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社会研究所的支柱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

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研究所的支柱霍克海默等吸收他们的理论，把社会研究的方向确立为研究“社会哲学”，并提出“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随后，与阿多尔诺一起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则从另一角度，论证马克思前后期哲学思想统一于人道主义理论，并重新解释了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兴起的哲学背景。

霍克海默（1895—1973）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22 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0 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回德国，继续领导社会研究所。1951 年当选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9 年退休，其主要哲学著作有：《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1937）、《论哲学的社会功能》（1940）、《独裁国家》（1940）、《启蒙辩证法》（1947）、《工具理性批判》（1967）等。

阿多尔诺（1903—1969）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24 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 年去美国社会研究所。1949 年随研究所迁回德国。1959 年接替霍克海默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其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

《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宣传的程式》（1951）、《社会学和经验研究》（1957）、

《否定的辩证法》（1966）等。

马尔库塞（1898—1979）出生于德国柏林，曾受教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1922 年获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 年因同海德洛尔政治观点相左，离开弗莱堡，结识霍克海默，并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二战期间，随研究所迁往美国，并定居美国。积极干预现实，尤其是 1968 年“五月风暴”，成为“青年造反者之父”。其主要著作有：《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

《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单面人》（1964）、

《反革命与造反》（1972）等。

①社会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指出，他的理论之所以名为“批判理论”，一是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性”，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几本关键性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定为“批判”。尽管恩格斯及其以后，马克思主义受到科学的“诱惑”，由“批判性”转移到科学性，但这不能否定它本来就是“批判”的理论，辩证的批判理论。二是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同“传统理论”加以对比，阐述了它的本质特

征。他指出，“传统理论”产生于再生产现存社会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批判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机械劳动和分工的限制之外，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作批判、改造的对象。他说，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如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概念，它们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由此，霍克海默认为两种理论的目的截然不同。“传统理论”旨在帮助、维护现存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除了生来对废弃社会不公感兴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它志在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的不真实，必须加以否定，从而推翻现存社会制度。

霍克海默还指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不同还表现为：“传统理论”反映资产阶级时代，而“批判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以后时代的规划；“传统理论”的认识方式来自于自然科学，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否定或忽视变化、发展，把一切概念、范畴凝固化，其认识主体是孤立的、“脱离任何事件”的个人，而“批判理论”的认识方式源自“总体性” 原则，在主客体的总体化运动中研究社会，其认识的主体是确定的、与他人和团体发生联系，属于一定阶级的人，是全部历史生活形式的生产者。因而“传统理论”只是纯粹的逻辑产物，是一种“科学知识”，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批判理论”不仅是认识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理论，它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政治实践。

社会批判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并加以特性规定和阐述，但也贯穿于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之中。所以，该理论实质为社会研究所的基本理论，为大家所遵守和信奉，正如“总体性”原则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所共同遵奉一样。

②启蒙辩证法。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的阐述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起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或“启蒙”史的彻底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谛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3 页），然而，“启蒙”由于其内在的逻辑转向了其反面，变成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启蒙”。

他们指出，“启蒙”一开始就打出“消除世界魔力”的旗帜，要反对神话，破除迷信，可自己却一步步陷入了神话之中。就是说，“在被启蒙的世界中，神话进入了世欲领域”。这表现为：“启蒙”因巫师保护神灵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设立了自己的不可侵犯的禁区；它使认识局限于对事实的复制，思想成了同义反复，人由此不断滋生盲目性；它也使自身摆脱命运和惩罚的过程，同时，又将惩罚施加于那个过程。而不可侵犯的禁区、盲目、赎罪说，正是神话的原则。

他们还指出，启蒙运动旨在寻求世间万事万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启发人们的正确认识世界，然而，它却歪曲了世界，引导人们走入误区。“启蒙” 反对普遍概念，认为普遍概念的权威中明显地存在着对神圣的恐惧。放弃对意义的任何追求，而追求“数”，而“那些不能还原为数，最终不能还原为一的事物只能是幻想。”（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7 页）

“数学的程式成了思维的仪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25 页）思维也就程式化了。程式化的思维只能使人们以抽象为工具，抹煞事物的个性。

他们认为，由于“启蒙”反对神话却巩固了神话，启发认识却误导了认识，使人类无法正确认识世界，无法摆脱神的淫威，到头来使人类变得软弱无力，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合理化，使极权主义滋生并漫延。总之，“启蒙” 没有带来进步，却导致了倒退。

如前所述，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政治实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把“启蒙辩证法”也运用于批判现实。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之外，认为该社会是最文明、完全“启蒙”了的社会。然而，“启蒙”的消极方面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切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受商品价值规律支配，为资本的魔力所俘，在异化状态中生存。以往的“启蒙”走向了“反面”，是由于以往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如

此这般，它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再现。因而新的“启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兴起的哲学背景。马尔库塞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支柱，似乎他的理论游离于“社会批判理论”之外，其实不然。“社会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在社会研究所工作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很多批判。40 年代，他又写出《理性与革命》一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神秘和发源地”。这一“揭示”实际是对“社会批判理论”兴起的哲学背景的阐述。

马尔库塞首先为黑格尔哲学正名，指出理性与革命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他说，从社会历史背景看，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挑战所作出的反映，亦即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建立国家和社会，使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符合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从哲学背景看，黑格尔哲学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继承者。它的性质首先取决于笛卡尔哲学的性质，而笛卡尔哲学是一种“站在历史的前头指导人们前进的哲学”，以新的形式表述和坚持“哲学从来要求获得指导人们合理地主宰自然界和社会的权力”之实践性要求。从内容方面看，黑格尔哲学以理性为基础，它认为哲学思维只以自身为先决条件，历史只涉及理性。理性决定现实、构筑现实、改造现实，也否定现存社会中不合理性的现实。人类社会历史所呈现的一切图景均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国家也是理性的实现。

马尔库塞重新解释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黑格尔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但不是直接的理论来源，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地继承”，即“剥削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外壳”，“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尔库塞认为，这是借二者的“差别性”而忽视“同一性”，是对二者关系的歪曲。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主要的理论来源，换言之，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遗学的真正继承者。这种继承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辩证社会理论的基础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强调人按自身需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人通过将自然和社会协调起来并从中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又强调人的活动乃至理性主体的活动。它以理性为指导改造自然、社会，其目的是使世界服从理性。第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学说。他认为，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经历“人性—— 异化——人性复归”三阶段是受“绝对理念”演化过程的三段论的影响；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客体—主体”，则是受“绝对理念”的“实体即主体”的影响。第三、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劳动”理论。他说，当时，在马克思面前存在两种异化理论，一是费尔巴哈的，一是黑格尔的，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黑格尔主张，劳动“把感性确定性和自然带入了历史过程中”，“把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改造成社会条件”（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 247 页），充分揭示了劳动的意义；而费尔巴哈忽视劳动这一物质作用，“消除了一个自然可以变成自由的中介的决定性因素”，“对作为一个‘自然’发展的人类自由发展的解释，忽视了自由的历史条件并使自由成为特定秩序内的一个事件”（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 247 页）。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二者的区别，毫不犹豫地“批判、舍弃了费尔巴哈的，而赞同和继承了黑格尔的”，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与继承的大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并以劳动是否已成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为标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尔库塞总结道：“异化范畴的运用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联系了起来。”（马克库塞：《理性与革命》，第 248 页）。

既为继承，就不是照搬。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上述基本思想的同时，又抛弃了另外一些思想。这表现在：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把自由与幸福分离的观点，认为幸福和自由紧密相联；抛弃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适用于“一切存在和运动”的观点，认为辩证法只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不能应用于自然界；还抛弃了黑格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受必然规律支配的观点。综上所述，马尔库塞之所以重新解释黑格尔哲学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渊

源关系，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的根本的意义是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旨在说明要保卫理性，就必须超越传统哲学，因为其理性概念中隐藏着理性的脱离个体，成为统治力量的危险。于是，马尔库塞宣称哲学已经终结，“社会批判理论”兴起。实质上，这一切是马尔库塞等人借马克思之口，说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