有矛盾，有争斗，但也有联络和勾结。他们之所以“拥护”孙中山护法，不过是想借孙中山的影响和“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邻省之实效。

陆荣廷占据两广，以广东为其霸业的中心。他的野心是求得“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他既为南方一霸，因而极力排斥这一地区的异己势力，更不愿有一个护法军政府置于他的头上，故迟迟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只是因为他拥护冯国璋而反对段棋瑞，加之除桂系之外的其他多数驻粤军队对孙中山南下持欢迎态度，他才觉得也可以借用孙中山的力量与段棋瑞抗衡，实现武力统一南方的目的，才对孙中山南下护法暂取容忍态度。

唐继尧也迟迟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唐继尧本为滇系军阀头子，志在囊括滇、黔两省，并垂涎四川，欲做“西南王”。他和北洋军阀有矛盾，所以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表示了赞成之态，并通电拥护护法。唐继尧对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权虽无直接的地盘之争，但他不愿自己的驻粤滇军被纳入护法轨道，更不愿因此得罪桂系，所以暗地里也对孙中山南下护法进行阻挠。当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通电揭露桂系与直系军阀勾结，要求拥护孙中山护法时，唐继尧大为恼火，斥为“乱说”，电责张开儒“言大激烈，有损无益， 今后应特别注意”。

这样，孙中山拟进行的北伐事业可以侍仗的陆军势力，实际上只有驻粤滇军张开儒第三师、方声涛第四师和林虎一旅。但林虎又远驻雷州，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其他如魏邦平之警察兵、仅只凑数。张开儒等虽拥护孙中山护法，但他们寄人篱下，不断遭到桂系军阀的横暴排斥和压迫。军政府刚刚成立，北伐正在筹划之际，桂系就釜底抽薪，通知张开儒、方声涛，“如滇军离穗，即付给六十万元”，想藉此支使滇军脱离孙中山的领导。驻粤滇军还要受到唐继尧的遥控。当桂系军阀对坚持护法最力的将领张开儒捍卫军政府的行动横加污蔑攻击之时，唐继尧即下令撤掉张开儒的滇军师长之职， 改组驻粤滇军，从而使孙中山讨伐北洋军阀时无兵可派。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能把护法运动继续下去，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去争取陆荣廷、唐继尧本人对军政府的支持。

陆荣廷是不愿承认军政府的合法地位的，他不仅以各种借口不就军政府元帅职，还与陈炳焜、莫新荣一道，散布攻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言论，拒绝为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提供经费，甚至连对孙中山在广州找一个设立大元帅府的地点都多方刁难阻挠。孙中山为顾全护法大局，一再委曲求全，除多次促请陆荣廷宣布就元帅职外，还派张继专程到广西向陆荣廷表示，只要陆赞同护法，孙中山可以“降心相从，即退让亦无不可”，甚至表示愿亲自到广西和陆荣廷面商护法大计，但陆均不答应。

陆荣廷难以争取，孙中山不得不对唐继尧寄予更大的希望，甚至希望能够“联唐以制陆”。为了“联唐”，孙中山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专程赴滇游说，对唐继尧所提要求，也作了某些迁就和让步。当时，川、黔和川、滇以及川军各派之间混战不已，唐继尧的图川野心受到各方牵制和遏抑。孙中山为能争取唐继尧迅速图川成功，进而出师武汉，实行北伐，竟满足唐继尧要当靖国军总司令的要求，通电号召统一川、滇、黔的军事行动，设立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担任。

然而，孙中山对陆荣廷、唐继尧的一再退让，并未因此获得支持，反而视孙中山为无能，开始公开拆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台。

到了 1918 年 2 月间，当孙中山还在为北伐而竭尽全力时，桂、滇系军阀、政学系政客，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已公开合流，加快了反对孙中山的步伐。他们频频密议，要求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合议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

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领导，通过军阀、政客的“合议”，以南北妥协（实即以南方屈从于北京政府）来消除护法运动。

孙中山虽然坚决反对军政府改组，可是他已无法改变局势。4 月 10 日， 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将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之后又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及孙中山等 7 人为军政府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完全被排挤了，其护法旗帜已被砍倒了。

孙中山终于明白，西南军阀之所以当时“欢迎”他南下，完全是为了利用他的影响以增加与北洋军阀谈判的筹码，而一旦议和成功，则就不需要他了。唐继尧、陆荣廷和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护法运动的大敌，“南”与“北”， “如一丘之貉”。5 月 21 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离开了广州，他决定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而不再走联络某一军阀打击另一军阀的老路。

在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将他经过反复力争才取得的 20 营省防军交于了他颇为信任的护法将领陈炯明。孙中山辞职时，把这支军队组成“援闽粤军”，又集合惠州等 12 营，先后出发东江，准备援闽。后来，孙中山又抽调革命党人中的一些军事骨干，分任这支军队的各级领导，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这支军队给予了不断的关怀和指导。他派朱执信、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前去陈炯明处予以协助； 又两次抵押上海住宅，以在经济上接济陈炯明。

1920 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宾权而大战于粤北。孙中山乘机向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湖南的张敬尧、谭延阎等加强联系，敦促他们分头从云、贵、湘三方面围攻两广，又令陈炯明率军回师广州。陈炯明经过苦战，攻克惠州，进占广州，驱走桂军。孙中山对陈炯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委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将广东军政大权交予了他。11 月底， 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等人，从上海重回广州，重新组织了军政府，继续高举起护法的旗帜，筹组北伐事宜。

尽管护法的军政府是重新建立起来了，但是，孙中山和他的这届军政府一开始就面临着较上届军政府更为严峻的情势。在外交上，帝国主义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完全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财政上，外交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以军政府的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原定的将关税余额的 13％划拨军政府。而更严重的则是陈炯明对孙中山的背叛。

虽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为其组建并一直寄予厚望和鼎力资助的。但是，羽翼已经丰满的陈蛔明，早已蜕变为军阀，此时已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由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武力中心主义已发生动摇，无力问鼎中原，希图偏安一隅的南方地方军阀，企图利用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心理，以保境安民为口实，割据一方。陈炯明就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之所以率军回广东，并不是为了欢迎孙中山来建立军政府，而是为了据有广东这块富庶地盘。拥有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军队，他挂起“粤人治粤”的旗号，标榜联省自治，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在广东乃至两广的军阀统治。

孙中山因为自己没有军队，所以对陈炯明寄予厚望并一再迁就；而陈炯明为独霸广东，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决心与孙中山分道扬镳。1922 年 3 月21 日，正当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事宜时，陈炯明派人行刺了留守广州、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邓铿；6 月 16 日，当孙中山回广州时，陈炯明下令炮轰

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导致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的失败，这次失败， 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没有想到将枪口对准他的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

两次在广东组织军政府的失败，根本原因都是军事谋略的失败。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不仅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是革命的死敌，难以倚重和依靠， 而且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因此，要继续革命，必须寻求新的同盟者。经过痛苦的反思和总结，孙中山终于在共产国际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创办了黄埔军校。于是，形势才真正为之一变，一支不同于旧式建军方法的， 像苏俄红军似的，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革命军队建立起来了，并随即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显示出了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在孙中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军事斗争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而在 1924 年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他不得不将斗争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当时的军阀的支持，因而在军事谋略上一直采取依靠或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方式。虽然孙中山在这里面有幻想，也有策略的运用，甚至也获得过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策略最后都导致了孙中山的失败。在两次护法斗争中，孙中山曾幻想依靠西南唐继尧、陆荣廷去打击北洋军阀，又想联络唐继尧以制约陆荣廷，后又对陈炯明寄予厚望，但结果都只获得了失败。孙中山毕竟是一代伟人，他最终认识到了这种谋略的不足，从而决心学习苏俄，联合中国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这种谋略的调整，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效果，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化的国民武装，终于成为继承并完成孙中山遗志，铲除军阀的基本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