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宏扬——践行楷模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进入极端，一批反对传统儒学的思想家，如吴与弼、王守仁、顾炎武、曾国藩，他们根据自己的感悟，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付诸实施，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新潮。

吴与弼作为明代心性之学开山祖师，他的涵养功夫几乎无人企及。王守仁的教育论述与实践，丰富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内涵。顾炎武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曾国藩则更是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当做事业。

吴与弼的儒学修养实践

宋代之后，理学继续发展，至明代，心学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吴与弼是有明一代心性之学的开山祖师。事实上，没有吴与弼，不会有明代儒学的繁盛和蔚为大观。

吴与弼是继孔子之后的少数几位儒家之一，他的身体力行，他的涵养功夫，尤其是他的躬耕农事，在我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寻不到对手。

吴与弼幼年天资聪慧，与其他的小孩子日常行为很不一样。6岁入学，7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即已崭露头角。16岁学诗赋，18岁习以科举之业。

1410年，19岁的吴与弼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读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对道统的传心之精神颇感震撼和惊动。于是，他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二程”、朱熹的语录，无意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理学思想为己任。

1411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有人故意讥讽吴与弼的迂腐，甚至故意找茬和无事生非，但他均不动心，久而久之，这些乡民反而被他所感化。

中年以后，由于家境日贫，吴与弼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

有一次，吴与弼在割水稻的时候，不小心手被镰刀划出血，然而他并没有包扎伤口，继续如初。这件事反映出他不动心和不为外物所胜的修养境界。

吴与弼在贫苦中学术功力和心性功夫突飞猛进，感悟颇多，每日记于册，多为枕上流泪、彻夜不眠和反复反思的心血结晶。又常梦到圣人模样，其修身功夫已经做到了浑然不露圭角的澄明之境。

由于吴与弼的品德和博学，各地的好学青年慕名而来，或三五结群，或独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而来，只要是有诚心肯学之辈，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

他采用点拨引导的方法，针对每个学生自身的素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又常教育青年从日常事务和平凡生活上做功夫，笃行修心，常入于农事之中，劳累后既学，学累后既游于山泉之中。

吴与弼的学生多为品德优良、德高望重和不求闻达的真儒。比如，娄凉原本是个性格刚毅的人，经过其教化，成为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老师；胡居隐居山中，不入仕途，笃行心学，开余干一派；胡九韶学其师，以孔门贤人之志为志，过着一辈子的清苦生活；陈献章学其师，累次拒绝朝廷的高官厚禄，声名满天下。

由此可见，吴与弼的人格魅力对其学生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反映了他理想人格的永久价值和真生命。

吴与弼经常哀叹宋代末期笺注之书多而支离，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于是不轻于著述。这一点颇像孔子。他留给我们的只有《康斋集》，主要由一些信、日记和诗组成。《康斋集》中的书信，内含其外王思想、治学经验、功夫方法论和修养心得，是不可多得的儒学研究资料。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日记，虽约12000余字，但句句关情，字字珠玑，其观察体验生活之深刻和密切可与《论语》相媲美。而他的2000多首诗更是其具体生活的写真，与书信和《日录》同样的重要。

吴与弼的“治国平天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陈言十事》一文中。该文是答谢当时皇帝的提拔之恩并准许他回家养病而作的；同时，更希望君王能够振兴政治、治理百姓、爱民如子，创造开明政治新局面。

吴与弼认为，君王自身加强德性修养，立圣人之志，广圣人之学，做天地间百姓和官员的人格典范，实乃是先秦儒学的基本信条和原则，希望借人格魅力和示范作用带动、示范政治运作。

吴与弼强调君王要做道德至圣。他以汤武事迹、孔子和子思的言行为例，希望君王不自满，能够日新笃恭，日省自戒，日刻铭以自戒，以进于盛德之地，并将这种至德广博天南地北四方。最后，天下人都尊亲配天，君王带动和示范天下之民的修养道德行为。

吴与弼的敏锐视角在于把握从政过程的基本精神，其开拓性视野值得称赞。其中不仅有儒、道、法三种不同观点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也具有仁德义等价值的永久性魅力。就个人修养而言，吴与弼自19岁偶然接触《伊洛渊源灵》后便大彻大悟，不思功名和仕途之念，以尽圣贤之域，便不断修心性之学以涵养性命。其谈书治学的途径和方法为当时和后世所借鉴。

吴与弼亲身于农耕之中，以体会学问的真谛。由于他早年过于苦读，后来磨难和生命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即读书勿贪功近利，重在涵养消化，玩味琢磨，不断体悟。他认为，读书的基本目的在于反诸身心和涵养身心，以获自得之趣；读书应述而不作，不求闻达，以理义养心，为己治学。不是把读书作为一种工具，而是做一个真正的自适、自得和自我的读书人。

吴与弼以儒学为正宗，兼顾史学、法家等其他学派，也不排斥老子之学，为有明一代开启心性之学。他不仅反复参透朱熹《小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五经为学问德性之本，也参透诸学，反复贯通，不断参验于劳作之中，真正做到一位真儒的风范。

吴与弼认为盛世的形成常常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造成的。他常常游走于江湖之中，遍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他的近1400首诗也很大一部分为旅途诗。在山林水竹和幽雅的环境里，消化正宗儒学；寄情于诗歌之中，以抒其学习之乐苦和参悟之机。

在崇仁县郊的偏僻山村、大山和小溪，常有他的痕迹。他背着自己心爱的古琴，骑着一匹老马，携上自己的儿子和几个学生，或端坐于高山岩石之上，或凝立于山云之中，或授课于绿阴之下，或放怀于绿竹青草中，写几首诗，饮一点酒，弹几首古曲，放出勃勃生机。

崇仁县有着幽深的山林，有古树绿竹，自然环境优美，万物生意，清新可人。其密林浓荫，翠竹含绿，山林寂静，百树争春，四季常青，尤其是东南面山中之境，更是人间最幽处。难怪他总是凝立于竹林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为了亲近自然，参悟天机，他费7年之功，搬家于山深云多处，可见其对自然环境的爱和向往。这样一种融治学于江湖自然之中，甚至是耕作之中的亲躬行为，实乃是真儒精神，也是其修养心性的绝好写照。

为了体验正宗圣贤学问，他抱多病之躯，远离大富大贵，远离都市便利和繁华，亲耕于崇仁县青石桥附近的偏僻之乡。

贫困之时，借米于邻家，雨天之时，屋漏无干处。生活虽然穷苦，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苦和痛，反而安贫乐道，心意泰然，真正地做到颜回的贫中取乐仍不改初衷、舍身取道的达儒精神。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他比其他的儒家更伟大，更亲近。

他常说，不从大患难经历过，难有真学问和真节操。在经历过大苦大难之后，开心性之学，而且他的心性功夫，比孔子、孟子的工夫来得更具体、更实在和更容易躬行。

为了去拜访朱熹的讲学之地，他不畏70多岁的高龄，过赣闽雄关，风餐露宿，冒风雨、顶炎热，入福建；他不仅拜访明代哲学家和教育家陆九渊的祖籍地，还常常亲临此地，参悟儒学。

吴与弼一生的读书、做圣贤功夫、行走江湖、游览、亲耕、养心性，发儒学向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了我国文化教育开始纵向传递传播，使儒学由上而下，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

[旁注]

对句　原指古代诗文中字数相同、文义相对的句子。魏晋时期，文人学士讲究声韵骈俪，对句在形式上渐趋格律化。近体诗兴起后，因称律诗的中间两联即颔联和颈联为对句。也指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

《伊洛渊源录》　宋代朱熹撰。主要记载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及其门下弟子的言行。伊洛指伊川和洛水，北宋时期程颐曾居于嵩县西北，地临伊川。“二程”、邵雍等又都长期在洛水之北的洛阳居住、讲学。朱熹把他们的行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资料。

王守仁　（1472年～1529年），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宋代明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影响广泛。王守仁和孔子、孟子、朱熹并称“孔孟朱王”。

汤武　商汤与周武王的并称。商汤是商王朝的创建者，是儒家推崇的上古圣王之一。周武王姬发是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法家　是先秦时期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等。主张法制，反对礼治。另外，法家在古时候是指明法度的大臣。

陆九渊　（1139年～1193年）。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与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发并称为“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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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曾经在赣闽一带游学，学习传统文化，传播儒家思想。他秉性刚健强劲，以儒家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时刻提醒自己远离丑恶的人和事。

有一次，吴与弼在途中打算在一家旅店投宿。旅店主人见他是外地人，就比其他人多要住店的钱，并说出各种理由，百般索取。吴与弼刚直在心，坚决不给，见旅店主人如此唯利是图，黑心索客，干脆挑起担子，离开这里，冒着星星继续赶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吴与弼刚进不懈和一以贯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