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戴”总结儒家精髓

继董仲舒之后，西汉时期儒者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有突出贡献的，当属戴德、戴圣叔侄两人，后世称之为“二戴”。

戴德，汉代礼貌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世称“大戴”。戴氏原为春秋时子姓，宋戴公后裔，传至戴德，世居魏郡斥丘，即现在的成安县北乡义村。

戴圣，西汉时期梁国睢阳，即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西汉时期官员、学者，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世称“小戴”。

戴德、戴圣叔侄相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正是冥冥之中的巧遇，加上此后的共同努力，才使他们得以总结概括前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实践，使之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是在西汉元帝时，有一次，著名礼学家戴德回家过年，按传统风俗，腊月三十午后，各家都要去祖茔请祖先回家供奉。戴德来到坟地后，发现每个坟前都有烧纸的灰烬，石供桌旁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抱头和衣而眠，就赶忙唤醒孩子问话。

小孩醒来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官吏，赶紧起来施礼。戴德问道：“你不在家过年，为何睡在这里？”

“奉家母之命，来此祭祖，因赶路疲劳，想稍歇一会儿再走，不觉就睡着了。”小孩答道。

“你祭哪家之祖？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戴德又问。

“我祭戴氏家祖，先父名讳戴行。”小孩指着坟茔说。

戴德一听是兄长之子，真是又惊又喜，忙说：“孩子，我是你的叔叔呀！”

小孩曾经听母亲说有个在朝做官的叔父，今天终于见到了，当然高兴，急忙下跪。

戴德高兴得哈哈大笑，随之询问了一些情况，小孩一一作了回答。

祭祀完毕，戴德带侄儿回到家中。过完年后，戴德将侄儿带到任上，取名戴圣，供其读书。

戴圣天资聪颖，又肯吃苦，进步很快。后于朝廷选贤考试中名列榜首，本应委以重任，但当时汉代规定，一家人不准同时在朝奉君。

戴圣据理力争，陈述了“国家兴旺之道，在于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道理，并辩解说：“我与戴德不是一个戴家人，他是大戴，我乃小戴。”后被录用，与戴德同朝居官。

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西汉朝廷把5种儒家经典著作《易》、《尚书》、《诗》、《礼》、《春秋》作为学校讲授的主要内容，这5种著作即称为“五经”。汉武帝还为此专设五经博士进行讲授。

在这之后，解说五经者越来越多，但也出现了经越说越细碎，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使学员不知所从。为此，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于石渠阁亲自主持御前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

“二戴”作为礼学专家，将古今记述、论述解释礼仪的文章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编成《礼记》一书。

本书内容主要是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中的《大学》有两个版本体系：一是古本《大学》，即戴德、戴圣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原文；二是后来经南宋理学家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

《大学》从成篇直至北宋儒学复兴之前的千余年间，作为经学化的《礼记》中的一篇，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此间虽有郑玄为之作注，孔颖达为之作疏，却都是并《礼记》而行。虽然如此，《大学》所秉承的往圣先贤德性伦理政治之道，却并未中绝。

事实上，在“二戴”按次排序完成古本《大学》之前，远古先民就已经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二戴”正是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源远流长的大学之道进行了概括。

据《尚书·虞书·尧典》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帝尧，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

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的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由此可见，帝尧修德行仁的从政方式。而帝尧的后继者们，同样遵循先贤道统：

舜慎重地赞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顺。舜在明堂四门迎接四方宾客，四方宾客都肃然起敬。

大禹强调君主能重视做君主的道理，臣下能够重视做臣下的职务，政事就能治理，众民就能勉力于德行了。

商汤不亲近歌舞女色，不聚敛金钱财物。勉励品德之人给予官位，勉励功绩之人给予奖赏。任用别人就像任用自己一样深信不疑，改正过错后就无遗憾。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对亿万人民明确地显示了诚信。

周文王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周武王完成了周文王的事业，不敢丢弃周文王的善德，谋求顺从周文王宽容的美德；周公同心同德辅佐天子，考察记载成绩突出的人，用自强不息的道理来训诲下级官员。官员们敬天顺民、恒守常法，安抚百姓，用德政给人民带来富足与安宁的生活。

这种源远流长的德性政治实践传统，被“二戴”以前的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概括为理论性教言，从而凸显了从内在成德到外在立功之先后次序的记述和论说。

以《大学》为儒学进路的从主体终生不辍的德性修养到由近及远地成就其社会政治事功的大学之道，乃是儒家先贤之垂范而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这恰恰就是由“二戴”《大学》所经典表述的大学之道得以形成的深厚思想资源。

“二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人修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选择离群索居是不可取的。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价值逐渐实现的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的义务。

2000多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崇高的指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铸造了强健的人格心理，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旁注]

戴德　西汉时期梁国睢阳人，郡治现在的河南商丘，汉代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作《大戴礼记》。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也叫“太傅《礼》”。

戴圣　西汉时期梁国睢阳人，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任九江太守，今本《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

石渠阁　阁名。西汉时期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石渠阁由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萧何收集秦代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水围绕阁四周，对防火防盗十分有利。

德性　道德品性。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语出《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事实上，“德性”一词在道德思想史上颇受争议。其确切定义、种类，及道德经验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争论的焦点，都表现为强调道德主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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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至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礼记》。

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