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防现代化

实施百万大裁军

有关“裁军”的问题，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我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我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 1945 年以来，各种形式的栽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

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绦乱。可是，尽管人人都在喊裁军，并且喊了 40 年，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 已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然而，在 1985 年，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却传出了一个消息：

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裁军 100 万。

中国政府单方面实行百万大裁军的消息不能不震惊世界。

邓小平的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尚枪声未绝，全党正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正处于大刀阔斧改革图新、新旧更替之时，百万大裁军，势必引起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

然而，当 1986 年这个“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邓

小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 100 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这一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之所以要裁军百万，主要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性能，即为了保持一支能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行动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衷心赞扬。

联邦德国的《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说：中国裁减军队 100 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犊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单方面裁军百万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决策的伟大意义更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那么，邓小平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呢？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全局和发展方向。新中国诞生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人民军队也随之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但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因而军队的建设一直“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这虽然有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

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尽管中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 年，中国的军费只有 191 亿人民币，折合 60 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 20％；还不及当时苏联军费的一个零头。但是，中国军队的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中国在 1953 年至 1983 年 30

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 1982 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 200 亿人民币。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

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 1∶4.56；美国为 1∶ 6.15；联邦德国为 1∶10；法国为 1∶17。而中国是 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锐的话，从1975 年讲到 1985 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抓编制”、

精简“消肿”作为首要任务。在以后的 10 年间，也进行过三次精简整编：1977 年 12 月，中央军委确定继续贯彻精简整编方案；1978 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不再列入军队定额；1980 年，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但是，由于一些人头脑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总是缩了又胀，再缩再胀。

经过几次整编，中国军队的员额已减到 400 万。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

他在 1982 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问题的症结在于，机构臃肿，干部年龄大，与现代战争的要求差距很大。邓小平意识到：军队的精简整编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当然这不是对

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是革命就必然会得罪人。既然用改良的方法根本行不通，那么，用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也就得罪一次。

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

1984 年 11 月 1 日——距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会议

厅内，聚集了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 11 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在内的中国军队主要领导人，举行中央军委座谈会。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 90 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

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 80 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缺陷⋯⋯”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话深深地触及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在当时正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可是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却

由 80 岁的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中国军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定。”

他肯定地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啊！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邓小平所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下这个决心是需要胆略的，而邓小平就具有这种胆略。于是，一个将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

1985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6 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你一分析起来，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邓小平说，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它们包括 100 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近 80％的席位。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和平斗争持续发展，成为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

中国当时有 11 亿人口，更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对稳定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邓小平所表达的战略思想，军委扩大会议认为，在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要从；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这个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意义还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军队服从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正是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因而这一决策是极其正确和英明的。

军委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主席提出的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作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 100 万，总兵力由 400 万减至 300 万的决定。

月 8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仅仅两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问题。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军队进行改革、精简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军队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及其裁军方案出台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人民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展开。

军队的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较广。从大军区调整、部队编制、机关撤并、干部减少，到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等，都有比较大的改革。精简的重点是机关和直属单位，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大军区、军兵种机关及直属单位，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门单位等级。要淘汰陈旧落后的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要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要使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此，“百万大裁军”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裁军百万，最棘手的是干部安置问题。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 60 万干部被列为“编外”，他们之中，少数年长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要转业到地方。想走的，部队需要，不

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多次提醒广大指战员，想问题、办事情，都不可忘记大局。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比如 1985

年 5 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以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

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 10 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更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在精简整编中，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的一大批老同志顾大局，识大体，主动让贤，当“开明人士”，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很高的风格，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军队的广大干部和战士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一些部队在面临整编的情况下，仍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在枪声不绝的南疆自卫还击战场上，指战员们以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延长坚守阵地的时间，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地方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努力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役战士的安置工作。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地热情欢迎，积极接收，认真培训，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工作分配上，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打过仗、立过功的，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给

予了适当的照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军民齐动员，上下共努力，到 1987 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顺利

完成；共减少军以上单位 31 个，师、团级单位 4054 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了近一半；空军、海军和二炮都作了相当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 11 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 7 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

福州、乌鲁木齐 4 个军区；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

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 76 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由原来的 1：1.45 降为 1：3.3⋯⋯。所有这一切调整，虽然有困难，但总的说来做得利落、稳妥，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