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妄想“速战速决”

毛泽东规划“持久之策”

1937 年，资本主义世界旧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创伤尚未医好，新的经济危机又即将发生。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武力霸占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便加紧了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和行动。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长期扩军备战，片面发展军需工业，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使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更加尖锐化。为缓和国内矛盾，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日本的地主集团和垄断资产阶级，都极力支持法西斯军人掌握政权，支持发动独占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抗日战争也全面展开。抗日战争应当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众说纷坛，而毛泽东宏论一出，为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

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部就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以少数精兵在短期内迅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结束对华战争。他们还计划：战争发动后，在华北，两周攻陷大同，一个月攻下山西全部；在东南，10 日内占领上海，然后分兵直逼南京，胁迫国民党政府作“城下之盟”；如达不到目的，再用 3 周的时间攻下南京，1 个月攻取武汉，然后乘势由武汉南下取湖南，由华南登陆占广州。他们梦想在 3 个月内全部结束对华军事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并未认真布防，使敌人有机可乘，但广大的爱国官兵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勇抵抗，打破了日军 3 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虽然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的广大地区，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纷纷失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这种情况下，除国民党中的少数亲日派大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亡国论调外，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抗日。大敌当前，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当采取何种谋略？在抗日战争中，当如何才能战胜具有先进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针对这一切问题，毛泽东精辟地提出了他的见解并为其制定了正确的谋略。

为要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制定一条适合抗战新情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建军原则上，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示全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1937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在战略战术原则上，面对着敌强我弱，日本侵略军残酷进攻和国民党借刀杀人，即借日军之手消灭或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把正规军变成游击军，把

正规战变成游击战，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这样的战略转变方针一经洛川会议确定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就多次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发出指示，反复强调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的重要性；指出分散兵力，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是战胜敌人独一无二的办法；整个华北，都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为了批驳这种错误观点，教育人们在历史的转变关头，适应和跟上形势，更好地实现战略转变，毛泽东在对形势和军事作了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于 1938

年 5 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需要有它自己一整套的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原则；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还要建立根据地，要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切就使抗日游击战争走出了战术的范围，上升到战略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根据实际情况，为由正规军改变为游击军，由正规战改变为游击战的八路军，提出了六项主要方针或原则，即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 6 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切盼抗战的胜利，但抗日战争究竟会如何发展？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间都没有解决，特别是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更加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影响人们对抗战的认识和动摇人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亡国论”主要来自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就公开制造舆论，到处散布“中国武装不如人，战必败”， “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 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所灭亡）等悲观论调。抗战开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里却仍然很多，尤其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战场上的大溃败，“亡国论”又嚣张起来，他们公开宣扬“再战必亡”。汪精卫竭力散布战争恐怖论，说什么：如果战争再打下去，“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他们还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鼓吹“亡国论”。由于汪精卫一伙的叫嚣，再加上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长驱直入，这种“亡国论”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许多人对抗战丧失了信心。

“速胜论”来自两个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是“速胜论”的主要代表。他们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幻想依靠美、英等国的援助，迅速打败日本；或者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上；或者幻想日本国内

发生变化，从而迅速结束战争。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等人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当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更冲昏了蒋介石集团一些人的头脑，“速胜论”唱得更加起劲。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发表的一篇题为《这一战》的社评中，把台儿庄胜利后的徐州会战当作“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了。但是，没过多久，当徐州失陷，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时候，这种“速胜论” 就宣告破灭，许多人又陷入了“亡国论”的悲观境地。

在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存在着轻敌主义的“速胜论”。他们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只看到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反动腐败的一面；只看到国民党有 200 多万军队，就认为只要国民党同共产党一

起有效地打击日本，日本就不值一打，不出 4 年，就可以打败日本，取得抗战胜利。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极端错误的，对抗日战争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它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瓦解着中国人民的斗志，影响着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中国共产党除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外，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人，都在报告或论著中，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他们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充分动员民众，依靠民众是坚持持久战的基本条件；并批判了恐日病者和急性病者散布的民族失败主义。

为了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全国人民指明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光明的前途，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讲演。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用客观全面的观点总结了 10 个月来抗日战争的经验，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科学论断。

毛泽东从具体分析入手，首先指出了抗日战争总的特点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即是说：日本所进行的是反动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而中国则是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年代。战争的性质及时代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根据中日战争的性质及时代特点这个总的判断，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着的 4 个基本因素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据有关材料统计，当时日本年产钢 580 万吨，拥有作战飞机 4000 多架，海军舰艇 126.8 万吨；

而中国钢的产量只有 9 万吨，作战飞机 305 架，海军舰艇 5.6 万吨。日本在军力、经济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

日本所进行的侵华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战争；而中国所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日本是小国，地小（领土面积只有 37 万多平方公里），物少（资源贫乏），人少（人口约 7000 多万），兵少（100 多万军队），因此，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是大国，地大（当时我国的领土面积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物博（资源丰富），人多（人口约 4.75 亿），兵多（300 多万军队），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日本是失道寡助，中国是得道多助。苏联政府从抗战爆发后陆续给了中国 4.5 亿美元的贷款，供给了大批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枪枝弹药，并派来

航空志愿队 2000 多人。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来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印度派来以柯棣华为首的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战。1938 年 2 月，国际反侵略总会在伦敦召开援助中国大会；英国反侵略分会则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日本侵略者却遭到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和反对，处境十分孤立。

从以上 4 个因素可以得知，日本只有一个长处，即“强国”，其余三个即“退步”、“小国”、“寡助”，都是短处；中国则只有一个短处即“弱国”，而有三个长处，即“进步”、“大国”、“多助”。日本由于有一长，是帝国主义强国，这是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同时，在目前它的三个短处，暂时还没有发展到抵消它的长处，所以它还能嚣张一个时期，但是，那三个短处又毕竟限制了它的长处。所以，日本的强是相对的强，暂时的强，也就是强中有弱。而中国，短处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很弱，所遇到的敌人，又是帝国主义中的强国，所以暂时还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但是，它还有三个长处，其中进步性是主要的，因此，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

从发展的观点着问题，中日战争中存在的这 4 个因素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日本是帝国主义，它的反动性、野蛮性将随着战争的发展日益暴露；中国的进步性，也将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日益发挥。“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由以上 4 个因素就决定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这是一般的方针，不是具体的方针。具体的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进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则是战役的反攻战。在作战形式上，运动战在整个战争中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敌我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所决定，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出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我军的正确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指明了争取胜利的道路，坚定和增强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事实，雄辨地证明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无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