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中产生和形成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每一观点、原理一旦阐述、确立，立即运用于当时的革命实践，以指导中国革命。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交叉发展，才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步步的胜利。如果说前三节是从两方面交叉发展的角度展开论述的，那么这一节则从后一方面进行专题性论述。

①唯物辩证法富有成效的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运用过程。这种运用体现在各个不同时期和各个不同方面。

军事领域。1936 年 12 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的争论，全面阐述了军事哲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性质及同他事物的关系，就不知道它的规律，就不可能做好那件事。他认为，战争是人类相互残杀的怪物，有其特殊性，但也有规律，并且，“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的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这就是说，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必须是来自于对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这是贯穿于毛泽东军事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那么，这条原则怎样才能做到呢？毛泽东指出，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真正掌握战争规律，而靠纸上谈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还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

——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5 页）为此，他批评了中国实际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对战争实践的轻视，同时也告诫不要陷入“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认识战争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军事计划的过程。他说，指挥员必须对敌方进行周密的和必要的侦察，并将侦察得到的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再同已知情况加以对比，方可制定出战争计划。第二阶段是实行军事计划的过程。他说，战争中的主体是武装着的人，战争中双方的情况瞬息万变，最初制定的计划在实行中必然要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员根据新情况进行修改、补充，因而实行的过程同时也是认识的过程，是前一认识阶段的继续，也是后一认识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把关于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及经历两次飞跃的观点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性。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6 页）。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于物质条件之上，他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凭借该舞台，军事家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同毛泽东等人主张的“持久战”相对立，

一些人提出“亡国论”和“速胜论”。为驳斥这两种主张，澄清党内外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朱德写了大量著作，如《论持久战》、

《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它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其中，《论持久战》更具特殊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战争方法论的思想，提出了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根本规律等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对立统一的观点。他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中日战争的总特点，它可具体展开为下面四点：第一、日本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弱的；第二、日本进行的战争的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国小，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中国国大、人多、兵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国际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于对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他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上述特点及其战争过程中将发生的量变、质变，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且会经历三个阶段——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的相持阶段，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的论述不仅限于中日战争，而且在辩证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论述一般战争。首先，他阐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说，一方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它的性质、主要轮廓和发展趋势基本上为政治所决定；另一方面，战争又有其特殊性，它有一套组织——军队及其附随物，一套特殊方法——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套特殊过程——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它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只有懂得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才能认识战争的性质，揭示战争的规律，正确指导和进行战争，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任何割裂战争与政治的联系，或抹煞战争与政治的区别的观点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其次，毛泽东阐明战争客观规律与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点表明，在战争中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至关重要。所谓“自觉能动性”是指，“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5 页）他说，战争具备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如指挥员的主观努力、审时度势、周密计划、充分准备、对战争规律及战争双方情况的认识，人民群众的积极发动等主观因素。毛泽东把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概括为三种具体形式——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并结合中日战争，作了具体论述，批判了机械论的唯武器论。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从个别进到一般，再由一般返回到个别。毛泽东遵循认识规律，在论述了一般战争之后，又论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及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

定了和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指导者不能离开战争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但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计划也必须随着战争过程的推移而改变或修正，人民军队中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须交叉进行。由于它们本身的特点不同，战争双方具体条件、具体任务和目的不同，它们在各个阶段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不同。要坚持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还指出，军队是战争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实现战略战术的物质力量，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必须做到官兵一致，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可保证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就必须发动和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使人民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天下无敌。因而“兵民是胜利之本”。这表明，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条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1947 年，解放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伟大的历史

转折关头，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阐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军事纲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这里仅论述军事纲领中的辩证法。

军事纲领即十大军事原则，是战争进攻阶段的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它提出的依据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及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经验。它既反映了解放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指出，在确定先打与后打，先取与后取，以及哪类城市须“坚决夺取”或“相机夺取”或条件成熟后夺取时，必须具体分析敌军的分散与集中、弱小与强大、攻取城市与农村的难与易、敌人守备的城市的强固与薄弱等具体情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他还指出，在敌我力量

（就数量来说）对比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绝对的优势，以获取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全体上可转变为优势，歼灭一切敌人。这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毛泽东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全面了解并且具备主观条件与客观情况，如察明地形、敌情，明确任务、目标，部署兵力火力，进行政治动员，做好后勤保障，选择打击对象等；都应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用”，发挥自觉能动性。他揭示了战争中的根据与条件、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观点，并贯穿于十大原则之中，指出敌守备的据点和城市可由强固发展变化为薄弱，我军数量上的劣势可发展为优势，攻击目标和打击对象可在战争发展中不断转换等。总之，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成功地应用。

政治领域。毛泽东在政治领域对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他以辩证法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2 年，为了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领导方法的总结，是辩证法的

杰出运用。

毛泽东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共产党人进行任何一项工作时必须采用的。一方面，领导的积极性若不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而群众的积极性没有领导骨干去积极组织，将既不可持久，也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和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来自对群众意见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回到群众手中，指导群众的行动并接受群众行动的检验。他明确宣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第 855 页）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难看出，这是群众史观和认识总规律的具体地、成功地运用，也是群众和领导、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运用和提炼。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他说，做任何工作，既要有一般的普遍号召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要有对所号召的工作的具体地、实际地、深入地实施，以获取经验、广泛实施并检验一般号召正确与否。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组成部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例。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方法是“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我们必须抓住这中心工作，切忌不分主次，平均用力，同时也必须照顾其他工作、经常性工作，做到主次结合。这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化。

1945 年 8 月 4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将开始，而此时，党内外、国内外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观点、言论。为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方针，毛泽东再次运用唯物辩证法，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回答了现实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是说，战后存在着由谁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面对这种局势，毛泽东依矛盾辩证法，阐述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他说，蒋介石一贯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并用。为此，我们也必须政治谈判和军事还击并举，以政治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和平”阴谋；以军事还击击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还指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必须认识清反动力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目前状态下是强大的，但它实为腐朽力量，而人民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必会强大起来，战胜旧事物，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此其一。其二、一切事物都具有矛盾两重性，并相互转化。反动派亦如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和先进者，当它们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它们就成了反动的、腐朽的阶级。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律。其三、在战略上，要藐视反动派，有打败它们的决心和信心。在战术上要重视反动派，不可掉以轻心，不可不艰苦奋斗。综合此三点，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

1948 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党内指示。对长期以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8 页）因此，党内要实行党委负责的集体领导，书记是党委这班人的“班长”。一个称职的“班长”不仅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还要经常与委员之间交流情报，平等讨论，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书记和委员之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领导者要力戒骄傲，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领导者要经常实地调查研究，“不耻下问”，虚心向下面干部和群众学习，“先做学生，然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9 页）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这就象弹钢琴。弹钢琴要求十个指头都动作，但不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样成不了调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相互配合。工作要有重点，又要有全面性和具体性。他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数量才能概括出质量。同时，还要注意“数”的界限，“数”超过了这界限，就会引起质量发生变化。而对“数”的获得和掌握，来自于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坚持并具体地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

总之，毛泽东从实际的政治、军事和领导活动中，提炼出了唯物辩证法，同时，又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政治、军事领域的具体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②唯物史观的杰出运用。中国革命的过程，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过程，也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提出和被检验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严重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起点和标志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一反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的观点，把中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8 至 1930 年，面对党内部分人对新的革命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战争、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初期经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四篇文章。他首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战争”，而战争原因在于“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9 页）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事情的实质。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以此分析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问题，就要看到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正向前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这里，毛泽东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

1939 至 1940 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思想文比方面也发动了反共高潮。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右倾错误思想在一部分同志中仍然存在。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 年 10 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新民主

主义论》（1940 年 1 月）。其基本思想如下：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认清一切革命问题。为此，他首先从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方面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最后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代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罕见。依据上述特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由于世界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任务是打击上述两大敌人，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动力是农民，其中，贫农是最广大的动力，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富农在民族革命中可能参加，在民主革命中可能保持中立，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向的动力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因其两面性，属于可争取之列；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说明了中国的“政体”和“国体”及二者的辩证关系；他还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4 页）以此为据，他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坚持以辩证法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运用了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批评了革命阶段问题上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两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经济特征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两阶段的革命对象、任务、性质也就不同。尽管两阶段有联系，但不能一步走。总之，毛泽东始终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入手，全面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本身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成功运用，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1949 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节节败退到长江以南，想籍此天险，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为蒋介石游说，劝中国共产党接受“南北朝”局面。党内也有两种错误主张，一是主张“要象孔子那样讲恕道”，一是认为革命发展过快，“不如慢一点”。在这种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坚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1949 年 3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断革命论。他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仍存在两种基本矛盾，

即主要矛盾，一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但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时，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让位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必随之发生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因而毛泽东强调指出，此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革命的性质也必须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转到城市，必须对国内存在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以不同的方法、途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上述结论建立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结构和成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上。

面对胜利后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国家的发展前途怎样等问题，1949 年 7 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毛译东指出，新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具有国家的共性外，它还具有不同于以往国家的特性。以往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绝大多数人民对少数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还说，各个阶级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在这个国家中不同的政治地位。他认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同盟者，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还认为，政党、国家、阶级同其他自然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有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它们是历史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即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到一定阶段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也必灭亡。但他又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是必须的，而且应得到加强，它们在消灭了其他政党、阶级、国家之后，便自行消亡。

我们这里例举和论述了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毛泽东对唯物史的成功运用，实际上如前述，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每一次革命的转折关头，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标等的转变，都是以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为基础和依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创立的，也是在中国革命斗

争的运用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原则等原理，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它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