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统战结出硕果

刘文辉适时宣布起义

1950 年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 57 天，前进约 3000 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

蒋、胡残余部队约 90 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 40 余万人，起义 40 余万人。西南战役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催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 12 月 9 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这里对刘文辉等三将军在彭县发动的反蒋起义作了充分肯定，足见这次起义对西南战局的影响。而刘文辉等三将军的起义，却首先是周恩来长期统战工作的结果，其次是周恩来对起义时机的把握。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拥有 10 余万军队，占有大半个四川，成为四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

物的刘文辉，虽然从 1929 年就走上了反蒋道路，但最后走上与共产党联系，举行反蒋起义之路，却是与周恩来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

早在 1929 年，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组成了一次大联合，掀起了此落彼起

的反蒋浪潮。刘文辉于 12 月 1 日、2 日与唐生智等 75 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斥蒋介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这次反蒋，因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上风，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反蒋主力唐生智及其部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刘文辉的部队又远在四川，难以给予军事支持。随着唐军的迅速崩溃，反蒋斗争失败了。

1930 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发动了中原大战。刘文辉认为这是一次倒蒋的大好机会，于是一方面暗中调遣兵力，准备出兵武汉，与冯、阎联军相配合；另一方面又于 9 月 6 日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要求他“克日下野”。这次反蒋，因为张学良突然改变骑墙态度，并率军入关援蒋，中原大战遂以蒋的胜利而告终。

两次反蒋，使刘文辉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政治上已水火不相容，蒋必欲翦除而后快。所以在 1932—1933 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支持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部，打垮了刘文辉军队，占据了刘文辉在四川的大部分地盘，迫使他率领不足两万人的残余部队，退守西康。蒋介石仍不放过他，不断地对他进行削弱和打击。先是在西昌设立行辕，继而在康定、西昌、雅安设立军统特务站，对刘文辉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后又屡次提出派中央军进入西康，企图彻底铲除刘文辉这股异己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心继续反蒋的刘文辉清醒地认识到，在那时能与蒋介石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因而采取了亲共反蒋的态度和立场，并逐步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最终为“控制川、康，迎接解放” 作出了贡献。而“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以及“把握时机，适时起义”谋略的制定，却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精心杰作。

1938 年 4 月，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即派吴玉章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文辉在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接触。吴玉章向刘文辉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

势，指明抗战的光明前景，使刘文辉受到启发和鼓舞。

周恩来还通过刘文辉派到汉口的联系人邹趣涛转告刘文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当走这条路。”之后，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若飞、华岗、李相符、田一平、杨伯凯等人，都分别一次或数次地与刘文辉会晤，使刘文辉不断增强了同蒋介石斗争并坚持到底的决心。

1942 年 2 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宅亲自会晤了刘文辉。周恩来向刘文辉讲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赤诚相见的谈话，使刘文辉深受感动并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

此后，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的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中共中央不仅与刘文辉草拟了《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协定十二条》，周恩来还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保持密切联系，架设了秘密电台并得到刘文辉的保护，可以与延安党中央直接通报，经常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胜利的消息，向刘文辉传达。

根据“控制川、康，迎接解放”的谋略，刘文辉为抵制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控制与渗透，除在政治上广交朋友以摆脱孤立地位外，还比较注重和加强西康地区的经济及其他建设，以变不利为有利，赢得与蒋介石斗争的物资基础。他在西康搞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十大建设”，建立起一个武器修理所，随后又扩建为厂，以加强军队装备并减少军费开支；办起一个军政学校，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并以此和当地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的各阶层建立起紧密联系；办起了几所中专学校；在山峦重迭、交通不便的地方，下大力气开通几条公路；加强了警察治安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采取了开放政策，鼓励私人经济，沟通商旅往来，促进市场繁荣；鼓励驻军与民同垦，将不少荒山开发为梯田；大力整修沟渠，兴修水利，扩大了灌溉面积；开设新式图书馆、书店、普及近代科学文化；开设近代医院，引进和推广西医西药。这些措施的推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使得刘文辉驻防中心的雅安，在当时竟享有川康“小香港”之誉。这些措施增强了刘文辉的实力，为刘文辉“控制川、康”，坚持对蒋介石的长期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

在加强西康建设，借以自保的同时，刘文辉又主动采取措施，化敌为友，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结为同盟，共同抵制蒋介石集团对川、康两省的控制、渗透、分化和吞并。刘文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逐步摆脱了政治上的孤立地位。针对蒋介石的威胁、利诱、分化、渗透的种种阴谋，刘文辉采取了“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即：不反对国民党中央在西康的经济活动，容许蒋介石派少数人员参加西康省的党政工作，拒绝蒋介石派兵进驻西康）的策略，与蒋介石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不懈斗争。如：对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的长期斗争；断然以武力收复甘孜，将班禅行辕赶出西康的斗争等。1946 年，蒋介石借整编为名，企图行削弱地方军之实。刘文辉则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蒋介石见屡次施计不成，就欲来一个“调虎离山”，让刘文辉到他的“中央蒙藏委员会”去坐第一把交椅。刘文辉明白蒋介石的

企图，于是予以断然拒绝，并通电说他宁愿去当老百姓，也不愿去当这个“委员长”。蒋介石只好作罢。1948 年，蒋介石派亲信王陵基取代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则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以省参议会为工具，策动“驱王运动”，由反王进而反蒋，等等。

刘文辉因为反蒋而亲共，因为亲共而必然会走到人民阵营，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还在 1946 年春，当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时，刘文辉为此而担忧，周恩来即借刘文辉在重庆出席会议时对他说：“蒋介石背信弃义，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人民是反对的。我们被迫自卫，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对战争是乐观的。”他鼓励刘文辉“回去只要好好搞，赢得人民的支持，将来是有前途的”。

刘文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努力“控制川、康”局面。1948 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刘文辉被推为川康分会的负责人，以“杨宗文”这一化名领导工作。1949 年，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盟主席张澜都分别派人与刘文辉联系，商谈川、康起义事宜。

到了 1949 年 8 月，继南京、上海、福州、武汉等重要大城市相继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 8 月 4 日宣布起义，两湖底定。此时，刘文辉意识到“迎接解放”的时日已为期不远。但当时他的二十四军远驻西康，形格势禁，无法同邓锡侯的部队靠拢，当何以为是？他认为应向周恩来去电请示行动方略，当即拟就一电交王少春发出；大意为：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以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两部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何时起义对整个西南的解放最为有利？对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性命攸关的战场上，把握时机尤为重要。周恩来就是善于把握时机的大师。时机未到，他不急不躁，静观时局；时机一到，则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真可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1927 年 3 月 26 日，他领导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时，就是鉴于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驻守上海的敌军只剩下 3000

名正规军和 2000 名警察，而且军心涣散，丧失斗志；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已达高潮；工人纠察队已接受初步训练，军事准备工作已到位等因素，确认起义时机已成熟而不是陈独秀所言的“太早”，果断地发出了立即起义的命令。结果只经过 30 个小时的激战，工人纠察队就用 150 杆破旧枪支，3 枚炸弹和

少量手榴弹打败了 5000 多反动军警，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现在，刘文辉要发动起义，这对解放大西南当然是有很大帮助的，可是，究竟何时起义才最适宜，对战局的影响才最好呢？周恩来考虑到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刘邓大军尚在对大西南实施战略包围的初期阶段，西南的起义尚不宜过早行动，所以他电告刘文辉，指出：“大军行将西进，希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过早行动，会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文辉接此电文，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最佳时机，和中共联络人王少春等一起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0 月，刘文辉从雅安到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达周恩来指示，同时结成了以刘、邓、潘三部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的进步力量，拟在解放大军西进入川时，配合行动的各项准备，以及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应采取的对策。刘文辉还派杨家桢在张铁僧家，秘密与中共地下党商订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刘文辉所率的二十四军配合行动的计划。决定：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军

仅存的主力，在人民解放军由北面南下，胡宗南部被击破向西康方面逃跑时，二十四军应截断其退路，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之；胡宗南部在人民解放军压迫下向西康撤退，后面有人民解放军尾追时，二十四军应配合夹击消灭之；胡宗南部未与人民解放军战斗，即向西康撤退时，二十四军应单独行动，阻止其进入西康，以待人民解放军的到达。

1949 年 12 月 5 日，此时刘邓大军已完成对四川的战略包围，里应外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周恩来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8 日，周恩来又电告率大军挺进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之联系。”至此，已是万事俱备，只欠“起义”。

12 月 9 日傍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离开成都，在彭县联名发表通电，宣告起义。此举不仅及时打乱了蒋氏集团的步伐，使蒋介石集团企图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部署与计划很快破产（蒋介石不得不于 10 日下午携带蒋经国乘“美龄号”专机仓皇逃往台湾），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截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妄图逃窜康、滇的通道。

受刘文辉起义的影响，麇集于川西的其他国民党军董宋衍、罗广文等 6 个兵团，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纷纷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得以迅速缩小对成都的包围，聚歼了盘踞在川西的胡宗南残部，于12 月 27 日胜利地解放了成都，彻底打碎了蒋介石妄图凭借其“西南防线” 负隅顽抗的阴谋。

刘文辉等人的彭县起义，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西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军民的伤亡，避免了城市的破坏，有力地保护了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厂、仓库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川、康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