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在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理论上的混乱。欧洲工人运动失败之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经过苦苦思索后认为，革命失败不在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而在于主观条件的不具备，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于是，他们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卢卡奇（1885—1971）出生于布达佩斯。毕业于匈牙利大学，三度去德国随席美尔、韦伯、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等人学习。因 1923 年发表的《历史

与阶级意识》一书及 1928 年为准备次年召开的匈牙利代表大会起草的“勃鲁姆纲领”遭到共产国际批判后，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1930—1945 年侨居莫斯科，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研究。卢卡奇一生政治色彩和理论倾向很不相同，但他因 1923 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还有：《青年黑格尔》、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柯尔施（1886—1961）出生于德国托斯泰特。1910 年获耶拿大学法学博

士学位。1912 年去英国伦敦进一步研究法学。1920 年参加德国共产党，曾任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的主编。1923 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出版，在共产国际和世界哲学界引起巨大轰动，也因此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同时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其主要著作还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卡尔·考茨基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一个重新表述》、《卡尔·马克思》等。

葛兰西（1891—1937）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尼亚岛。1911—1914 年在都灵大学读书期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1 年与陶里亚蒂共同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后任该党总书记。1928 年被法西斯分子判刑，在狱中写成了七卷本的《狱中札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政治思想，使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37 年获释出狱后数日即逝世。

三者经历不同，思想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同一个学派的创立者和先驱人物，他们在基本主张方面是相同的。

①“重建”的总框架及“总体性”原则。如前所述，卢卡奇等人是针对伯恩施坦等人的错误观点而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的。伯恩施坦等人把历史主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驱逐出去，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曲解为机械的单一的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因素，从而根本无视历史辩证法。于是，卢卡奇等人把研究重心转向“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以图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主体的地位，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卢卡奇等人“重建”的总框架，也是其“重建”的基本原则。

首先，卢卡奇等人追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渊源，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思想的逻辑继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质。他们企图借助黑格尔辩证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辩证法。“总体”是社会历史的总体，自然是社会化、人化的自然，作为社会范畴包括在“总体”之中；“总体性”

原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高原则，其实质为无产阶级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唯有坚持此原则，方可说明社会历史的现实过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运动。在他们看来，辩证法是相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言的，而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支配着客体。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蕴涵于历史主体的活动中，是主体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其三、他们认为可以运用无产阶级辩证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自身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主观条件即“阶级意识”（卢卡奇）；可以确认社会意识的现实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结构”（柯尔施）；可以分析新形势，充分认识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特点，进行文化革命（葛兰西）。总之，他们主张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其主体是无产阶级。

其次，卢卡奇等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总体性”原则。他们认为“总体性”原则是他们“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实质。

卢卡奇最先提出并阐述了“总体性”概念。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整体优于部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非教条，它历来把社会视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总体。总体不是由事实堆积而成，相反，事实只有通过它们与总体的联系方可得到阐述。总体必须先于事实，总体与事实相比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第二、他认为，总体应该理解为动的现实，它包括一定的趋向、方向及其结果，是现状、过去和未来的统一，而不是一种在特定的时间内包括现实的一切细节的事态。卢卡奇的这种规定是在总体性的名义下夸大主体性，在反对关于历史过程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观点时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柯尔施没有直接了当地提出并论证“总体性”原则，但在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贯穿了该原则，并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总体性原则其体现为把思想批判和实践批判作为统一的历史总体来看待，指出任何革命只有在实践运动中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理论上取消或废除其意识形态时，方算结束，任何割裂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行为都是危险的。据此，柯尔施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张用思想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精神结构，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柯尔施通过对总体性原则的阐述突出了意识形态批判。

葛兰西也坚持总体性原则，对总体性作了具有自己哲学特色的规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或“实践一元论”。所谓“实践一元论”就是把实践理解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对立同一性”，就是把物质、自然及精神、意识等要素统一于实践之中。他指出实践就是一个总体，它内含了理论要素，而理论活动构成了实践的先导和决定性环节。葛兰西把理论活动同文化现象相联系，而人民群众即实践的主体的革命觉悟取决于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又指出实践的核心内容就是实行一场文化革命。葛兰西对总体性的把握同卢卡奇、柯尔施一样有失偏颇。

②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法，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不存在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黑格尔思想的逻辑延伸。在黑格尔那里，主客体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达到同一，但其主体只限于思辨的逻辑领域。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找

到了真实的主体，这就是社会阶级，确切地说是无产阶级。在他看来，总体性原则既包含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又意味着总体性范畴制约着主客体。“在现代社会中，只有阶级才能表达这种总体性的观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28 页）只有对社会进行总体性的认识，才有可能进行社会改造，而辩证法是社会现实中的革命因素，革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因而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他进而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主客体的同一，是在阶级意识中完成的。他说，在封建社会，人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人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作为人的实在”；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化的过程，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变成了人的现实，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认识社会是现实。可资产阶级因其特殊的阶级利益，无法克服“物化”现象来把握社会总体，只有无产阶级因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吻合，能够克服“物化”现象，由对自身状况的无意识发展到自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中，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不单是生产过程中的“客体”，也是主体。主客体达到同一。

卢卡奇声称，主客体的同一的目的在于认识“物化”，消除“物化”。他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研究，提出“物化”思想。他认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过程的结果。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造成生产客体的分裂，而且必然造成生产主体的分裂，其中存在着一种逐步清除工人的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的倾向。具体地讲，卢卡奇认为，在劳动中，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力被对象化为同他总的人格相反的东西，被作为商品出卖，每当此时，即他自己的存在被作为一个孤立的部分并坠入异化的系统中时，人格只能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同时，机械化也把工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它们直接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卢卡奇说，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主体、客体自身的分裂，阻碍人们对世界的总体性认识，此“现象” 就是“物化”。因此，要消除物化，必须实现主客体的同一。

③柯尔施的“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柯尔施指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简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问题，他们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上的纯粹否定的观点⋯⋯都是起于对历史和逻辑非常肤浅和不完整的分析。”（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正文第 5 页）为此，“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考察的原则是特定时期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德国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二者只是所反映的革命运动的性质不同而已。当德国资产阶级不再革命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代替时，唯心主义就衰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随之兴起。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即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即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终结，勿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有意义的特征的转化，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40 年代发现和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样，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观念的产物。

柯尔施以辩证法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始于 1843 年前后，与观念历史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结束于

1848 年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在这个阶段，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当

成一个活的总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第二阶段始于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

级战斗的失败，结束于 19 世纪末，在这个阶段，庸俗唯物主义是它的表现形式。庸俗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弄得支离破碎，把它割裂成孤立自发的各个分支，变成教条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纯理论，从而导致了它的危机，使它丧失了革命性；第三阶段始于本世纪初到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时，并将延续到未定的将来。鉴于前两个阶段的情形，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重新把握历史总体，包括无产阶级实践，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革命的理论根据问题。

柯尔施在“复苏”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还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依据“考察原则”，意识形态不能简单被看作经济因素的附属物，而应被看作同社会中的物质因素一样的现实。同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是同反映它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没有这些意识形态，它就不能生存下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就象马克思毕业所做的那样，通过哲学领域的批判，来参与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

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指出，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并不在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在于人民群众去真正实现一种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在于，建立无产阶级大众的新文化。为此，必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区别于传统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别于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其实质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葛兰西说，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侈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却把理论当作实践的“附加物”、“补充”。而实践哲学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作一种批判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证明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理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他还指出，实践哲学的实质还在于它是实践一元论。他认为此处的“一元论”，“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动中对立面的同一性，那就是某种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葛兰西：《狱中札记》，第 58 页）他强调，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因为，从来源上看，实践哲学是以这样一些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全部生活观念根基的历史主义。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以 19 世纪上半期文化运动的最高发展领域中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及法国的政治著作和实践为来源。葛兰西说，一定意义上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要看如何理解它。实践哲学不是这三种运动的机械总和，而是它们的综合，在综合中，这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都可作为其中任何一种的基础因素，由于德国哲学语言和法国政治语言之间实质上是同一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又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葛兰西指出，然而，实际生活中，实践哲学却遭到了双重修正，即它被包摄在双重的哲学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某些唯心主义思潮所吸收和吞并，如克罗齐、金蒂莱、柏格森、实用主义等；另一方面，为一些人简单地、形而上学地把它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以为此即正统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规定了实践哲学的使命：“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它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葛兰西：《实践哲学》，第 80 页）为此，他提出应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重视培育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使它们实在地和完全地掌握实践哲学，尤其应重视按实践哲学的精神批判传统文化，建设新的人民文化，因为，文化和思想意识在领导权中处于首要地位，无产阶级掌握了新文化，也即掌握了领导权，继而才能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先河，他们的基本思想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或“肢解”马克思主义规定了方向，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