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身经世实践

清代儒学强调经世致用，但达到这目的先要修己修身。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晚期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8年进士出身，自此供职京师。

如何修身，儒家的伦理哲学提出了根本之法，这就是“诚”。按照儒家修己治人的伦理哲学，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诚”则是修身的根本之法。

曾国藩完全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关于“诚”的思想，更多的是从功夫论及其与本体论的结合上论及，不仅将其视为一切事务的根本，而且将它作为修身的基本之道。

曾国藩订立“敬、恕、诚、静、勤、润”六字修身养性之法，认为：

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者，缺一不可。

晚年，他检讨自己的一生，说道：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

真正做到守“静”，并非易事。曾国藩很注意培养守“静”功夫。一天，他读《周易》的“大壮”卦，以及彖、大象，认为正与《孟子》中的“养气章”通。但读爻辞无所得，认为是由于“心粗不入”。随后又复读《周易》仍无得。饭后心杂，灯下拟作题图诗，意欲求工，反不能成一字。

读《周易》无所得，曾国藩反省自己“游思纷至”，同时他又感到守“静”甚难，有时很难克制自己，“不能静坐，只好出门”。

作为一种修身方法，“静”无疑有着积极作用，但这是一种脱离实践的闭门沉思，走向极端也有着流弊。晚年，曾国藩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圣贤之言德行者，名类甚多，“苟以一两字切己反求，皆有终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因此，守“静”也有其反面，须预防矫枉过正。

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修身，儒家提出了克己内省、改过迁善等具体方法，其核心是强调反求诸己，严格反省自己的言行。按照这一修身之道，同时又遵循盈虚交替的天之道，曾国藩时时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严格按着“慎独”的要求，时时自省改过。

一是戒除不诚和虚伪。诚是修身之本，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时常反省自己。

一次，曾国藩与窦兰泉谈，“言理见商”，过后检查自己，“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其原因，“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憍，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为外人，果能益哉？可恨，可羞！”

又一次，曾国藩与冯卓怀、陈源兖等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问题。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而曾国藩“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过后他反省自己“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违背自己所定的戒律，也是不诚的体现。一次曾国藩深夜才归，“违夜不出门之戒”，他因此反省道，“都是空言欺人”。有人曾当面责备曾国藩“伪”，“对人能做几副面孔”，对他触动很深。

曾国藩早年有时好取人悦，言不由衷，事后反省，感到待人缺乏忠信。一天，他与人饮酒，久谈过后也觉不当，“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耶？耻安在耶？”

二是去其好名之心。名实相符，是“诚其意”的要求，曾国藩时时检查自己的好名之心。一天早上，曾国藩忽然“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事后，他痛骂自己“盗贼心术，可丑！”

他每天写自课本，却无改过的实际行动，“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僴之意。”他责备自己“何贵有此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每天做日课，“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克痛湔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除外，他还反省自己的种种言行，均是好名之心作怪。如有时作“无礼之应酬，勉强从人”，其一半原因“仍从毁誉心起，怕人说我不好”。

直至晚年，曾国藩仍时时反省自己的好名之心。如“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他自己认为，“总于由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

三是力戒无恒之弊。立志有恒是克己内省的基本方法，曾国藩非常重视这一点。有一天，曾国藩早上起来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他发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

第二天，曾国藩想到自己已到30岁，颇有感慨，“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他下定决心，“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戒烟后，曾国藩时时警惕，将近一月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今差定矣！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房闼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为了约制自己行事有恒，曾国藩自立志自新，并时时反省。几十多天后，他检查自己，“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因此下定决心，“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其后，曾国藩经常处于反复的思想的斗争中，他给自己订立了每天的课程，但第二天即“晏起”。第三天虽早起，接着“又晏起”，“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无以“自解”，仅“浩叹而已”。

其后多为“晏起”，曾国藩心甚不安，但只是“可恨”而已。有几天，日高三丈，客人已来，曾国藩又晏起，并“无事夜行，心贪嬉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骂自己“直不成人”，责问自己“要日课册何用？”为此曾国藩甚为内疚，甚至“寝不成寐”，感到又“虚度一岁”。

经过反复强行约束自己，曾国藩基本上改掉了早上晏起的毛病，很少再犯，每天坚持读书写字，但有的嗜好却始终难以抑制。

如他的棋瘾颇大，有一天见别人下围棋，便“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他检查自己“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有一天，曾国藩又观人围棋，“凡欲攘臂代谋”，过后又骂自己“屡惩屡忘，直不是人！”

经过强行压抑，有些效果，但又忍不住看人下围棋，“嗜之若渴”，过后他又自责“真下品矣”。

没过多久，曾国藩又与人对弈，过后又自责，“明知旷工疲神，而屡蹈之，何以为人！”后来与人下了几局围棋后，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甚至立下誓言：“如再下棋，永绝书香”。

四是戒除忿气与不敬。曾国藩早年在京时有些偏激，时因小事大发怒气，每次事后他均自我反省。一次，曾国藩与曹西垣、金竺虔等人“语及小故”，“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

过后，曾国藩反省此事，“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同时，他还虚心接受友人的批评，友人曾当面责备曾国藩“慢”、“自是”等。他听后甚为感佩，谓：“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

后来，曾国藩总结平忿方法，即“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

出京治军，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曾国藩尤重视此方面的修养。一次因公愤私忧，“辗转不能去怀”，以致“夜不成寐”。他想到北宋时期哲学家邵雍所谓观物，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周所谓观化，北宋时期理学家程颐所谓观天地，感觉自己应该“须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

五是戒除各种私欲。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对士大夫影响很大，成为他们修身养性的戒律，曾国藩亦时时克治自己的各种意欲。他自己默思，“此心需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并反省自己“利心已萌”。

一天，他“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又想起昨天晚上，“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今天“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又一次与客人谈话，“闻色而心艳羡”，在当天的日记骂自己“真禽兽矣”。曾国藩下决心与过去决裂，说：“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拢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

克除私欲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曾国藩在在立志自新之后，仍有“患得患失之心”。他“憧憧靡己，强为制之，尚觉扰扰，夜不成寐”，自责“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己”。

六是戒除懈怠玩忽之习。在京师那段时间，曾国藩曾一度放松自己，后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悔悟，“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做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直至晚年，曾国藩仍时时警戒自己。有一天他未写奏折，心中非常不安，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应办奏稿，方不误次日发报之期。一念之惰，遂废本日之常课，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于懒也。”

除上述之外，曾国藩在其他方面也时时反省自己。例如，曾国藩力倡勤俭，也能够身体力行，并且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的一个友人给他打了一把银壶，为炖人参、燕窝之用，用了8两多银子。事后曾国藩心中不安，“深为愧悔”。他自己反省说：现在百姓尚食草根，官员也多贫困，而自己身居高位，如此娇奢，深感惭愧，警醒自己“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曾国藩奉行儒家的仁爱之道，这与他平时的修行分不开。一天，曾国藩听说是日某武臣部拟斩立决，应邀同往西市观看。过后，他对自己“欣然乐从”的举动甚为内疚，反省自己“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听取别人的忠告和意见，吸收别人的长处，是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要的修身方法。曾国藩吸收了这一修身方法，积极实践“取人为善”，注重获得“诚意”及修身的方法，请师长、亲友、僚属随时规谏自己，并师法古人或今人的贤者。

总之，曾国藩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旁注]

童子试　也称“童试”，科举时代的资格考试。唐宋时期称“州县试”，明清时期称“郡试”。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和正式参加科举考试。未取得秀才资格，没有功名，还算不得读书人。

邵雍　（1011年～1077年）。北宋时期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谥号“康节”。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西市　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解释为明代刑场名。位于今北京市西四附近，专为处决官吏之用。清军入京后，内城成为八旗驻守的清一色天下，将“西市”移到外城“菜市口”了。晚清时期的曾国藩曾将此地习惯性称为“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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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

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