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各种重阳节轶事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重阳节的各种习俗已经基本上形成，如采摘菊花、登高宴饮等。当时还存在一些流行不是很广或不大为人们熟悉的习俗。

在晋代，江南一些地方的重阳节给妇女放假，这一天妇女们可以不干活。但是为什么妇女单单在这一天要休息呢？晋代人曾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做解释。

那是在很久以前，有个姓丁的女子16岁就嫁到了淮南全椒县的谢家。

她的婆婆不喜欢她，经常想着法子折磨她，每天给她安排一大堆的活，如果干不完，就棍棒相加，而且还不允许吃饭。

由于不堪忍受婆婆的折磨，这位丁氏女在心灰意冷之下，便于农历九月初九上吊自杀了。

丁氏女死后，她经常显灵于人间，借巫婆神汉的口宣告世人说：“各家女子一年四季干活太辛苦，让她们九月初九这一天不要做任何事情。”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人们不敢得罪鬼神，便把农历九月初九作为女子的休息日。人们把丁氏女称为丁姑，并开始到处祭祀她。

就这样，农历九月初九，给女子放假的习俗就一直流传着，而且逐渐走出了江南，流传到其他各个地区，人们也因此而把重阳节叫“女儿节”。

已婚妇女在这一天一般要回娘家过节，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中说，在九月初九这一天，北京地区：

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

河北《张北县志》载：

各家搬女归宁，因秋收完毕，休息之意。故谚云：‘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

天津、山西晋南等地区也有类似记载。看来重阳节可说是我国古代的妇女的节日。

到南北朝时期，重阳节之时还流行骑马射箭的游戏。南北朝时期争战频繁，秋季又是农作物丰收的时节，此时国与国之间容易发生抢夺粮食的战斗，所以出现了以习武为内容的重阳节俗。

正因如此，这种习俗主要流行于官方，而非普通百姓。参加骑射活动的不仅是朝中官员，京畿周围的高官有时也应敕参加。

《魏书·裴粲传》记载说，裴粲曾得罪了高阳王元雍。后来朝廷在重阳节举行马射活动的时候，皇帝下诏京畿以内的太守都赴京参加。元雍当时是州牧，裴粲不得不按礼节前去拜见元雍。

元雍怒气冲冲地接见裴粲，想给裴粲一点颜色看看。但裴粲气定神闲，举止优雅，翩翩风度使高阳王折服，怒气不知不觉中消散了。

这则故事表明南北朝时期农历九月初九骑射的规模很大，是官方重阳节的重要内容。

唐宋时期沿袭了南北朝的射箭传统，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皇帝都要赐朝中百官举行射箭比赛。唐代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中说，每年九月初九皇帝都要赐朝中官员射箭，射中鹿，赏一匹马。获得第一名，奖赏绫罗。其他各名也有多少不等的奖赏。

直至唐德宗时期，干脆把重阳节定成了文武百官放假的节日，而且从此以后成为定制，用不着每到重阳，皇帝还得降旨赏赐一番。

据记载，788年的农历九月初二，德宗下诏说道：

正月晦日、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前件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

每节宰相以下及常参官共赐五百贯，翰林学士共赐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龙武等三军共赐一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一百贯，各省诸道奏事官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准此数支付，仍从本年九月初九起给，永为定制。

正所谓“择地追赏为乐”，就是让不同部门的官员自己找地方集体去游乐，朝廷为这种集体游乐提供相应的费用，职位越高，得到的费用就越多。

唐代皇帝有时在重阳节前夕还下诏允许百姓屠宰禽畜。《唐会要》卷四十一载：

贞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敕：每年中和节及九月初九，自今以后节放三日开屠。

又卷二十九载：

贞元十五年九月诏：自今以后，二月初一、九月初九，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有时开禁三天，有时开禁一天。为什么屠宰禽畜还要皇帝特下诏令呢？

原来唐代虽然崇尚道教，但对佛教也很看重。佛教主张不杀生灵，受其影响，唐代帝王经常下令禁止屠宰禽畜。

这些禁令有的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日子，有的则是任何时候禁止屠宰，违反者则予以严惩，这就等于不让人们吃肉。

这种违反人情的禁令事实上是难以行得通的，所以私屠滥宰的现象非常普遍。

正如844年中书门下的奏章中所指出的：

鼓刀者坐获厚利，纠察者皆受贿财，比来人情共知此弊。

重阳节特许开屠，是因为重阳节是唐代的四大节日之一，当时上上下下对重阳节都很重视。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重阳习射之俗，但已不像唐代那么热衷。宋代宫廷在重阳节这天开始给皇帝生火取暖，叫“开炉”，一直生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与此同时，皇帝和大臣都换发可以御寒的夹袄，这是古老的“九月授衣”习俗的延续。

祭神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内容。朝廷要派人祭拜先帝陵墓，要祭祀三皇，“祠太昊于晋州，神农于衡州，黄帝于坊州”。普通百姓也要到祖先的墓上举行祭奠活动，送上纸做的寒衣，百姓们在祭神的同时也向神祈福。

辽、金两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受汉族的影响，他们也过重阳节，节日习俗与汉族大同小异，如登高、饮菊花酒、射猎等。

《辽史·礼志六》对朝廷的重阳节庆典仪式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在这天清晨，大臣们来到皇帝的御帐前，跟随皇帝的车驾到围场，皇帝给大臣赐茶。

皇帝在御座上坐定，臣僚们在下面列队站立，司仪给各位大臣送上皇帝赐的菊花酒，大臣们下跪接受，一饮而尽，行再拜礼。共赐三杯酒，然后拱手起身。

汉族重阳节一般只是立靶射箭，契丹族则动真格的，射猎老虎。射虎结束时，哪个部族猎物少，就请大家吃重阳宴。

女真人则拜天射柳，拜天的礼仪在《金史·礼志八》“拜天”条中记载说，金朝沿袭了辽代的旧俗，重九日行拜天之礼。

具体做法是用大木块挖制像船一样的盘子，涂上红色，画上浮云仙鹤的图案。搭起一个五六尺的架子，把盛满祭品的木盘放在架子上，全体宗族就在架子前跪拜祭天。重阳节的拜天礼在城外举行，跟重阳节外出避邪的精神是一致的。

直至元代，视重阳为神的诞辰，在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各州县通祀三皇。宋代对三皇是在不同地点分开祭祀的，元代则把三皇供在同一个殿里，叫三皇殿，还让勾芒、祝融、风后、力牧诸神配享，元代在九月初九还祭祀城隍神。

明朝沿袭了元代的祭祀制度，也在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通祀三皇。据说朱元璋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北极佑圣真君多次显灵佑助，所以明代对北极佑圣真君特别敬重，建有专门的北极佑圣宫，重阳节自然少不了对北极佑圣真君的祭奠。

由于重阳节是祭神的日子，因此不少神的诞辰也就被说成是九月初九。浙江一些地方有祭祀兴福明王的习俗。

据《仁和县志·茶槽庙纪》中的记述，兴福明王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一个茶商，名叫陈旭。由于钱塘江沿岸经常受到大潮的侵害，陈旭便出资修筑堤坝，但怎么也建不起来，陈旭便奋不顾身地跃入江潮，江中的沙子随着潮水涌了上来，于是堤坝建成了，从此以后钱塘江沿岸没有了潮患。

明代张朝纲《重建下新土谷祠记》中说兴福明王的诞辰为农历九月初九。山东鄄城民间认为重阳日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煎饼祭财神。道教称老君是农历九月初九出生的，尊神玄天真武大帝的生辰也是农历九月初九，所以道观重阳日举行祭祀活动。

由于重阳时值深秋，动物肥壮，正是围猎的好时机。山东许多地方这天都有出猎迎霜兔的习惯。阳谷等地是邻里结伴，聚猎原野。

陵县等地则是在农历九月初由好事的人们组织起来，传贴逐兔围猎的海报，至九月初九，周围二三十里以内的人持鸟枪木棍齐集指定地点开始逐捕。

[旁注]

《帝京景物略》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此书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

州牧　古代官名。古代以九州之长为“牧”，“牧”是管理人民之意。西汉武帝时设13州部，每部设一刺史，以六百石官监察包括二千石的太守在内的地方官。部为监察区，刺史为监察官。唐宋时唯京师或陪都地方最高长官以亲王充任者，尚称为“牧”，其他州牧之名均废。

中书门下　唐初确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有鉴于此，唐太宗遂决定三省长官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最早设置于门下省，后迁往中书省。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亦为宰相。

勾芒　古老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是伏羲氏4个儿子重、该、修、羲中的老大。伏羲氏将他委派到东方来主持木星的观测，东方属木，因而又称木官，也是春官。重就是勾芒，后成为太昊氏的佐官，少昊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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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九月初九这天，人们一般都会吃重阳糕来庆祝节日，但是在晋东南地区及五台县等地却有不一样的习俗，每到这一天，人们习惯吃寿面来应重阳祈寿的节俗。

其实不管吃什么，借机改善一下生活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所以民间有“九月九，家家有”、“九月九，又吃油糕又喝酒”、“九月九，精大软米咬一口”等谚语，意思是说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改善生活，同时也是对这一古老节日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