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与读者角色的转变

在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后，伊瑟尔指出：从历史上看，隐在的读者在文学的演变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在“模仿自然”的古典美学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中规定的读者作用较小，读者所扮演的大多只是一种被动的、单纯的感知与接受的角色。这类作品往往着眼于对某种具体的、明确的观念意图、道德原则或人生真理的宣示，所采取的叙述方式无不试图将读者引导到某个明确的道德结论上来，以达到某种教化目的。这样的叙述方式灌输给读者以一种固定的阅读方式：把文学虚构同现实生活对应起来，等同起来，期待从中获得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启示和教益。因此，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大的确定性，给予读者的阐释余地和参与再创造的空间很小。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始，随着现代美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的运用，新的题材和主题的创造，作品文本中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大大增加，文本的意向也变得愈来愈含蓄、模糊，具有多义性，作品的具体化和现实化需要读者愈来愈深的介入。从波德莱尔到卡夫卡，从卡夫卡到乔伊斯，这种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派文学开始衰落。在西方世界，一种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文学范式逐渐取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当今文学的主体。关于“后现代”的定义以及“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后现代艺术是对现代派艺术的超越、抛弃和否定，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的兴起，由“现代派”向“后现代”过渡的基本特征是断裂、摧毁和颠覆。早在 1967 年，美国作家莱斯利·菲德勒便宣告：“今天，几乎所有

的读者和作者——从 1955 年起——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经历着文学现代派的垂死挣扎和后现代主义分娩的阵痛。那种自封为‘现代’（声称它在知觉和形式上代表了最先进的倾向，除它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创新’），其胜利的进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文学形态已经死亡。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历史而不再属于现实。就小说而言，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曼的时代结束了，在诗歌言面，艾略特和瓦莱里也已成为过去。”①德国文学批评家弗利德里希·基特勒也认为，现代派艺术是工业化社会里属于少数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精华艺术，它强调艺术媒体的高雅和纯

① 菲德勒《跨越界限，填平鸿沟》，德译文见约尔格施罗德编《三月文本》，赫尔勃施泰因 1984 年，第

67 页。

粹，仍然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体化”要求，因而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而后现代艺术与此截然不同，作为后工业大众社会的艺术，它摧毁了现代派艺术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方式的彻底多元化。在他看来，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确的，而是破碎、混乱、无法认识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的艺术手段，而只能采用“无客体关联的、非表征的、单纯能指”的形式和话语。

目前，在西方得到“公认”的后现代作家在美国有雷蒙德·菲德曼、约翰·巴思、托马斯·吕钦、沃尔克·佩尔西，在法国有若治·塞普隆、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布陶、米歇尔·图尼埃、克洛德·西蒙、罗贝尔·庞热，在德国有彼得·汊德克、罗尔夫·狄特·布林克曼、亚历山大·克鲁格、海纳·米勒、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托马斯·伯恩哈德，在意大利有翁贝托·埃柯和伊泰洛·卡尔维诺等。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归纳出与经典现代派小说迥然不同的审美特征：

一、现代派小说虽然推翻了传统小说的表现原则（模仿现实）和方式（叙述故事），在小说的结构、技巧和语言方面作了大胆而成功的试验和探索，但仅限于小说形式的“内部革新，”并未动摇这一形式作为一个文学“品种” 的地位。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整体性、封闭性、“类”的纯洁性并未被触动。后现代小说则不然，它不但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及其叙述方式便产生了怀疑。后现代小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的反思、解构和颠覆，无论在形式或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方式的解体。因此，后现代小说被冠以“反小说”、“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等名称。萨特的一段话对这一特征作了恰当的概括：“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古怪的特征之一是到处出现生机勃勃却都具有否定性的作品，人们可以称之为反小说⋯⋯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失望：作者们旨在用小说来否定小说，在它产生之时便在我们眼前将它毁掉，写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奇特的而难以归类的作品并不说明小说这一品种的弱点，它仅仅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思考的时代，小说正在进行自我反省。”

自法国“新小说”产生以来，这类对小说写作过程、小说的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甚至自嘲式的模仿和剖析的小说日趋流行。按照传统的定义，它们似乎很难归入小说的类，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上都是对传统小说的破坏。这类小说的作者声称，现实是语言造就的，而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便是虚假现实的造就者之一：它虚构出一个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因而把读者引入双重虚假之中。小说现在的任务是戳穿这种欺骗，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故事的虚假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促使他们思考。

二、经典的现代派小说不仅恪守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它仍然保持着这形式封闭的独立性和单一性，与其他文学形式和体裁界限分明，不容混淆），而且注重其“内部媒体”（如叙述技巧、作品的情境、结构、语言等）的纯粹和高雅。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残留着传统小说的印记。后现代小说则力图突破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模糊它与各种文学体裁的分野，破坏小说的

叙述常规。许多作品推翻了“纯小说”的概念，大量采用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法和技巧，如戏剧式结构、新闻报导式文体、政论式风格和语言等。在一些作品中，虚构故事、哲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政论甚至报刊摘录融合在一起，时间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物不断地变换名字和身分。德国评论家伯恩哈德·格莱纳认为：“对于后现代写作来说，‘类’的概念已经消失⋯⋯过去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等种种流行的规范仅仅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强加在作者身上的枷锁。而现在，这种禁忌已经打破，枷锁已经腐烂，再也不存在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了。从根本上说，一切仅仅是单纯的刺激材料而已。”

后现代作家们怀疑有一种“实体的、客观的、可以用元语言历史地加以固定的文学质量，”否认“文学性”是一种先验的自在之物，而认为它只不过是人为的语言艺术的效课。这种效果并非永远不变，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化不定的，没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尺度能将其穷尽。文学质量的衡量标准始终是多元的，换言之，没有一种普遍的、统一的、对任何时代、任何文本都适用的文学质量的判断标准，所谓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只不过是权威化了的欣赏趣味而已。

三、现代派小说虽然在语义上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已大大降低，但仍然提供了产生某种意义的暗示，或赋予它所表现的对象以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如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无意义、主体的失落、人的异化等等。现代派小说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图像，叙述了一出人生的悲剧：人被抛到一个不可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的世界上，存在失去了一切根基，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一切理性的理想与信仰都已崩溃，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都已动摇。在这种状况下，人成了被遗弃者，陷入了孤独和绝望。然而，现代派文学虽然哀叹意义的丧失，价值的解体，主体的失落，但仍然流露出对这一切无可奈何的留恋与怅惘，仍然怀着对它们最终复归的梦想。

然而，在“后现代”小说中，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已不复存在，这种意义的承诺已被取消。在“后现代”作家眼里，所谓的意义、价值、主体等等，统统是人的主观设定。这种意义和价值仅仅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异。换句话说，语言符号在被运用（说、读和写）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这种意义即符号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写作（特别是虚构文本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有人甚至声称，写作就是运用符号这副牌来创造意义，每一张单独的牌并没有意义，但通过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就产生了意义。其次，按照后现代语言哲学——“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在当今的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其“表征”能力，即再也不能切中意义本身。我们说和写的话语，包括写作本身，都迷失在无穷无尽的“能指的链”中。任何文本都没有统一的意义核心，没有一个文本是带着“意义”的嫁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由于文本中心意义的缺乏，阅读和阐释便不是一种“发现”（因为发现是以一种尚未找到，但确实存在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一种“发明”。阅读活动为文本“发明”或“创造”的意义是无限多的，因此，没有一种衡量文本意义的同一性、本真性的客观、统一的尺度，阅读和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了一种无法判断其真伪、优劣的活动。另外。一些人认为，对于后现代写作而言，每一个文本都不再与外部世界的现实发生关联，而仅仅依存于别的文本（与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特别依赖于读者的释读活去。只有读者的释读活动才能使文本产生意义，写作和阅读是两种同等重要的创造活动。

文本不经过阅读只不过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而阅读则使一个本来无意义的文字组合获得了某种意义。因此，不存在一种完成了的、封闭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

基于上述观念，后现代小说不仅不提供关于某种特定意义的暗示，甚至拒绝承担任何意义的许诺。它们可以说仅仅是脱离了“所指”，即常规意义的“能指的链条”，而“所指”则在这一链条下不断地“滑动”。这样的文本彻底破坏了读者的期待，从中要读出某种意义是徒劳的，即使读者自以为把握到了某种意义，那也并非作品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他自己赋予作品的。四、现代派文学仍然注重其语言、形式和艺术表现技巧的纯粹和高雅，

因此，它是一种“纯文学”，真正的“象牙塔内的文学”，其对象仅仅是受过教育，具有较高审美素质和欣赏趣味的阶层，广大的普通读者是无法理解和欣赏的。而后现代文学却试图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把作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特权”的文学变成“读者大众的文学”。美国作家莱斯利·菲德勒称：“关于存在一种‘有教养者’ 的艺术和一种‘未受过教育者’的次等艺术的观念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一种恶劣区分的最后残余⋯⋯后现代主义为读者大众树立了一个榜样，它填平了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鸿沟，弥合了艺术家与读者的裂痕，取消了外行与内行的界限。”许多后现代小说体现了这种“通俗化”倾向，它们情节离奇、怪诞、曲折、可读性较强。如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埃柯的《玫瑰之名》（作者将它称为“后现代”小说）和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叙述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充满了怪诞的想像，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事件发生的时代和地点难以确定。书中艺术性与消遣性、语言的优美和易于理解融为一体，不但层次较高的读者，而且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可以欣赏。

五、现代派小说最常用的艺术手段如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时空错位、联想、象征等等在后现代小说中虽未被全盘抛弃，但已退居其次，而另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则得普遍运用，如讽仿（Parodie）：许多后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扭曲、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文学范式进行批判与否定的目的。此外，蒙太奇（Montage）也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他们将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毫无联系，处于不同时空层次的场景和事件衔接起来，或将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字、段落重新排列组合，以增强对读者的感官冲击。除了以上两种手法，拼接（Collage）和拼贴（Pastiche 或 Bricolage）在后现代小说中亦得到广泛使用。通过将不同的文本（如文学作品的片断、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对话、报刊摘录等等）组合在一起，甚至将各种广告、票据、招贴画拼贴起来，使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构造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而打破传统文体的封闭凝固的形式结构，给读者的审美习惯带来一种“颠覆效果。”六、在现代派小说中，虽然描写的重心已由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的内心世

界，但所指涉的仍然是一种外在的现实，表达的多是主体对这种现实的内心反应与体验。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采用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相平行和对应的结构，运用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将现代大城市中平凡庸碌的日常生活推向悲剧的深度，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流放及其空虚的内心生活，从而反映他们凄凉的生存处境。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通过对主人公变成一只甲虫的描写，暗喻现代社会中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的冷漠残酷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意。

但是，在“后现代”小说中，写作已失去它所要指涉的外部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无客体关联的“指涉自身的活动”。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语言造就的一个幻影，人们把它当作“真实”其实是一种自我迷误。过去的文学恰恰是在“模仿现实”的要求下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构了人的思维、行为、情感和语言方式，而这一切又通过阅读为人们所模仿并以观念、规范、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的形式世代流传下去，成为“客观的真实”。罗兰·巴尔特曾提出一个论点：是爱情小说教会了人们恋爱的方式；如果没有过去的爱情小说，人们或许至今只会交配生殖而不知道怎样谈情说爱。这个论点看似荒唐，仔细想来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后现代小说家声称要“打破现实”，主张对世界和人生采取“冷漠的静观”态度，在写作中摒弃一切价值判断、道德说教和情感流露。他们强调“回到写作的临界状态”，提倡一种“冷漠写作”或“零度写作”。许多作品对世界和人生丧失了任何热情与信念，用一种游戏、调侃和玩世的态度对待一切。

西方文学从传统文学发展到现代派文学，又从现代派文学演变为后现代文学的过程说明，读者的能动作用已被作家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并已成为文学作品文本结构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成分。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文学中，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意义单一明确的封闭的结构，他唯一的任务便是理解、认识和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设计在文本中的意义，他所起的作用是被动的，极其有限的。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其文本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作者的意图变得朦胧、模糊而难以捉摸，文本的意义变得极其隐晦、多元，因而需要读者全身心的投入，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文本设计一种意义。读者的功能不再是依附于作者的意图，而是根据自身的人生体验消除文本原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使其成为一个意义明确的整体结构。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文学中，由于文本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明确所指，即无客体指向性的“能指的运动”，不仅未提供任何明确的意义，而且拒绝一切意义的暗示。这样，读者就必须独立地、自主地承担文本意义构成的任务。

伊瑟尔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愈来愈突出读者在审美接受过程中的能动的创造作用。阅读不再是被动的感知，而成为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读者角色的这一转变无疑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这自然向作者，也向读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文学接受者，读者无疑应当提高自己的审美素养和能力，不再扮演受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成为主动的、独立自主的创造者，才能适应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而作为文学创作者，作家们必须改变文学观念，充分认识并调动读者的能动的创造性，用更加巧妙的手段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其作品才能满足新时代的审美需要，获得好的社会和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