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孔学”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自幼研究佛学，崇信甚笃。中学期间受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影响，开始接触西学和中国古代文化思想。1916 年发表《究元决凝论》一文，论究佛学，深得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之赏识，1917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师，讲授印度哲学，儒家哲学、孔学绎旨等课程。1921 年夏应邀去山东济南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讲稿经整理，于 1922 年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名出版。现代新儒学正是发端于此。

1924 年辞去北京大学教席至日本入侵山东，从事于办学和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新儒学。其著作有《梁漱溟全集》（8 卷）。

梁漱溟新儒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注重文化问题，改造孔学，从此入手谋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梁漱溟指出，西方人囿于物质的疲敝，左冲右突，不出此圈；而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东觅西求，终不见人生的着落。他认为，有必要把他“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他们”，“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去”。唯“孔子的态度是最平正实在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是需要的”。

但他张扬的孔学，是经过他以西方哲学改造过的“新孔学”。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①“尽宇宙是一生活”的宇宙观。梁漱溟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48 页），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24 页）这里，生活就是在某种范围内的“事的相续”，即我们问之不已，回答不已。比如， 问这“事”是什么，回答为一“事”、一“事”，又一“事”⋯⋯；“言欲” 就是借眼、耳、鼻、舌、身等一问一答而构成世界。他把自然、生活都归结为意欲的表现。他又说，意欲终究要通过人表现出来，“一切生活都由有我， 必有我才活动，才生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60 页） 认为，“我”分为“前此的我”，表现为物质，以及“现在的我”，表现为精神。“前此的我”是“现在的我”活动过后的遗留物。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说，梁漱溟把意欲归结为表现为精神的“现在的我”，把“现在的我”看作世界的本源，是第一性的，而自然、生活及表现为物质的“前此的我”是第二性的。他割裂和歪曲了主客体的关系。不过， 他突破了传统儒学从伦理学出发论证宇宙论的格局，而是从本体论来论证并用柏格森、叔本华哲学加以改造。

②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梁漱溟结合印度、西方哲学，对儒学的认识论也进行了改造。他认为，认识是由“现量”、“比量”和“非量”三因素构成， “此三量是心理方面的三种作用，一切知识皆成于此三种作用之上。”（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69 页）他指出，“现量”就是感觉，比如我们喝茶时所尝到的茶味，我们看到桌上白布时所得到的白色，为“主观所造”，非事物之反映。“比量”就是理智，它是从众多事物中抽出其共同意义，形成清楚明了的概念。概念乃唯识家所谓“共相”，而其境则所谓“无影境”，即有影无质。这就是说，概念是主观自生，没有客观基础。“非量” 就是直觉，它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比如，我们所说的音乐之妙、绘画之美，糖果好吃，这妙、美、好吃等意味均为人的直觉所妄添。世界万物本来浑然一体，一切现象皆为“非量”变现而来，而生活中人们都将它们分为主客体，“现量”、“比量”正是以主客体二分为前提的。因此，“非量”或直觉才是真正的认识，是我们内在生命与外面通气的窗户。他把认识论从传统儒学中凸现出来，却又使它成为了一种非理性主义。

梁漱溟还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别。

基于“新孔学”的立场，梁漱溟发起和实施志在找寻中国出路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后因抗日战争而放弃。其实，他的“新孔学”的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也必使他落于空想。

梁漱溟融西方非理性主义和东方传统儒学为一体，创立“新孔学”，开中国新儒学之先河，成为了当代第一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