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天下兴亡之责

古代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发展到明末清初，更加强调经世致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理念，当时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维护一个王朝的政权是君臣者的事，保卫整个国家民族，则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事情。

这句话在人们传习和引用过程中，后被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顾炎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这就得从他的成长和他所处的时代谈起了。

顾炎武诞生于明万历年间的1613年。那个时候，由于明代封建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统辖，先于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来其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王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导致国内矛盾加剧。

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他从9岁起，便不间断地读我国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像《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这对于顾炎武成长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学术上孜孜于进行新的探索，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明显的影响。

11岁那年，他的祖父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他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以至于后来的他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之人。

顾炎武已经是14岁的少年，进入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这时顾炎武在许多同学少年中，交上了一个名叫归庄的好朋友。他们互以名节相砥砺，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随俗浮沉，以致被人称为“归奇顾怪”。

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称得上是优秀之才。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真可说是志同道合。他们还参加了当时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复社，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1639年，27岁的顾炎武又一次参加了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考试，仍遭到了失败。13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他日以继夜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叫《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就叫《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直至今天，对于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顾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清军很快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亡清兴，改朝换代，面对这样的局面，顾炎武为了实现拯救苍生之志，从1645年至1654年的10年间，一直在大江南北考察。后来又下决心远离家乡到北方去。

东汉王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早年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下，曾在北方边地经营农田和畜牧。马援当时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正是顾炎武要效法马援的志趣所在。

1657年春天，45岁的顾炎武从南京返回昆山。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同好友归庄等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莱州府。在这以后的三四年间，顾炎武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山东、河北、北京，结交不愿为清王朝做官的学者，同他们互励气节，研讨学问。

1658年至1659年之际，顾炎武来到古称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区，历抵北京、蓟州、山海关、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关考察了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东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不禁感慨万千，以诗记之：

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襟怀在他同时所写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诗中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

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为东北与华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明代以来，这里更是一个军事要塞，明清代的兴亡，就是从这里揭开战幕的。顾炎武登临山海雄关，凭栏远望，往事历历在目。

1662年，50岁的顾炎武决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至西北去，以便更广泛地求友访学，同时实际地了解那里的国计民生状况。

20多年来，顾炎武刻苦研究古代音韵学的专著《音学五书》，经过历年来反复认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从此，他开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录》的撰写。

1664年初，顾炎武结束在山西、陕西的考察，经由北京绕道河南，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他购置了一份田产，寄居下来。

几年来，在山西、陕西、山东的游历中，顾炎武陆续结交了那里的著名学者傅山、李颙、阎若璩等人。他们与顾炎武志同道合，都成了他晚年最要好的朋友。

顾炎武定居西北，已届垂暮之年，但决心在这里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十分可贵的是，顾炎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主张。

顾炎武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厚民生”。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在这里开垦荒地，而且还亲自经营过垦荒事业。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发展纺织业，主张“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同时从外地招聘纺织工匠前来传艺。

他从多年的实际调查中，了解到西北是发展矿业和畜牧生产的好地方，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曾经写道：

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

他还认为，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生产，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赋税征银制的改革，以便减轻西北以及类似的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他反对赋税不加区别地一律征收白银，主张：

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

顾炎武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一生在各地的实际考察，他不仅把自己的看法写进了《日知录》，而且还专门写了《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等著名政论文章。这些著作，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1682年2月14日清晨，顾炎武似乎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出门去看望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连上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从此便永远起不来了。第二天凌晨，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顾炎武作为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他的大量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他提出并积极实践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旁注]

梁启超　（1873年～1929年）。清代光绪时期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我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归庄　（1613年～1673年）。明末清初书画家、文学家。顾炎武挚友。善草书、画竹，文章胎息深厚，诗多奇气。有《玄弓》、《恒轩》、传世者名《归玄恭文钞》和《归玄恭遗著》。

傅山　（1607年～1684年）。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长于书画医学。著有《霜红龛集》等。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

李颙　（1627年～1705年）。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李颙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颙的著作在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期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

三藩之乱　是指清代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发动的叛乱。其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不仅在经济上是朝廷沉重的负担，而且威胁到清代朝廷。平定三藩，对于清代朝廷来说，是真正完成统一、确立稳定的皇朝统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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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小时候在婶婶的悉心教育下，学了不少的知识，不禁有些飘飘然。婶婶及时发现了这种思想苗头，让他背诵宋代刘基写的《卖柑者言》这篇文章，然后问他这篇文章的意思。顾炎武说，文章揭露了某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华而不实。

婶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点进步就骄傲自满，这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又有什么区别呢？”

顾炎武惭愧地低下了头。从此，顾炎武谦虚谨慎，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