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论
在前苏联和东德关于接受美学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鲍里斯·梅拉赫的《论艺术接受的几个问题》(1974)和曼弗雷德·瑙曼等人合著的《社会——文学——阅读,从理论高度看文学的接受》(1973),尤其是后者, 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的权威性著作”。
在这本书中,瑙曼等人从马克思 1857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论述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阐明了文艺生产与文艺接受、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在文艺的总体进程中,“文艺的生产是起点, 文艺被接受和产生效果则是终点;文艺的生产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因素。因为,没有生产便没有消费,没有文艺创作便没有作品,也没有接受的对象。接受理论只能从接受的对象性中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接受对象的艺术作品不能凭空产生,而需要作家艺术家去生产。”①同样,在文艺接受过程中,作品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被认识的客体, 而接受则是次要的、从属的因素。否认前者对后者的规定作用,把它从文艺的总体过程中孤立出来显然是主观唯心的。
但是,文艺的接受对文艺生产起着反作用,影响着文艺的再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文艺的接受又构成“文学再生产的起点”。在接受活动中,不仅作品对观赏者发生影响,观赏者本身也起着能动的作用。这是因为,作品的内容和审美潜能要通过他们才能实现,其效果也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会产生,所以,“接受者是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实现者”。①
基于这一论点,瑙曼等人认为,作品对于接受过程起着“驾双作用”。“作品不仅创造了接受的需要,而且创造了满足这一需要的材料和接受的方式。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意义,具有一种特定的结构,一种个性, 一系列特点。这一切为接受活动预先规定了作品的接受方式、它的效果和对它的评价”因此,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接受前提”。
瑙曼等人批判了西德接受美学家的基本论点,指责他们过高地估计接受
① 瑙曼、施伦史泰特等著《社会——文学——阅读》,柏林建设出版社 1973 年,第 37 页。
① 瑙曼等《社会——文学——阅读》,第 41 页,91 页。
者的能动作用,夸大其解读作品的自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以他们之见,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只能在接受前提(作品)所规定的可能范围内将作品的内容和审美潜能现实化。读者的自由也并非无限度,而只能以作品的对象性为基础。因此,文艺作品的审美和社会效果首先取决于接受对象—— 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思想性愈深刻、艺术上愈完美的作品愈是能产生好的、强烈的效果,而思想性低劣、艺术上粗糙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的。
不仅如此,文艺作品的效果还有赖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状况,如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实行的文艺政策和路线、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背景等等。一部作品在成为个人接受对象之前,或多或少必须以社会的接受为准备。在作品的生产和个人接受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艺宣传和教学等等。它们代表了“社会的、阶级的、集团的意识和利益,指导着接受者应当如何评价作家和作品,如何看待不同的文艺流派和文艺现象甚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历史,应当阅读和欣赏哪些作品,应当以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去衡量、评价作品”等等。这一切为文艺的接受制订了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个人的接受必须在这种社会规范的指导和约束下进行。
但是,瑙曼等人又认为,文艺作品仅仅提供了一种接受的基础,它还必须经过读者、听众和观众的理解、体验和反思才能产生效果。作品的意义和审美内涵只是产生效果的“潜能”,而要把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效果,还有赖于观赏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因此,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还取决于接受主体的具体状况和条件,如社会经济地位、职业、生活经历和经验、文化水准、艺术修养、兴趣、爱好、性格等等。在接受过程中,接受前提所包含的内在意义、结构、作品的个性特点对接受者的理性和感性认识能力,对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以及整个心理形成一种“召唤”,调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解放他们的想象力,促使他们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同作者一起积极地思维。这样, 接受者便成了作品的“共同创造者”。在此过程中,被唤醒的接受者的想象力将把作品塑造的形象描绘得更加具体、细致、生动,对作品所揭示的意义加以补充和丰富。这便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接受方式、接受程度、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必将呈现出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在作品提供的意义和审美基础上,在社会接受的指导下表现出来的。
概括地说,瑙曼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的核心就在于,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作品和欣赏者的相互关系中,它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指导和驾驭作用,认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谈论接受活动及其主体的自由、能动性和创造性才有意义,否则便会跌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