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建儒家思想体系

仲尼最后回到鲁国后，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

仲尼为了编著好《易传》，在晚年刻苦研读《易》。时而凝神端详，时而放声读之，时而持笔书写，不久，把《易》精读了一遍，了解了全书的内容；又细读了第二遍，基本掌握了书中的要点；接着，潜心精读了第三遍，更透彻地把握住了《易》的实质。

此后，结合写作与教学，不知又将《易》书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翻去，把串联竹简书的熟牛皮带子磨断了3次，史称“韦编三绝”。

其实，“三”是个概数，表示多次。就是说，仲尼读的那部《易》书的熟牛皮带子被磨断了多次。每次磨断之后，弟子帮助老师用新牛皮带子把竹简串好，继续研读。通过反复阅读琢磨，仲尼对《易》达到了融会贯通，在以前边读边写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编写《易传》。

在编著《易传》的同时，仲尼又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仲尼加以吸收、改造和创新，早期的儒家学派终于诞生了。

儒家学派的目的与功能不外乎道德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个礼制问题。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仲尼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时说：

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见，仲尼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仲尼晚年的事情了。

仲尼自称“三十而立”。仲尼年轻已经以办私学成名，他的贵族后裔身份也得到鲁国贵族的承认。仲尼当初到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并会见了做史官的老子，真正得以系统地接触周官典籍，并全面检讨“周礼”，就始于此时。

在周游列国的14年间，仲尼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从“四十而不惑”至“五十而知天命”，仲尼走向成熟，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时期，仲尼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仲尼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

在仲尼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仲尼顺此前进，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仁”字在仲尼以前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一个从“亲亲”、“尊尊”引申出来的爱有等差的道德观念。

仲尼的“仁”的理论丰富了仁的内涵和外延。仅在《论语》一书中，谈“仁”的条目就有100多处。仲尼的“仁”又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从积极方面讲，要帮助别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从消极方面讲，是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仲尼还提出对执政者个人修养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己正人”，做社会的表率、百姓的榜样。“德治”是治理者的内在德性、人格修养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即所谓的儒家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内圣外王”之学。因此，就有了仲尼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作为教育家，仲尼的理想人格楷模是做一个仁人君子。在他看来，仁人君子不仅要有宏远的理想和对于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而且更要通过长期不倦的自身修养实现崇高的君子人格。

仲尼所说的仁人君子忠于自己的理想，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

仲尼既反对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言而无行，言过其行，要求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干出成绩；又反对顽固不化，盲目蛮干，不撞南墙不回头，明知不对也硬干的作风。要求君子谨慎求实，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言行，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

君子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也必须随时修正错误。要求君子尽量与社会上的各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广泛论述了君子与国君、朋友、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相处的关系，特别强调“礼”对这种关系的约束。

这就要求，对亲族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要厚道，对国君和上级不僭越、不献媚，对下级不盛气凌人和威胁利诱。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去促进别人的坏事。

“中庸”是仲尼的重要理论之一。他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啊！老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庸的意思就是使事物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使事物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永远处于一种统一和谐的境界。

仲尼意识到了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重要性。仲尼看到，在社会生活中，君臣、臣民、官民、列国、父子、夫妻、兄弟等，都是对立的一对矛盾。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统一和谐的关系，彼此的行动都要有一个“度”，超过或不足都会破坏这种统一和谐的关系。

仲尼的中庸学说是一种治国的艺术、处世的艺术和自我修养的艺术。中庸学说推进了礼学的深化，并使仲尼的正名说向前发展了一步。其中心目的不外乎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等级名分，一切都在礼的框架内活动，以求得上下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

除了“仁”这一治国思想外，仲尼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还包括教育和美学两方面的内容。

在教育方面仲尼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仲尼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仲尼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仲尼的弟子子路请教先生：“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

仲尼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着手去做呢？”

冉有也以相同的问题请教先生：“听说一个人的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

仲尼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

公西华看到同是一个问题而先生给出的答复却不同，他觉得不可理解。仔细思索了一番，仍然是想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向先生求教。

仲尼说：“冉有这个人遇事常常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则遇事轻率，常常鲁莽行事，所以要叮嘱他处事慎重。”这就是仲尼因材施教的一极好的例子。

人与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显然处事的方法和结果也不一样。作为一个老师，就要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施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

在美学方面，仲尼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仲尼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做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仲尼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仲尼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儒家思想规定了我国文化的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面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旁注]

竹简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均用毛笔墨书。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至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论语》　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僭越　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器物等，尤指用皇家专用的。表示臣下身居卑位敢于指点君王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犯上行为的谦辞。现在指无权冒用或要求，盗用，非法霸占。可与越俎代庖对照使用。

[阅读链接]

有一次，孔子路过了一个小村庄，村路七岔八岔，一时找不到去路。他看见路旁边，有一个小孩子正蹲在树上。他走到树下，抬起头来，刚要问路，但这个孩子异常淘气，对着孔子撒尿，弄了孔子一身。

按照常理，遇到这事，肯定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可是孔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面色和蔼地对小孩子说：“你从树上下来，我有好吃的东西送给你。”

小孩子一听说有好吃的东西，赶紧从树上下来。孔子果真给了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孔子是多么仁爱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