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采百家 专擅一体

翻遍《毛泽东选集》，查遍其他的有关文献，还未发现毛泽东自己的有关书法的文章。在研究他的书法渊源时，只好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中探求。

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陈秉忱回忆说：“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 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贴，1949 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 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贴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

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①。

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体的，写起来很有气魄。”②

唯一能看到的毛泽东说自己书法的，是他 1958 年 10 月 16 日致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工菱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③

毛泽东自己的手书，当然无可怀疑。

陈、田二家的话，也应可信。因为陈、田二人跟随毛泽东多年，日月共度，晨昏相处，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陈秉忱是清末山东金石大家陈介滇的曾孙，本身就是书画家。田家英聪慧好学，工作之余专事研究清代书画，造诣不浅。所以，他们都请于书道，所作的回忆，不会是外行观景。但，考虑到毛泽东身居高位，是否也有不便道及的，也未可知。

遵照毛泽东的信和陈、田二家的回忆，根据六十多年的传世书迹，试对毛泽东的书法师承情况作些探讨。

毛泽东的书法，总的来说是以“二王”为指归，众采百家，取精用宏， 化“他神”为“我神”，专精一体，卓然成家。

早年，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 年的《明耻篇》读后批语，是颜体。1918 年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1925 年致国昌诸兄的信，是“大王”行书体。

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形势骤变，武装割据，环境恶劣， 生活不定。只有极少书迹传世。

三十年代的书迹最早是 1936 年 11 月 2 日致许德瑜等教授的信。字势左斜放纵，已铸成他一生的字根。（字根是指字迹的根本韵律气象）

1940 年大约是左斜字势的终结。

1941 年大约是右斜字势的开始。

1940 年 2 月 7 日为《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一律是左斜长瘦字势。

1941 年 5 月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草稿，则变成一律右斜长瘦字势了。但字根未变。

1941 年后，虽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年以后似在学苏拭、学黄庭坚。大约有四、五年之久。

典型的例证是，1945 年 10 月 4 日，致柳亚子的信，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满，大有苏黄气韵。

1949 年，是个繁忙而愉快的一年。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偏。大约从这一年起，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典型的书迹是：①手书章碣《春别》诗（掷下离筋指乱山）；②手书温庭筠

《苏武庙》（苏武魂销汉使前）；③手书崔与之《水调歌头》（万里云间戍）；

④手书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豪华）。以上是手书的古代诗词， 是供欣赏的书法。实际上，从 1949 年开始，在不供欣赏的私人书信里，郑板

桥的书味也是很足的。1949 年 6 月 19 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

就近”等字；1949 年 8 月 19 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

字。尤其是到了 1950 年 3 月 14 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

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了。

与此同时，在他的书法里出现了对草书的冲动。这种冲动，到了 1954 年就变成行动了。

1954 年以后他的字又骤然一变，变得道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象是取法王铎的结果。

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件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铁马云雕共绝尘）；一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游艺中原）；一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鹤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

《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

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 1954 年 3 月 31 日致彭石麟的信。在诗词中是

1956 年 12 月 5 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在题词中是 1958 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图八）等。

学王铎后，使“提按起倒”、“顿挫转折”等笔法，日趋精熟。

但是，这些只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在他的书法活动中，并不是这样单纯、死板的。实际上，学书过程是一个神游书海，目览千帖，逐渐融通的过程。就是在他学王铎的同时，他又心摹手追张旭和怀素了。

最早的例子是 1956 年 12 月 29 日致周谷城（东周）的信，已经是一片化机，满纸龙蛇了。这封信的书法，实际上是他攀登草书高峰的起跑线。这在他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起跑线，是他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书法道路之后，才到达的。他完全具备了起跑的资格和力量。环顾当时书坛，一片寂寞。攀登草书高峰，非他莫属了。

因此，在起跑后，他于 1958 年 10 月 16 日致田家英的信，就公开表明了他誓攻草书的决心。从而，越过了王铎，直取张旭和怀素。

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图二十四）。字势连绵，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

学怀素的书例，是手书李白《忆秦娥》（萧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

当然，在书法韵味上，虽然各有所托，但不是截然分开的。从此以后， 他手持长锋羊毫所书的精品，都是旭、素合一，化他神为我神的。

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坛上的崛起，有他的主观条件：他天资聪绝，观察精到，神摹于心，命笔得韵。他竭力从历代碑帖中， 汲取营养，学不纯师，有人有我，众采百家，专擅一体，最后达到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毛泽东的书法所以成功的研究，仅仅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半一

任何一个巨人的出现，任何一个巨人的成功和失败，归根结底，都不是他个人行为，而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那个时代的抉择。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书坛中崛起，不是他个人意志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选择，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的。

毛泽东的书法道路，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走过的，而只能在他直接碰到的、现实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走过的。

他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来，他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他又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由传统积淀于他的个人特质，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建造一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法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