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消解

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多尔诺曾指出：“尽管荒诞艺术反映了人类进退两难的痛苦生存处境，它的纯粹存在作为这种痛苦生存状况的表现，却容忍了作为‘无差异状态’的现状的单纯延续——荒诞艺术由于给实在的苦难提供了幻想的避难所，即对‘未来救赎’的期待，已经变成了一种安抚。在艺术中令统治者如此恼怒的无用的东西，现在已转化为被普遍认同的否定性，或者说转化为某种负面有用的东西——非真实地、专为愤世疾俗者而准备的发汗药——从而甚至成为现存秩序系统的润滑剂。”①

以“荒诞”为重要主题的现代派文学自上世纪末出现以来，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人们世界观念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清除了过去人们误以为理所当然的虚假的世界图像，使人对这个世界和自身生存的真实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但是，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之后，荒诞文学随着它所描绘的凄凉，暗淡的世界图景为人们所普遍体验和认同，它也就日益丧失了它那撼人心魄的启示力量，逐渐流于一种空泛、无害、陈旧的认识模式和审美模式，其艺术创造的潜能也几乎耗尽，再也产生不出能与经典现代派作品相媲美的伟大作品来了。

在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文学中，“荒诞”作为一幅已经凝固、陈旧的现代主义世界图像，也已被消解。

首先，荒诞文学虽然哀叹意义的丧失，价值的解体，主体的失落，但仍然流露出对这一切无可奈何的怅惘和留恋，仍然怀着对它们最终复归的梦想。它依然包含着一个被延至无限遥远的未来，因而是无法兑现的乌托邦的允诺——终极拯救的到来。请看：卡夫卡的《城堡》和《在法律的大门前》中的 K 不是仍然期待着进入那虚无缥渺的城堡和从未有人进入过的法律的大门，贝克特笔下的埃斯特拉冈和弗拉第米尔不是仍在苦苦地等等“戈多”吗？而在“后现代”作品中，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已不复存在，这种信念和意

义的承诺已被取消。在后现代作家们眼里，所谓的意义、价值、主体并非一种先验的客观存在，而是理性形而上学的一种虚构。因此，后现代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传统文学所执着追求的所谓意义的摧毁。它集中体现在对以内容为主体的基本结构的否定，对一切服务于形而上意义和超验性决定论、因果论的清算。德国作家彼·汉德克认为，世界和人生的意义是语言创造并赋予的，因而是虚幻的，传统文学作品最大的弊病便是用语言虚构一个似乎真实的世界，捏造出一种骗人的意义，把读者引入歧途。他主张后现代写作必须“摧毁一切过去误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图像，剥去包裹在事物表面的先验意义的外衣，让世界呈现出自身的重量，让读者感受到它”。①正因为如此，后现代文学作品彻底破坏了读者对于意义的期待。在后现代文学的阅

① 阿多尔诺《文化与控制》，载《文学扎记》，法兰克福 1966 年，第 2 卷，第 102 页。

① P·汉德克《怎样成为一个有诗意的人》，载《南德意志报》1973 年 10 月 28 日第 18 版。

读过程中，读者不再依附于文本所指示的意义或作者的创作意图，而必须独立自主地、自由地参与文本无限延续的使能指（即语言符号）获得所指（即意义）的游戏。在这样的游戏中，意义一角被阻滞，被延宕，被破坏，成为一个有无限多解释的谜。而文本则始终保持其动态性、向无限多的意义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