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旱鸭子”下海

1949 年，包玉刚辞去上海市银行的职务，随家迁居香港。

到港后，一家三代老小就住在半山西摩道的一层旧楼里。包玉刚创业心切，然而他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彷徨徘徊，心情茫然。后来，他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上海来的一些老乡、同事合伙在华人行租了一间狭小的写字间，做一些进出口小生意。他曾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输入了钢材、棉花，医药等一些稀缺物资，同时经营内地出口的江南干货、吕饼、鸭毛、牲畜饲料等。虽说是小本生意，但诚实为本，盈利不丰，却在香港站住了脚。

后来，他决定从事航运业，因为他认为航运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可是却遭到亲人好友的反对。包玉书的母亲说“行船跑马三分险”，他这样做风险太大。他的哥哥包玉书也从多方面论证航运风险太大，“稍一不慎，全盘皆输”。包玉刚的一个英国友人劝他说：“你年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把你的衬衫都赔光了。”他的父亲更是一百个不同意，一万个反对。然而， 包玉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抉择。他耐心地给大家讲道理，摆事实，苦口婆心，费尽口舌，终于说服了他们。

然而搞航运需要上百万的资金，家中不可能凑出这么多钱。包玉刚生出一计：向银行贷款。1955 年，包玉刚风尘仆仆地来到伦敦，坐在一位阔佬的写字台前，当对方问到包先生有多少资产时，包玉刚囊中羞涩，引来对方的一阵嘲笑。包玉刚并没有因为第一次失败而退却，他又回到香港，到江丰银行继续筹款。银行以“华人不懂船舶”为由拒绝给予资助。连续两次碰壁不但没有使他改变初衷，而且他的拼劲更足了。他看到当时日本经济处于复苏阶段，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一定有广阔的航运市场。他这次采用了一个迂回战术：首先他先找到一家租户，双方约定长期租船，由租户根据自己需要支付的租金开出一张信用状，包玉刚再拿这张信用状到日本神户银

行贴现，取得 70 万美元的现金。包玉刚再次来到伦敦，用 77 万美元买

下了一艘已经用了 28 年，排水量为 8700 吨的烧煤货船，给它起了一个吉利的名字：“金安号”。至此，包玉刚以一条旧船闯入航运界，开始了他经营海上船舶租货业务的生涯。这年他 31 岁。

然而此时的包玉刚，仍然是航运业的“门外汉”，被当时的一些外国佬门称为“中国海上的旱鸭子”。初下水时他分不清船的左舵、后舵，搞不清船头船尾。但他精力充沛，勤奋学习，迎头赶上，而且他还不断地给自己提出学习和研究的新课题。勤奋的学习使包玉刚无论在航运管理，还是在金融财会方面提高得非常快。

“金安号”的第一笔业务是租给日本一家公司从印度向日本运送煤炭。1956 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政府因战争在苏伊士运河沉船，关闭运河，随之而来船运费猛涨，租船生意兴隆。包玉刚走了好运。然而他仍然坚持低租、长租的稳健方法，虽然船租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和同行业相比仍然低得多。当时航运界里流行“散租”的方式，就是现货现租，跑一趟运输收一次费， 租金变化较大，获利快，然而风险也大。“长租”就是以和约的方式将船长期租给租户，一般租金较低。但能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企业资信水平。当一些人讥讽包玉刚是“初出茅庐的傻小子”时，他说：“我是个银行家，不是赌徒。我不希望尝试濒临破产边缘的滋味，所以我的策略是尽可能减少风险、债务和亏损，避免导致破产的情况出现。

即防患于未然。”事实证明包玉刚的抉择是明智的。到 1958 年底，包玉

刚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已把他的船队扩大到 7 艘，这一成就在当时也是引人注目的。

进入 60 年代以后，包玉刚很快认识到了由于购买许多旧船而产生的经营管理上的困难，于是，他果断地向日本订造新船更换他的旧船。生意一帆风

的第一艘 16000 多吨的货轮“东方樱花”号下水了。从此他的事业又上了一层楼，经营活动范围也从日本扩大到纽约、伦敦，横跨整个北半球。

从 1955 年的一艘旧船发家，包玉刚在短短的 20 年里迎头赶上，成了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第一船主。1970 年，环球集团所属子公司亚洲航运公司拥有30 艘船，总吨位 230 万吨。它的另一个子公司世界海运公司，拥有 37 艘船，

总吨位 350 万吨。同年，包玉刚和汇丰银行建立了世界航运和投资公司，有

船 12 艘，总吨位 250 万吨。1981 年，环球集团达到鼎盛时期，他拥有船只

达到 210 艘，总载重量 2100 万吨，价值 10 亿多美元。

在世界各大洋中，都有环球航运公司的“Ｗ”标志在穿梭往来。包玉刚的船队，无论从船只的数量还是从载重量的总吨位来看，希腊的尼亚克斯、奥纳西斯和美国的路德维克、日本的“三光”都相形见绌，自愧不如。20 年的勤奋创业，包玉刚这只昔日的“中国旱鸭子”终于称霸海上，建立了他的“航运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